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本时期的中篇小说创作是很薄弱的，较有影响的只有孙犁的《铁木前传》、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柳青的《狠透铁》、刘澍德的《归家》、康濯的《水滴石穿》、方纪的《来访者》等有限的几篇。孙犁的《铁木前传》无疑代表这一时期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我们将在本章的第四节介绍。这里选择《归家》《水滴石穿》《来访者》作些评析。

刘澍德（1906—1970），吉林永吉人。主要作品有小说《桥》《归家》等。《归家》问世于1962年，是作者计划写的长篇小说的上部，后也被作为中篇小说看待。主人公李菊英从省城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龙竹村，准备用所学的知识服务于家乡农业生产。生产队长朱彦恰是她少年时青梅竹马的恋人，后因双方家长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不同选择而使婚事告吹。现在菊英回来了，许多矛盾纠葛便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从创作初衷而言，感情纠葛显然不是要表现的主题，只是一条带动情节的主线，但作品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却成了“不是爱情故事‘融合’于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融合’为爱情故事”[3]。虽然作品设置了一些反映“大跃进”时期农村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事件，但并未排斥对主人公情感纠葛的表现。这也正是《归家》与同时期反映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不同之处。尽管对主人公情感世界的表现也没能摆脱“放弃私人情感选择革命事业”这一当时流行的叙事模式，但个人情感尚还有自身的空间，尤其是菊英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比较细腻、真实，如她醉酒后对朱彦失态的发泄和倾诉、她的日记，以及她参加完女伴的婚礼回到住处时产生的幻觉、梦境等细节，真实地表现了一个知识女性丰富、复杂、曲折的情爱心理。在表现人物强烈的情感冲动时甚至涉及双方身体的接触。小说大胆生动的爱情描写事实上和它写作的年代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有关。这篇小说在当时被当成爱情小说，在受到读者喜爱的同时也受到了“流露低级趣味”“格调庸俗”“恋爱至上主义”等批评，一度引起热烈的讨论。

康濯（1920—1991），原名毛季常，湖南湘阴人。主要作品有《我的两家房东》《水滴石穿》等。《水滴石穿》是其代表作，发表于《收获》1957年的创刊号上。故事发生在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农村，主人公是村里的劳动模范申玉枝。小说除了表现申玉枝如何带领大家坚定不移地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外，还有另外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这便是她的个人生活。申玉枝是个年轻漂亮的寡妇，围绕她的爱情纠葛，作品揭示了乡土社会、执政党基层干部身上的封建意识，还尖锐地批判了某些农村干部的流氓行径。相对于作者过去的作品，这篇小说的确如作者自己所说“在揭示现实生活错综复杂的矛盾方面”作了一些大胆的尝试。[4]尽管小说对农村生活的描绘总体上的“欢乐”基调与“光明”的结局都带有粉饰太平的痕迹，但是相对于同一时期作品中作为“先进模范”的正面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篇小说最值得一提的是对申玉枝独特的性别境遇的揭示。她除了要面对与男性“先进人物”相同的各种工作上的困难外，还要面对性别身份带给她的种种困境。丈夫“牺牲”多年，她孤身一人拉扯孩子。作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模范人物，她甚至不能有重新寻找幸福、自由选择爱人的权利，因为莫须有的“作风问题”，她一直不能入党并时时受到流言的中伤；村长张山阳利用职权不断纠缠、骚扰她，最后竟然深夜潜入她家中企图强暴她。小说真实、细致地刻画了申玉枝内心的痛苦和对幸福的憧憬，以曲折的笔致，含蓄地写出了申玉枝的性心理。漫漫长夜里如泣如诉不绝于耳的泉流、剥了一地的玉米粒……这样的描写在当时实不多见。小说另外一个值得称道之处便是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描写：泉水叮咚、绿树环绕、野花烂漫的村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一年一度元宵“打社火”的乡俗；山道田头过往客商及村民们闲谈、嬉闹……无不透出乡村日常生活气息。小说发表后产生热烈的反响，曾准备改编成电影和话剧。但不久便受到批判。

方纪（1919—1998），原名冯骥，河北束鹿人。著有《方纪文集》。《来访者》是方纪写于1957年年末的作品，它的取材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显得比较独特，表现的是带有艺伎色彩的鼓书艺人的生活。小说叙事视角也很奇特，有两个叙事人：主人公康敏夫和“我”。在康敏夫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大学生康敏夫爱上年轻漂亮的鼓书女艺人，虽然在新社会，但她却依然没能摆脱“妈妈”的控制，康敏夫热烈的爱情使她燃起对新生活的希望。当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终于摆脱“妈妈”的控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时，却发现幸福并非像他们先前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康敏夫骨子里瞧不起鼓书艺人的生活，他不能容忍自己所爱的人再到“园子里”抛头露面：“你所渴望的、心爱的、只属于你的东西，被所有的人爱上，喜欢——你怎么想？”而妻子却无法割舍观众与舞台，她终于无法忍受精神的折磨，带着身孕不辞而别，又回到舞台上去过独立的、不依附任何人的生活。她走后康敏夫一蹶不振，生活日益颓唐。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包含了很丰富的意蕴，比如关于女性独立、关于**的道德伦理观念等。但显然这样的一些主题意向在那时都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甚至不具有合法性。为此小说叙事又安排了另一个叙事人“我”的视点，通过这个视点交代女主人公离开康敏夫后如何在组织关怀下幸福生活，从而歌颂带给女主人公新生活的新社会。同时通过这个视点，这个悲剧故事还被直接植入1957年的政治斗争语境中，康敏夫被叙述成一个极端自私、狭隘、玩弄女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和那些右派分子在精神上是多么相像”。这样的人最后的结局当然只能是“劳动教养”。尽管作者用心良苦地为小说涂上了一层“左”倾的保护色，但这个作品发表以后还是无法逃脱被批判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