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新人类”在台湾文坛的浮现
20世纪90年代台湾“新新人类”作家群的登场，意味着台湾文学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谓“新新人类”，指60年代中叶以后，以及70年代出生的一代。他们被认为是“富庶族群”“乐观族群”“消费族群”“感性族群”。这群活跃于90年代的年轻小说家大多成熟于“解严”之后，无疑，政治的“解严”也带来了美学的解构，传统小说形式、语体被打破。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下的死亡、流血、爱欲、逆伦、噩梦、忧郁、反叛、生命的奥秘、青春的愤怒、文化自我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对立，他们均无所避讳，大胆展露。
这些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声色迷离的世界，思考、心理状态已然瘫痪，主导一切的是肉体直觉的冲动，光影、气味在视觉上、嗅觉上的刺激”[1]，呈现出一派“世纪末”景象。如张国立《LOVE百分之百》写年轻的电脑博士把生理需要交给妓女，把爱情理想交给电脑，试图让电脑为自己设计出一个百分之百满意的爱情对象和模式，然而人的感情的丰富性却不是电脑所能处理的，最终只能使电脑烧毁；邱妙津的《水瓮里的红蝎》写女主角被人强暴却又需要强暴来平衡心理，这样一种情欲已不仅是情欲本身，而是一种生存状态；吴淡如小说《整人游戏》中“优秀”的女大学生为了免使爱情疲乏因而随意轻松地拿自己的肉体去玩“整人游戏”，从而制造新的刺激。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更为年轻的一代小说家的性别书写则是在女性生存境遇的低回惋叹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张扬中，否决、颠覆男性。如郝誉翔的《洗》、章缘《更衣室的女人》、严曼丽的《人耦》等可为代表。在诗歌方面，许悔之、杜十三、夏宇的创作相当活跃；戏剧方面则有鸿鸿。总之这些不论是基于思想，抑或是身体反应的各类书写，均揭示了声华灿烂的物质新象背后的惶惑、暗淡。因此若将90年代的台湾文学聚焦起来看，并以“新新人类”作为主要观察对象的话，那么其总体特征“一言以蔽之是‘百无禁忌’”[2]。此外，“新新人类”创作的同质性太高也使人感到忧虑，这是其尚待完善之处。
90年代台湾新锐“女性作家”大量涌现，陈雪的“酷儿”书写边缘情欲可算是其中的典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的创作凸显了边缘反抗的激进姿态。何谓“酷儿”呢？新锐小说家将英文“queer”（稀奇古怪之事物）译为“酷儿”，并以此自诩，也指称“同性恋”。而“同性恋”确实是这些“新锐女作家”热衷描写的内容之一。她们的小说确实很“酷”，其中充斥着膻色腥风，阴湿、琐碎、怪谲的异色描绘。譬如陈雪的小说在情色描写方面可说是肆无忌惮，但其作品也并非只有情色**，也塑造了若干社会畸零人物，并试图揭示其人格形成的社会原因。如《寻找天使遗失的翅膀》中的“我”的父亲因车祸早逝，母亲为养活女儿当了应召女郎，女儿上大学后却自杀身亡。12岁时“我”为母亲感到羞耻而逃离家庭，17岁开始以性**报复母亲，上高中时奔波于学校和男人之间，上大学后，夜夜泡酒吧与男人玩**游戏。小说通过草草这个人物所写的小说，还铺展了“我”和“靠着男人对她的欲望营生”的阿苏的同性恋感情。阿苏其实是名为“苏青玉”的母亲的化身，由此女主角表达了对母亲的真实感情，也表达了对污浊、**，视女性为玩物的传统男性观念的不齿和摈弃。《色情天使》叙述女主人公“小鹿”向她的男性情人倾诉了自己多年来丰富复杂的爱恨情仇。其中包括与阿蕾的女同性恋关系，与某牙科医生的只有性欲而无爱情的关系，还有与“老爷”建立在金钱基础上、以少女青春肉体抚慰垂死老人灵魂的关系，与因小时候目睹父亲被砍杀而有嗜经血癖的交通警察小蛮的关系，特别是与她的亲哥哥，由于相依为命、两小无猜而由手足之亲自然成长为男女情欲的**之爱。女主角的多样貌、多性向的爱欲生活，已超出了“异性恋”“同性恋”等“单性恋”的逻辑，而进入了“双性恋”的范畴，而小说所要证明和显示的，即自然情欲的多样性，以及不妨以平常心看待之的姿态。如纪大伟所言：“陈雪的文本让不一样的声音也有发言的机会。这些声音在理**中是被压抑的，没有正当性。”[3]陈雪试图以她的笔照亮这一社会的边缘角落，表白了某种冲破世俗观念、进行边缘反抗的姿态和立场。因此，从客观上讲，这类“酷儿”写作无形中显现了世纪末台湾社会那种狂野、败德和悲郁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