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农民起义”的宏大叙事式微的同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小说呈现出了另一种创作趋势：帝王将相的“复辟”。“复辟”，在这里即归来之义。作家们从开国君主写到末代名臣，从驰骋边疆的武将写到奔走后庭的太监，从得宠的皇后写到失意的公主，这些封建时代上层社会的人物形象系列，几乎占据了这个时期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大部分空间。
帝王将相的“复辟”，最早出现在《李自成》这类以“农民起义”为描写对象的历史小说中。在这些历史小说里，帝王将相并不是主人公，只是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对立面出现在作品中。但由于创作中多年来形成的不成文禁忌的制约，也由于作家主观上倾向于将农民英雄理想化，一些作品在塑造农民英雄与帝王将相时常形成这样的现象：塑造英雄人物所花费的精力和笔墨远远超过帝王将相，但英雄人物的塑造往往出现不同程度的概念化和脸谱化倾向，帝王将相反倒能作为有血有肉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
这一“无心插柳柳成荫”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画鬼容易画犬难”，另一方面则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的日趋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的眼光渐趋宽容宏远，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也促使帝王将相更多地进入公众的阅读空间。而且，由于意识形态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今人和古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评价远远不能切近历史的真实，这就为当代中国作家替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辩诬提供了余地。
唐浩明（1946— ），90年代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旷世逸才》，引起了读者广泛的阅读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品将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描绘，展示其文化性格及其悲剧命运。
对于曾国藩，作者力避将他写成单一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是更多地将他作为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末世名臣加以塑造。在他笔下，集理学大师、权场斗士、朝廷命官、师长父兄于一身的曾国藩，既不乏封建统治阶层的凶狠和残忍，也懂得帝王的术数和专制制度的运作法则。他身处封建制度摇摇欲坠的时代，对封建朝廷心有不满却仍然拥戴它、扶持它，在摇摇欲坠的封建大厦下小心翼翼地生存，以求得自己家族的发达；他明知朝廷腐朽透顶，却不听朋友兄弟的规劝将朝廷连根拔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腐烂下去，并跟着它一步步地走向末路。这种结果的出现，当然也部分地出于曾国藩不愿意使久经战乱的人们重新遭遇灾难这样的动机，同时也是他对封建王朝的愚忠使然。而他的愚忠，客观上又延长了人们的痛苦。因此，唐浩明笔下曾国藩的悲剧，本质上与《白鹿原》中白嘉轩的悲剧相同。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总体上是守旧的，但人格上仍保持着传统文化的坚毅、顽强、内敛，不乏一种沉郁的美感；假如作为独立的个人存在于世，他们也许不无魅力，某些言行甚至体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然而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身上的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也只能为瓦砾所掩埋，从而呈现出浓重的悲剧性。
二月河（1945— ），原名凌解放，山西昔阳人。1968年入伍，1978年转业至河南南阳工作。1985—1999年陆续推出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长篇历史系列小说。
出版于1985—1989年间的《康熙大帝》共分四部。第一部《夺宫》所写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与凌力的《暮鼓晨钟》相同，主体事件是写康熙少年即位后如何在孝庄太皇太后的培养下渐习政事、最终智擒鳌拜的过程。与凌力有所不同的是，二月河突出了伍次友这样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在康熙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帝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增加了对康熙在宫廷外活动的描绘。凌力以写人为主，二月河则在写人的同时，还加强了故事情节的紧张度与趣味性，进行了一些主线之外的旁枝侧逸的穿插。第二部《惊风密雨》着重写康熙亲掌朝政以后平定“三藩”的斗争，突出地表现了康熙的深谋远虑和雄才大略。第三部《凤宇呈祥》主要写康熙在疏通漕运、整顿吏治、统一中华、治国安民等方面表现出的文韬武略。第四部《乱起萧墙》则着重描写康熙晚年的弊政，以及围绕康熙选择皇储而展开的诸皇子间的相互倾轧和斗争。在历史观上，二月河无疑比姚雪垠等老一辈作家要宽容开放一些。在《康熙大帝》中，他显然是将康熙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帝王来写的，活跃在康熙周围的伍次友、周培公、郭琇、于成龙、高士奇、陈潢、魏东亭等一批有个性、有文化意味的人物，也都烘托着康熙的“大”。在二月河看来，君主制度固然不好，但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君主制度下，并不妨碍会出现康熙这样的明君，以及康熙与伍次友之间那种类似于师友的美好的人际关系。当然，作品也写到了这样的情节：在《夺宫》一卷中，康熙将军权交给九门提督吴六一，暗中又下密诏给魏东亭以防变中之变；同时又在魏东亭身边安插上一个守门人。从好里讲，这是政治家的手腕高妙；从坏里讲，这又是统治者的猜疑成性。
在历史传说中，雍正皇帝是以“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而著称的暴君。光是围绕他的登基，就有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其中，在康熙死后他勾结隆科多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的历史传说，已足以给人们留下阴险毒辣的印象。但二月河从大量的原始资料出发，认定雍正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勤政的君主，一个振数百年颓风的君主。在创造《雍正皇帝》时，作者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对雍正皇帝和一系列历史史实作出了独立的判断和描绘。第一卷《九王夺嫡》主要写龙庭易主引出的阿哥党争。第二卷《雕弓天狼》以及第三卷《恨水东逝》则一方面写雍正上台以后，依靠方苞等股肱重臣挫败八爷党与十四弟的政变阴谋，赐死年羹尧，圈禁隆科多；一方面写雍正重用田文镜、刘墨林等能臣，整顿吏治，发展生产，振兴国力。其中《九王夺嫡》是写得最为成功的一卷，作品所写的是一段杀机四伏、扑朔迷离的历史，宫闱秘闻加上骨肉相残，既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戏剧性因素，也增加了作者合理鉴别、运用史料的难度。二月河将所有人物置于权力之争的棋盘上来加以刻画，一方面突出众阿哥、大臣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权谋机变，渲染出这段历史的错综复杂、剑拔弩张的神秘紧张性质，一方面又铺陈康熙的内心矛盾、对太子的两次废立，写出康熙最终传位于雍正的必然性。作者对复杂的人物关系、紧凑的故事情节、多样化的人物性格的处理，显得从容不迫、举重若轻。总体上，二月河对雍正皇帝的刻画，显然带有为雍正翻案辩诬的性质，即使写雍正杀兄屠弟、赐死名臣，也首先突出八爷党的觊觎之心不死、年羹尧们的居功自傲，这样一来，雍正某些看起来不近人情的举动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历史合理性。
当然，作者不是一味地袒护雍正皇帝，也对他的心狠手辣、冷酷无情、心胸狭窄作了大量描绘。雍正不仅活埋了与八爷勾结的管家高福儿，而且即位后即处死了深知他许多隐情的心腹坎儿，甚至连深知韬光养晦、已经急流勇退的邬思道也不放过，依然派人监视并加以控制。帝王之术本就不讲人道情分，习惯了宫廷内争和骨肉相残的雍正皇帝在睚眦必报、心狠手辣方面，比大多数的帝王就更突出些。
出版于1995—1999年的《乾隆皇帝》分《风华初露》《夕照空山》《日落长河》《天步维艰》《云暗凤阙》《秋声紫苑》六部。在以往的传说和文学作品中，乾隆皇帝是一个英俊潇洒、放达不羁的风流天子。在创作中，二月河除了保持乾隆皇帝这种传统的个性以外，还突出地表现了他经国立业的雄心壮志以及处事应变的雄才大略。他既是洞察秋毫、处变不惊的天子，又是孝顺有加、谦让有礼的孝子，既是风流成性、善解人意的情人，又是风流儒雅、多才多艺的才子。与傅恒之妻棠儿私通，讲无伤大雅的笑话让皇母开心，这些都使二月河笔下的乾隆皇帝平添了几分平民色彩。
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小说，具有史诗的结构和规模，但作者在故事情节的设置、美学风格的追求上，采取的是雅俗共赏而略偏于通俗小说的写法。作品采用古代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用曲折生动的情节来推动故事的发展、表现人物的性格，几乎每一回都有一个或几个或波澜起伏，或妙趣横生的故事和故事片段。作者在连缀这些故事和故事片段时，又能做到缓急有序、张弛有致，这就既较好地控制了叙事的节奏，又充分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快感。在大的结构上，作品采用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结构，以时间为经，以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关目为纬，但同时又熔历史、人情、侠义、公案小说于一炉，这就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小说的表现力，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再加上作者大量地融入诗词、对联、民谚、民谣、笑话，在语言上又大雅大俗，不拘一格，这就使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小说赢得了大量的读者，但同时也有明显的“媚俗”嫌疑。
二十余年来，其他一些作家也以历史小说的形式，描绘了各个时期不同的帝王形象。如徐兴业《金瓯缺》之写宋徽宗与宋高宗，杨书案的《秦娥忆》《半江瑟瑟半江红》之写秦始皇与隋炀帝，吴因易的“明皇系列”（《宫闱惊变》《开元盛世》《魂销骊宫》《天宝狂飙》）之写唐明皇李隆基，颜廷瑞《汴京**》（《晨钟卷》《午朝卷》《暮鼓卷》）之写宋神宗赵顼，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一般说来，这一时期，作家要么写一代明主，要么写一代昏君，而且大多从事业与爱情两个角度展开。写明主，侧重于前者；写昏君，则侧重于后者。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作家们还塑造了一大批文臣武将的形象（如《汴京**》中的王安石、《倾国倾城》中的孙元化）。在中国古代，由于君主制赋予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读者在作品中看到的很多是对文臣武将伴君如伴虎的场景的描写，而臣子们在“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的告白声中难以充分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然而，这类历史小说表明有时天子的威严也难以遮蔽那些崇奉“文死谏，武死战”臣子身上的光辉。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较为成功的历史小说，无论是描写帝王，还是刻画将相，基本上都试图克服概念化、脸谱化和漫画化的弊端。作家不再以简单的政治判断作为创作的前提，先入为主地给人物套上一个形象模型，而是从人物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结构去看取人物的行为举止和心理动机。作家们也克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少数民族的首领和将相也采取了平等的眼光，既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而且赋予他们以人格的魅力和人性的光辉。对于帝王将相的内心世界的挖掘，历史题材小说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这一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量胜于质，精品少，有些作品创作的意图过多地集中于商业“卖点”上。相当一部分作者在毫无思想准备和艺术积累的情况下突入历史小说的创作领域。在有的作者那里，既缺乏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也缺乏对历史史料的艺术结构能力，有的创作甚至流于复制和改写。历史小说的创作因此出现了翻案误入歧途、艺术创造力匮乏等弊端。特别是对封建专制和奴化心理，不少作品缺乏深刻的洞察和有力的批判。
【思考与练习】
1.如何理解这时期开始的长篇小说竞写潮？
2.陈忠实、张炜、张承志、贾平凹、阿来等的长篇小说各有怎样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