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快乐，是人之本性。可以说，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快乐，即便是清教徒、苦行僧，也是为求来生快乐。只是，快乐有层次高低、时间长短、范围大小之分，追求快乐的方法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有五个需求层次。每获得一种层次的满足，就有一种层次的快乐；每会享受到一种更高层次的满足，就会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快乐。马克思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最高层次的快乐。儒教与佛教、基督教相比，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主张积极入世，不讲来世、来生，所以儒家是入世哲学，讲究实际和现实，而不像以往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不讲物质利益，主张过苦行僧的生活。相反，与佛教强调苦修、离苦而得乐不同，孔子不主张苦修，而讲究快乐、追求快乐，追求学习的快乐、修道悟道的快乐、生活和工作的快乐。现代人疯狂追求物质利益，财富大大增加，物欲得到了很大满足，好似得到了口腹之乐、肌肤之乐。事实上，很多人心理上并不快乐，他们追求的东西得到了，但却往往失掉了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身边，在你的生活中。关键是你是否懂得体会它、把握它、适度地享受它。《论语》中讲孔子之“乐”的内容不少，今天读来，对我们追求快乐人生仍有积极意义。
确实，快乐是时时处处存在的。从不同角度看，可以有各种不同之乐。比如，有君子之乐与小人之乐，或者说有健康、高雅之乐和消极、低俗之乐。在《季氏篇》中，孔子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意思是，以礼乐规范自己为快乐，以称赞他人的好处为快乐，以多交贤德的朋友为快乐，这是有益的快乐；以骄奢**逸为快乐，以游**无度为快乐，以吃吃喝喝为快乐，这是有害的快乐。《论语》中还有：“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篇》）意思是，君子和而不同，容易相处共事，但他凡事有自己的原则，不易被取悦，且能根据各人的才能特长用人；小人正好相反，不易合作共事，但却容易被取悦，给一点小恩小惠就能使其快乐，用人时，却十分苛刻。这也是君子之乐与小人之乐的不同之处。孔子追求的是君子之乐，是有极高修养的快乐。而小人之乐“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篇》）。一个人成天患得患失，有何快乐？
又比如，有仁者之乐与知者之乐。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篇》）还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篇》）只有不忧、不惑、不惧，为人坦坦****，才能快乐，但仁者之乐与知者之乐，还不完全是一样的。
又有贫穷之乐与富贵之乐。子贡问孔子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学而篇》）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篇》）这里的“贫而乐”是指安贫乐道，不应该片面理解为孔子以贫穷为乐。相反，孔子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泰伯篇》）。国家积极实行富民政策，提供各种便利和补贴，但你好逸恶劳，不想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富起来，应该感到羞耻。当然，孔子也认为，“邦无道，富且贵”（《泰伯篇》）是发国难财，也是可耻的事。孔子以贫穷时能够坚守道德为贵，肯定“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体现了一种高洁的志向和品德。所以，孔子说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篇》）；孔子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篇》）至于富贵之乐，只要手段正当，财富来路明，“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篇》）。这样合法、合理、合情的“富而乐”，孔子非但不拒绝、不厌恶，反而尽情享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孔子在衣食住行方面是很讲究的。比如，孔子说：“唯酒无量，不及乱。” （《乡党篇》）
纵观《论语》，孔子对快乐的看法和追求，从重要程度来看，次序是这样的：
第一，讲究和追求学习、求知的快乐。《论语》开篇第一章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三句话都是讲学习、求知之快乐。第一句直接谈学习之乐，即学仁之乐。在学道求知中，经常温习，就会不断有新的领悟和收获；付诸实践，取得成功，又验证了所学的道理，那是极为快乐的。第二句谈与朋友切磋学问之乐，即辅仁之乐。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共同切磋，达成共识，获得启示和新知，那也美不胜收、乐不可支。第三句自寻之乐，修道、悟道的快乐，即安仁之乐。与朋友切磋、交流学问，自己的主张、见解虽然没有得到认同，谁也没有说服谁，暂未达成共识，没有必要愠怒，更不要搞得不欢而散，而应求同存异，保留各自的见解。又何尝不是一种君子之乐？总之，儒家重视、讲究求知、学问、实践带来的快乐。孔子曾说，对于知识、学问、道德，“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篇》）。今天，我们讲以崇尚科学为荣、以诚实守信为荣，实际上就是以追求真理、美德为荣为乐。
第二，讲究和享受日常生活的快乐。孔子和他的弟子对学习讲究快乐、有趣，对生活的态度同样泰然乐观。《论语·述而篇》记载了孔子轻松怡然的家居生活。“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平时孔子在家闲居时，十分舒展，让身心完全放松，显得愉悦快乐。他虽然很有政治理想和抱负，曾周游列国进行宣传，但终究没有被任用，理想未能实现，但他能顺时应变，转而整理诗书、教授学生，成就自己的人生。所以他能“不忧不惧”，“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坚信“知我者其天乎！”即使没有被理解，他也能保持平常心态。日常生活也是一样，有条件就讲究一点，衣食住行方面追求精致一些，并能做到富而好礼；困难时也能够随遇而安，贫而能乐，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篇》）。孔子也能身居陋地而为乐。《子罕篇》中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是不容易的，因为“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里仁篇》），有仁者才能以平常之心对待生活，穷困时泰然处之，像《中庸》中说的那样：“君子居易以侍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第三，讲究道德修养的快乐。孔子为什么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篇》）？因为他认识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篇》）。所以，当只有粗食淡水、弯起胳膊做枕头时，心中仍无凄苦。面对苍天，仰依大地，远山隐约，白云飘飘，其乐无穷，真似悟道真人。可见，其道德修养有多高。孔子还肯定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子罕篇》），是赞扬子路之乐，实际上是孔子自己心境的写照。今天有些领导干部在跟商人交往时，看到他们穿名牌服装、出手阔绰，就心理失衡，干出贪污腐败之事。这正是修养不高所致。为了追求道德的完善，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篇》）。何以能达到贫而乐，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在于孔子致力于道的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达到了仁者爱山爱水、静动自如的境地。因此，可以久处困约，长处快乐。当然，孔子并不是安于贫而不求富贵，贫而乐并不是安于贫，而是求义之富贵。正如《周易·文言》所说：利者义之和也。富贵要合乎道义，合乎道义之富贵，何乐而不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自然乐在其中了。
第四，讲究结贤交友的快乐。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篇》）还说，“君子乐多贤友，乐道人之善”，说的都是交友之乐。交友，当然要交贤友、仁友，“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篇》），“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篇》）。在交友中，孔子“见贤思齐”，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篇》），而且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篇》），所以能“远怨矣”，故快乐常伴。如果他人有本领、有特长，我特别高兴，好像自己具有一样，丝毫不嫉妒。正如《大学》中所说：“他人有技，若己有之，其心好之。”在与人交往中，孔子总是表现出对别人的尊重，显现出愉悦的神情。“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私觌，愉愉如也”（《乡党篇》）。孔子与他的弟子，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十分融洽和谐。古人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一大乐事。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自然乐不可支。所以，孔子的一生又是很成功的。虽然他从政时间很短，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未得到实现，但他通过他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而且流传千古。所以，孔子被称为“素王”。
孔子追求快乐人生，但不主张过度快乐。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儒家主张适度、适中，中庸，过犹不及。孔子评价“《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八佾篇》），所以在编《诗经》时，把《关雎》放在305篇的首篇，充分说明孔子是主张中庸、中和的。孔子曾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说：“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宪问篇》）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篇》）孔子感叹说：原来是这样！“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正是对适度快乐的注解。
孔子之乐，不单是一个人之乐，而是主张共同快乐。“仁者爱人”，正是力求共同快乐。孔子对他的学生闵子骞说：“以与尔邻里乡党乎！”（《雍也篇》）要求闵子骞把多余的粟给邻里乡党，让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快乐。孔子还说，为政者如果对老百姓“择可劳而劳之”（《尧曰篇》），老百姓就不会怨恨，就会快乐。关于这一点，后代儒家有很多发展。孟子说过：“独乐乐，莫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莫若与多乐乐。”意思是一个人快乐，不如同别人一起快乐；少数人快乐，不如众人一同快乐。孟子又说：“乐民之所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所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说明与民同乐之重要。到了宋代，范仲淹更是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慨叹，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普世普惠普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