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1918—1970），原名吴承淦，浙江吴兴人。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我们夫妇之间》是萧也牧写于1949年秋的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于1950年1月出版的《人民文学》上。小说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作者本人也受到严厉的批判，此后从文坛上消失，“**”中被残酷迫害致死。
小说主要写一对被誉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的夫妇，进城后两人关系如何出现了裂缝以及这裂缝最后获得修复的经过。当生活在山沟里时，“我们夫妇之间”虽然“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的工作性质是那样的不同……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但进入北京城后，却不停地闹起矛盾和对抗，以至于“我曾怀疑到：我们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下去”。原因是“我”与“妻”面对城市生活的不同的态度。知识分子出身的“我”面对城市生活表现出亲近和“很大的喜悦”，而老根据地劳动英雄出身的“我的妻”则对城市表现了近乎本能的抵触、厌恶。小说用很大的篇幅来写“我的妻”进城后的性格和心态：“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么冷的天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嘴唇血红红，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得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攘攘，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而“我”则看不惯“我的妻”从生活方式到言谈举止的许多农民的生活习性，比如满口粗话，不顾场合大声嚷嚷，甚至连穿衣、走路的姿势也“土气十足”。
作品实际上涉及当时相当敏感的两个层面的问题，即执政党干部在接管城市后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冲突；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及知识分子自身思想改造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妻”（张同志）和“我”（李克）分别代表着这互相冲突的两种文化力量。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并没有以流行的阶级论来简单地处理“我”与妻子之间的冲突，“我”与妻子最后矛盾的和解不仅因为“我”被妻的政治热情、革命干劲、心地善良所感动而进行了自我反省（这几乎是当时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作品的一种叙事惯性），同时也是因为“我的妻”在城市文明的熏陶下也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粗话没有了，“见了生人也显得很有礼貌，最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逢到集会、游行的时候就穿上了”。小说最后写到和好如初的“我”和妻子站在屋顶的阳台上的情景：“一朵白云，在那又高又蓝的天边上飞过……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微风拂着她那蓬松的额发，她闭着眼睛……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不难看出这段文字充满了当时忌讳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事实上只是在政治上认同妻子，在生活品位上依然保持了自己的趣味，并且还正在用这种趣味同化妻子。这无疑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定位大相径庭。
从城市文明与农民意识（乡村文明）的冲突这一视角来看，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农民战争）无疑使乡村文明奠定了其稳固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此1949年以后执政党非常重视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并赋予其浓烈的阶级斗争意味。60年代被主流意识形态竭力推崇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是“不是我们改造南京路，就是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而“我们”进占城市的目的当然是要改造城市而不是被城市所改造。这篇作品问世的1950年正是这种改造全面启动的时候，但《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我”作为旧城市的接管者和改造者，居然对妻子立志改造旧城市的精神和决心颇有微词：“今天她来到城市，这城市所遗留的旧习惯，她不妥协、不迁就，她立志要改造城市！但是在我看来有些地方她就显得固执、狭隘……甚至显得很不虚心了！”而作品在叙事层面显然又没有对“我”的这些错误观点进行明确的批判，甚至还用城市的生活方式来改造妻子。这已然表现了对城市文明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认同。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笔致富有情趣，不无幽默感，具有较强的日常生活气息，例如“我”与妻子在小馆子吃饭的细节描写、妻子在机关舞会出洋相的场面的叙述，都具有一种质朴、生动的真实感。
由于小说触及一个当时普遍存在却又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也由于作品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发表后反响很大，并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警觉，随即发动了对小说和作者本人的猛烈批判。文艺界的领导人物丁玲和批评家陈涌等都写了批判文章。1951年6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了《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在“编者按”中说明这是“读者李定中”的“来信”。这篇“读者来信”以一种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大众的口吻，对《我们夫妇之间》和萧也牧本人进行了责骂。“来信”认为小说对妻子的描写是在“玩弄人民”，而对生活细节的刻画则是“低级趣味”，至于萧也牧本人则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并强调：“作者萧也牧同志也有爱，就是爱《我们夫妇之间》里面的那个李克。作者并没有真的批评了李克的缺点和他的低劣品质，也没有真的要李克改造；作者只要李克的爱人——就是女主人公——改造，所以胜利的还是原封不动的李克，‘有文化’的李克。”实际上这篇“读者来信”和“编者按”都出自当时《文艺报》主要负责人之手。假“读者”之名进行批判是为了表明广大“工农兵”对小说和作者的憎恨。
还须指出，《我们夫妇之间》是当代中国最早触及城市生活和城市问题的小说。发表于“当代文学”起点时期的这篇小说和紧接着展开的对小说的批判，已预示着“城市”和“城市文学”的消失。以农村改造城市还是以城市改造农村，这在当时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对小说的尖锐批判，则意味着“正确的方向”是以农村改造城市。实际上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城市已经被改造得不再具有城市的功能、品格，在精神上甚至更有农耕文化的色彩。此为大陆当代文学反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开始恢复生机，城市文学才开始重现。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兴，祖籍安徽，生于南京。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创作。曾因《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小说知名于文坛，1955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80年代初得到平反。这一时期主要的作品有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初雪》等，另外还创作有剧本《迎着明天》《英雄母亲》以及散文报告文学集《板门店前线散记》等。
《洼地上的“战役”》创作于1953年11月，是作者到朝鲜战场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写成的。小说因写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驻地的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朦胧的爱情而招致强烈的挞伐（这几乎是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的重演）。虽然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的异国恋情是一个不小的禁区，但小说的叙事并没有越出“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既定逻辑，比如王应洪对私人情感的克制甚至拒绝、在战场上的英勇以及最后的牺牲，金圣姬在他牺牲后“化悲痛为力量”的表现等，都十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这篇小说最“出格”的地方（其实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不仅在于对题材禁区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作者在革命战争“宏大叙事”的间隙，花很大的笔力去关注个人的命运，关注战争中的个体鲜活的感性经验。作者始终坚信战士个人的生活与革命的正义战争事业是相一致的，[5]个人对世俗幸福的怀想、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同样可以成为战场上顽强杀敌的动力，“他（王应洪）怀里揣着那一条绣花手帕，这也才是他的明朗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课。他的慈爱的母亲在贫苦的童年生活中给了他的许多温暖，这绣花手帕又给他带来了他所不熟悉的模糊而强大的感情，他现在要代表母亲，也代表那个姑娘……为祖国也为世界的和平而战……”而班长王顺“在敌人阵地上的小沟里，清楚地看见，那扎着两条小辫子的、认得一百二十一个字的小姑娘（他的女儿——引者注）在他所耕种过的田地边上跑过，还背了一个小书包……”
对个体感性经验的关注必然使叙述者格外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路翎一向擅长驾驭人物内心搏斗，表现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相对于他早年的作品，这篇小说心灵的空间已显逼仄、拘谨，但在这一时期依然显得很突出。小说采用类似意识流的手法来表现王应洪和班长王顺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作品中有许多瞬间、朦胧、片段的思绪，显得感伤而又温情，呈现出在单调、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人的心灵的丰饶与美好。尽管从表面上看王应洪在个人情感与部队纪律的冲突中过于单纯地认定自己情感的非法性，当他看到金圣姬偷偷地塞在他军服口袋里的袜套和绣花手帕时，虽然“顿时心里起了惊慌的甜蜜的感情”，但第一个念头还是汇报给班长，后来班长王顺让他留下这些东西时，他坚决拒绝了。但这只是在意识层面上的心理活动，不久叙述者便巧妙地通过王应洪的梦境表现他潜意识中的内心世界。当他因极度疲劳在潜伏的阵地上迷迷糊糊地睡着后，他便进入这样的梦境：
母亲在摇着纺车；仿佛是病了，母亲在守护着他……忽然地金圣姬跑了出来，问他：“我的手帕你留着啦？”他说：“留着啦。”这时朝鲜姑娘们一起围上来了，赞美地看着他胸前的国旗勋章，欢迎他唱歌，他很慌张，想要躲藏。金圣姬说：我代表他吧！于是舞蹈了起来，她不是在别的地方舞蹈，而是在北京，天安门前舞蹈，跳给毛主席看。母亲和毛主席站在一起。舞蹈完了，金圣姬扑到母亲跟前，贴着母亲的脸，说：“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呀！”毛主席看着微笑了；毛主席并且也看了看他，对他点点头，他也没有忘记敬了一个礼。
母子团圆，爱情美满，共享天伦，这已然是王应洪内心深处对于世俗幸福的全部憧憬，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得到至高无上的领袖的允诺，获得了合法性。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变相的满足，它真实地反映了在强烈的政治宣教和严格的军事纪律背景下一个19岁的年轻战士真实的内心世界。
除了王应洪的形象外，班长王顺的形象也很动人，富有浓厚的人情味。作为王应洪的直接领导，他并没有因为王应洪与金圣姬之间朦胧的爱情而责备王应洪，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比王应洪本人更加呵护这场注定是悲剧的爱情：“他替这个不论从军队的纪律还是从王应洪本人说来都没有可能实现的爱情觉得光荣，于是，他觉得他拖着王应洪在山沟里一寸一寸地前进，除了为了别的重大的一切外，也是为着这姑娘……于是他觉得他是对她负有一种他也说不明白的、道义上的责任。……他觉得他真是甘愿承担战争里的一切残酷的痛苦来使她获得幸福。”他还自作主张让王应洪留下姑娘送来的绣花手帕和袜套，甚至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也不忘折一枝战地上的金达莱花让王应洪带给姑娘。王应洪牺牲后，他又带着染有王应洪鲜血的绣花手帕去看望金圣姬，为这个善良的朝鲜姑娘送去温暖的慰藉。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到，这篇小说与当时的文学模式的冲突之处主要在于对志愿军战士精神境界的表现上，当时众多的批评文章实际上都聚焦于一点：“在作者的笔下，志愿军兵士们的精神生活的境界和他们高贵的品质、高度的阶级觉悟与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行为是怎样的不相称。”[6]朦胧的情爱、感伤的思绪、对个人世俗幸福的缅想，这些“私心杂念”无疑是对“最可爱的人”的一种歪曲。而事实上正是这种“歪曲”使作品具有了同时代作品所不多见的人性的真实。
20世纪50年代初，对《我们夫妇之间》和《洼地上的“战役”》这两篇作品及作者的严厉的批判，说明当时文艺方向的掌管者对稍稍敢于偏离“方向”的作者必定给予迎头痛击。这无疑强化了那种极不合理的主流模式，对其后的创作产生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