《中庸》是“四书”之一。作者子思，是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孟子的老师。《中庸》全篇讲从政、讲修身，强调为政在得人，从政先修身，修身需明善，修身当守诚。千年经典，如今读来，仍不无启示和借鉴。
一
《中庸》中专门讲从政的是第二十章。以鲁哀公问政、孔子作答开始：“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这一段话，直接阐述了“为政”与“人才”的关系。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为政唯在得人。可见人才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这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对于执政者来说，要执行政策，巩固统治，必须依靠人才，依靠“仁”才；而对于个人来说，要从政，就必须成人，成为“仁”才。什么是仁？《中庸》指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就是爱人，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并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把这种爱人之心推己及人、推而广之，“大爱爱于天下”，“大孝孝于天下”，这就是义。“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把仁爱之心推而广之，把爱自己的仁人之心推己及人，就是尊贤，就是“嘉善而矜不能”。所以，为政之要在得人，成仁的关键在修身。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如《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更直接指出，“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千百年来，都是“行德则兴，背德则崩”。德为官之魂，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而从政者必修身而后立德。我们今天也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道理是一样的。
至于如何修身，《中庸》中说：“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才能知人；知人，才能事亲；事亲，才谈得上修身。那么，知天，是指知天之达道，知天之达德。“天下之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达道”是“君臣（上下级）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道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五者，是五种不同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五种关系，也就是“五伦”。修身，就是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不注意、不在乎这五种关系，处理不好这五种关系，就不能修其身，不能从其政。春秋时，齐桓公的三个宠臣易牙、竖刁、开方，为了邀宠，或者对父母不孝，或者对妻不亲，或者对子不爱，做出违背人伦的事，最后危害国家，导致齐国国力衰微。这是历史上为政者取人不重人伦的沉痛教训。山西孟津等地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把是否孝敬父母、善待配偶作为重要的标准，也体现了对干部人伦道德的重视。
怎么才能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呢？这就要坚持三项原则，即天下之三种达德：知、仁、勇。什么是知？什么是仁？什么是勇？《中庸》指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按子思的说法，修身就是要好学、要力行、要知耻；知道这三种达德，就知道如何修身，从而知道如何去教化百姓；知道如何教化百姓，就可以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紧接着，《中庸》指出治理国家的九项原则，即：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这九项原则的意义，《中庸》作了这样解释：“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这九个方面对国家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政治、教育、军事等方面基本上都讲到了，而又把修身摆在首位，足见修身是前提，是根本。
至于如何实现这九项原则，《中庸》也作了概括性说明：修身就要“非礼勿动”；尊贤就要“去谗远色”；亲亲就要“尊其位”；敬大臣要善于“任吏”；体群臣要“忠信”；子庶民就要“时使而薄敛”；来百工就要“日省月试”；柔远人就要“嘉善而矜不能”；怀诸侯就要“治乱持威，厚往而薄来”。
二
接着，《中庸》又换一个角度来讲治理国家的道理，是从反面来论证的。“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用现在的话：如果不明白善道，不辨美丑、不分善恶，就不能使自身真诚；不能使自身真诚，就不能孝顺父母；不能孝顺父母，就不能取得百姓、同事、朋友的认可和信任；不能取得百姓、同事、朋友的信任，就不能获得组织、领导的信任，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行政，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段话，实际上是要求人重视修身，明白三“达德”、五“达道”。如果不能“好学、力行、知耻”，就不能处理好五种人际关系（上下级、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就不能得到百姓的认可，不能得到组织的信任和重用，从而也就无法实现政治抱负。可见，修身还是根本。而修身就要懂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要分清是非、善恶、美丑、荣辱。不分美丑、不辨善恶、不知荣辱，就谈不上修身。
那么又如何明善，如何分美丑、辨善恶、知荣辱呢？《中庸》提出的方法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值得注意的是，《中庸》讲的学是博学，问是审问，思是慎思，辨是明辨，行是笃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真做，而不能只是做做样子：“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辨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学、问、思、辨、行，都要有恒心、有毅力，不达目标绝不放弃、绝不罢休。别人比我聪明、能干，我也不嫉妒、不气馁、不灰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只要有这种恒心、这种诚心，就能学有所能、问有所知、思有所得、辨有所明、行而能笃，就能“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做到这些，才能为从政当领导打好基础。
事实上，《中庸》不单是第二十章讲为政，通篇都讲为政，通篇都讲修身，并把为政与修身结合起来阐述。修身是为政的前提、条件，修身首先要明理，要明善恶、辨美丑、知荣辱，这就是《大学》中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就是研究事物的道理，就是要知天之达道、达德，就是要懂得三“达德”、五“达道”。这样才能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修身不仅要“明乎善”，还要守其诚。《中庸》对“诚”讲得很多，第二十一到第二十六章主要是讲诚，第二十、第三十二章也讲到诚的问题。诚，就是不自欺、不欺人，也不被人欺。诚才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才能“择善而固执之”。做到“至诚”，才能“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共参”；“惟天下至诚为能化”；“至诚”才“可以先知”，“至诚”才能“如神”；诚己、诚人，才能做到仁、知，所以，君子“以诚为贵”。因此，修身要明善、要守诚。
三
一句话，从政当领导，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开始，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尤其要把这种真诚的爱推己及人，推而广之，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说，修身才能亲亲、才能尊贤，才能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这样由近及远。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为政之道、治国之道、天下之道。
应该看到，这种道存在于人心中，是平常之理，也并不深奥，一般人都可以懂得；但是，“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也”。这种道做起来并不难，一般人也能做到，但“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也”。意思是要做好、要坚持并不容易，往往会“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过犹不及，都不是中庸。可见，天下之道、治国之道、为政之道、君子之道，要达到中庸确实是很难的。《中庸》说了这样的难：“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君子依乎中庸，循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之道、治国之道、为政之道、君子之道，就是中庸之道。“中庸”的含义，用程子的话说，就是：“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至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首章就开宗明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也好，中和也好，都是指适合、适中，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不偏不倚，合乎礼义。
坚守天下之道、治国之道、为政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要求君子不能“半途而废”，要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求君子“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样，君子才不会像小人那样“行险以侥幸”，而是“居易以俟命”；要求君子“居上不骄，为下不悖”，“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如果不能坚守中庸之道、君子之道、为政之道、治国之道、天下之道，而是“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不能“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能像舜那样“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择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不能像颜回那样“择乎中庸，得一善而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就会“灾及其身者也”，就难以做到“寡过”。
所以，天下之道、治国之道、为政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本诸身而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所以，君子能够“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无厌”；君子能够“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
所以，“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微之显，知风之自，可与入德矣”。
所以，君子“内省而不疚，无恶于志”，“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赏而民劝，不怒而威于钅夫钺”，“笃恭而天下平”。
特别是那些坚守天下之道、治国之道、为政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的至圣，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那些至诚，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这样的至圣、至诚，在子思看来，是尧舜、周文王、周武王、孔子等人，他们“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貉；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新照，霜露所坠”。
这就是《中庸》一书的主要意思。谈修身，讲从政，说治国平天下。修身是起点，为政是中心，中庸是原则，真诚是关键。为政要修身，为政、修身要真诚，要坚守中庸，中庸是修身、为政的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就是一篇政治哲学论文，就是一本“领导科学”的教材，一本政治伦理学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