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台港小说界，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艺术风格，均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

苏伟贞、朱天心在这一阶段创作了系列展现“外省人”处境和心态的“眷村小说”。所谓“眷村”，乃国民党迁台后为其带有家眷的中、下层官兵提供的住所，少则几家几十家，多则成百上千家聚落为村而得名。“眷村小说”的发展，不仅因当时族群问题凸显的社会背景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且一改以往着重于对眷村正面描写的倾向，转而注意观察和揭示眷村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缺失。

苏伟贞的小说《离开同方》围绕眷村几位精神失常人物展开一幕幕悲泣的故事。段叔叔是一位孤僻的洁癖患者，又是个一挨近老婆便浑身发抖的性障碍患者，最后更发展成自虐狂；李妈妈是个具有表演天赋、本能流溢而理智丧失、无法说出其子女的父亲是谁的精神病人；袁伯伯是个**不羁、酗酒寻欢的男人；方妈妈则因独生女儿的失踪而躺在**怪兽般嘶喊。这种病态心理和性格甚至传染给了下一代，袁宝因高烧而导致痴呆；狗蛋从小寡言少动有种神秘感；修养甚好的赵庆竟是告密者和杀人凶手；三岁的小白妹也因过于敏感而嗜睡，整个村子好像都有疯狂的倾向。当然，作者之所以刻画这些形象，并非为搜奇猎怪，寻求刺激，而是要借此表达对眷村乃至某种时代社会问题的深刻观察。因为这些人的精神病变显然与他们曾饱受离乱之苦不无关系，而且眷村现实氛围本身的压抑、窒闷更是导致心理病变繁多的重要因素。在苏伟贞笔下，眷村从一块污泥浊水中赫然挺立的净土，一下子沦为混乱不堪、疯狂没落的渊薮，这固然会令眷村子民备感凄凉悲伤，但或许也能激起某种反省，引起社会对他们命运的关注。

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则对眷村人未能扎根土地的现象有深刻反省。她所熟悉的兄弟姐妹并没有把这块土地视为此生落脚处，都有离开的念头。这种失根、无根的状态必然使眷村郁闷窒息、斫失生机，终至腐朽——“原来，那时让她大为不解的空气中无时不在浮动的焦躁、不安，并非出于青春期无法压抑的**的泛滥，而仅仅只是连他们自己都不能解释的无法落地生根的危机迫促之感吧”，而这种浮躁迷惘正和农家子弟的笃定怡然形成鲜明对照。作者还对眷村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作了思考，反复体味和描写了所谓“浓浓的眷村味儿”。正是这种思索、反省和同情、怜悯同在的书写，赋予其“眷村小说”深厚的艺术感染力。因为作家对眷村的省思并非对它的背弃，而是着眼于未来，或者说作者想表达的是：封闭式、失根态的眷村已失去生命活力，只有与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族群相融合，才有出路和前途。

朱天文小说则流露出了某种世纪末的况味，如《世纪末的华丽》里的时装模特米亚，其不断更换的华丽衣装内却是一颗空无、寂寞、苍老的心灵——20岁已“不想再玩”年轻人的爱情游戏，找了一个40多岁的有妇之夫同居，可真正能够与她患难与共的只有那些日见枯萎的风干玫瑰，展现的正是当前台湾都市社会的某种景观，既带有无深度、无历史感、消费膨胀、物欲横流、理想破碎、复制和假冒泛滥等后现代乱象，又呈现着颓废、厌世、隔膜、腐烂等世纪末景致。《荒人手记》则大胆地涉及了同性恋题材。小说以一男性同性恋者自述口吻，展现这一社会畸零族群的爱欲生活和孤独、寂寞的内心世界。作者写“荒人”（遭社会遗弃或遗弃社会之人）的意识更甚于写同性恋者，是借同性恋这一极具代表性的题材，为社会边缘族群，乃至整个现代人群做某种心灵写照。可见这个遭受阉割的社会显然已走到“世纪末”，毫无前途，只有眼看着它不断地败坏下去，鲜明表露了作者对当代台湾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批判。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泛政治”小说，它不同于以往政治小说的单向度。

王文华的《性·政治·强暴案》就关联了性、政治与暴力诸方面。一桩校园强奸案，本来在每52分钟就有一名女子被强奸的台湾并不足以引起轩然大波，只因校花林美珠美得具有使知识分子半夜裸奔张扬其政见的煽动性。加上林父为“立法委员”，林母为妇运领袖的政治背景，故此案惊动了学校、媒体、政要、党派、社团、白道、黑道，一桩“刑事案”被说成“政治谋杀”或“政治诱陷”，连她父母也拿女儿的名节、性命来打政治牌。这一切全是由事件男女主角合作设计制造的、纯属子虚乌有的强暴案所引起。最后那极度夸张煽情的一团混乱，不仅成就了男女主角的名利欲望，而且满足了社会各界为各自政治、经济及其他利益而借题发挥、推波助澜的需要。小说以此虚构的假案消解了后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虚假现实，其间肇事者与造势者、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关系的多重转换，也暗喻了某种情欲关系与政治关系。在这个社会中，经济无孔不入，“政治”也不甘其后。可见90年代多数台湾小说中的政治书写并非为了宣扬某种政治主张，或表达某种政治倾向，其内涵另有所属。

纪大伟的小说则以“酷儿书写”知名。其小说处理的核心主题乃身份认同问题。他认为决定一个人的关键因素是后来的身份认同（包括政治理念和性别倾向等），而他着重探寻的是，在人/兽、异性/同**、幻想/真实的边际，一个人如何确证自己的身份[7]。在科幻情节中糅合了同性恋情愫的《膜》即一典型例子。小说女主角美容师默默是一个人造的“生化人”，其思维感情与人无异，但所有的记忆都由电脑输入并控制。她所从事的貌似为人们创造美丽的工作，其实是为可能导致世界灭绝的战争服务的。如吴念真所言：“身体是别人的，是被改造的，所有历史记忆是被输入的，你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不知道，原来是梦……你只是一个大脑，当你要探察你的真实来源的时候，却发现完全不堪，你以为自己在塑造美丽，其实是最丑陋的东西，而你却不知道。就像我们支持一种主义、理念，或反对某些东西，最后却发觉都只是谎言。”[8]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纪大伟宣称：“《膜》是性政治文本，是酷儿的科幻小说，是僭伪的女性官能之作。”[9]与一般同性恋作品相比，其小说确实“酷”得多。

本时期香港小说的代表作家是黄碧云和董启章。黄碧云小说是典型的后现代文本。《盛世恋》中的方国楚，把爱情和结婚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谎话。然而方国楚还是说着谎话结婚了，结局是他又离婚了，也说不出太大的理由，就像结婚那样。另一部小说集《温柔与暴烈》写了更多的爱恨。但恨在她笔下也照样写得十分平和。即便是遭人**，或者强迫**以致胎儿流产，或者挨批判被流放，或者叫一个女子说笑话而杀了她……恨也像爱那样，不是什么情感的需要和流露，而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方式而已。黄碧云让人觉得她是很自然地走到后现代的，后现代是她对现代都市文明进行挑战和表现叛逆性格的适当容器。

董启章的代表作是《安卓珍尼》。小说女主人公的丈夫是个成功的商人，给她安排好了生活上的一切，却不断地絮絮叨叨，分派给她扮演生活中的各种角色。这终于让她不能忍受，于是离开了自己安逸的家而走进森林去寻找只有雌性的，并且只靠雌性即可繁衍后代的斑尾毛蜥。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粗野的守林人。这个男人总是带着一把斧头，一声不吭地强暴了她。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女权主义小说文本，围绕着女主人公的两个男人，一个是成功的商人，举止文明却以语言的暴力来统治她；一个是粗野的守林人，基本上不说话却用强制的暴力来统治她。所以，她只和丈夫的妹妹建立深厚的感情，并一同去寻找一个没有男人，却可以拥有她们共同的孩子，并让她们生存下去的地方。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这个地方恰如“不存在的物种”——斑尾毛蜥那样，也不存在。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并未一味地为女权主义唱颂歌，而是在为女性的生存辩护的同时，也指出了这种前卫意识的局限。由此使读者更进一步去思考整个人类的命运，以及摆在他们面前的种种生存难题。

从黄碧云和董启章创作的共同指向上看，他们超越了前辈比较狭窄的视野，不再局限于香港本土，以及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关系。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香港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转型期之后，整个审美的指向正在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