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的香港，作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市，在全球性的经济网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经济的高度繁荣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种种影响，极大地改造了香港这个狭窄的、生存竞争相当残酷的环境。本时期，香港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兴盛的状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与通俗化互渗、互融、多元并举。
就小说而言，进入90年代后长篇小说获得了大丰收。也斯的《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表现了众多人物在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和激烈碰撞中的心路历程。不仅写了一代香港青年的成长历程，而且写了香港青年在海外时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冲击，迫使他们反省自身的文化背景；而急遽转变的香港现实，又使他们产生了困惑、苦闷和疏离感。林荫的《九龙寨烟云》也具有给香港地方史留影的作用。还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长篇“三部曲”——钟毓材的《淘金三部曲》。而海辛的《庙街两妙族》中的人和事则散发出浓郁的香港本土味。小说以香港一处欢场处所——庙街为背景，将妓女世家和武术世家置于庙街两头，形成了颇合香港历史实况的下层社会生活场景。整部小说不仅极富传奇性，而且生动反映了复杂的港九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新锐作家小说”，出现了也斯的《烦恼娃娃的旅程》、陶然的《窥》、王璞的《雨又悄悄》、颜纯钧的《生死澄明》、草雪的《妖娆》、李洛霞的《今夜，没有颜色》、钟晓阳的《离合》《腐朽与期待》，以及梁凤仪的系列“财经小说”等。这些小说写的都是香港的人和事，展示了一幅香港社会人性、人情、人事的长卷，那里有五味俱全的都市人感情纠葛，有瞬息万变的商海景观，有奋发进取的强者，也有自甘堕落的意志薄弱者，读这些小说仿佛能感受到香港的脉搏与心跳。
本时期的香港小说家早已不满足于用单一的手法对生活作浮面的摹写。在艺术形式、创作方法上的大胆探索、勇于革新，以及随之而来的多体裁、多风格、多色调，成为本时期小说的突出标志。很多作家都能将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描绘，把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使人物的欢乐、苦痛、理想、追求和他们的命运，都打上深深的时代印痕。其中梁凤仪的系列“财经小说”值得一提。梁凤仪清楚认识到：都市是现代经济的产物。真正使都市从古典走向现代，并且让都市获得现代感的，是金融、证券、地产和房产，可概括为“财经”。财经乃启动现代都市生活的真正轴心。她的作品多以香港风云变幻的商界为背景，以自立奋斗的女强人为主人公，以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为中心情节，并将财经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融于悲欢离合的人物命运之中。她的小说之所以引起较广泛的反响，不仅由于其小说本身通俗素质有引人入胜之处，同时也由于香港和内地之间的政治、经济、人心综合而成的“大气候”所致。
诗歌方面，在强调现代意识与本土关怀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以也斯、洛枫、罗贵祥等为代表的后现代诗人。香港特产“框框文学”亦不可小视，这种在消费文类中独树一帜的报刊专栏文章，含散文、随笔、微型小说、杂文、小品和时评等种种样式，为读者提供了大量一次性消费的快餐型文化。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富有前卫色彩的探索性文学。新生代小说家黄碧云和董启章更以他们戛戛独造的作品，开启了香港小说的后现代之门。在八面来风的世界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其作品往往表现出对人在都市空间的生存困惑与对人性发展的探讨，却并不完全执著于具体的香港都市现实，而是把香港的都市现实放在一个形而上的、20世纪人类生存的工业和后工业文明的环境中来展示，从而寻求其主题揭示的普遍性。在艺术表现上则倾向于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方法的实验。他们在比较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保障下，满足于这种带有“自我消费”性质的文学的“小众化”的环境。在不断淘汰的创新中，拓展现代人的新的精神领域，呈现出香港文学整体构架中的一个虽然狭小却常有新意的、较高的精神层次。这些创作在叠合与交错中形成了香港文学的复杂景观，成为20世纪90年代香港文学在外部环境变动的影响下走向多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