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随着社会商业化程度的加深，世俗价值成为主导价值形态。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张炜、张承志的创作却指示着一种对现实的超拔与抵抗的精神向度。
张炜（1956— ），山东栖霞人，1976年高中毕业回原籍参加副业劳动。1980年山东烟台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到山东省档案局工作，同年发表小说处女作。1984年调到山东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问世于1986年的《古船》，是当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以胶东地区的洼狸镇为中心，叙述了近40年间的故事。《古船》可列入“家族小说”的范围。小说重点选取了40年间的四个时期——“土改”前后、“大跃进”和紧接着的“灾害”时期、“**”、80年代初——进行叙述，将社会政治的动**变迁与家族的兴衰交织在一起。强烈而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作品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感人力量。隋抱朴是作品着力塑造的人物，在他身上，寄寓了作者的道德理想和人道情怀。作为隋抱朴的一种对照，小说塑造了赵炳这个人物。但小说并没有把赵炳写成一般意义上的“坏人”，而是充分写出了他的复杂性。他的奸诈、邪恶、自私，被他的大气磅礴、道貌岸然和急公好义所紧紧包裹着。在赵炳这个人物身上，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部分最可怕的因素，因而这个人物形象极具典型性，在作品中，这也是最具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此外，隋见素、隋不召、赵多多等人物均刻画得各具神采。小说以现实主义为基本手法，又运用了一些现代主义技巧。整体上凝重、恢宏，具有丰沛的艺术含量。
90年代张炜的写作在文本内在精神上，依然承继着从80年代《古船》开始的对人类的生存价值意义的追索。这种追索在90年代日益商业化和世俗化的语境中便衍化为激烈的文化抵抗与社会道德批判的立场。道德理想主义立场在系列小说《我的田园》《柏慧》《家族》中转化为叙述人“我”（同时也是作品重要的角色）的声音，在文本价值取向上占绝对的支配地位。在《我的田园》和《柏慧》中，作者营造了“葡萄园”这一意象，作为沉沦年代精神最后的栖居地。但就是这样一块最后的净土，也面临着商业经济开发及各种邪恶势力的威胁。在现实生活中因坚守与拒绝而无处逃遁的“我”，只有逃回自己的内心。于是回忆和倾诉便成了张炜主要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是他价值寻根的源泉。《家族》正是把《柏慧》中有关精神家族的意念具体化、历史化，在历史与现实双向度上展现善的家族成员因守护理想的道德原则与变动的时代的严重对抗，显然，张炜想以历史的追溯为现实的道德守望增加精神的后援。在此，张炜还触及一个严酷的历史悖论：文明的进步往往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为此张炜甚至不惜抵抗现代文明。在这三部作品中，叙事常在道德化的激愤中滑行，多少遮蔽了对真实广阔的生存的表现。这一缺憾在他90年代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外省书》中有所纠正，道德的激愤化为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客观冷静的介入，作品思考的核心依然是人的精神价值问题，主人公史珂经历种种精神的磨难、反思、忏悔，最后在民间、大地本真纯净的淘洗中，获得精神的新生。这个人物无疑实践了张炜“融入野地”的精神救赎之路，代表了一部分当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巨大的道德人性关怀主题，执著精神探索的主人公形象，崇高的审美境界，大量涌动于文本中的对大自然诗意的描绘和对土地农民的深情，显示出张炜这一系列小说在文化血缘上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托尔斯泰、契诃夫作品的潜在联系。
在张炜的叙事中，对精神道德的守护和对生命的守护是不可分割的。在《我的田园》《柏慧》中，人性之恶与自然之劫被处理成因果关系，正是人性无止境的贪欲导致对自然野蛮的开发，对生命家园肆无忌惮的毁灭。这一意蕴也被表现在他发表于1991年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中，但《九月寓言》还提供了作家对道德、生命以及现代文明更加丰富驳杂的思考。作品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一个叫挺鲅小村的一些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九月，因为九月正是大地收成的季节，意味着自然生命的充实、展开和实现。故事的空间总是在野地，因为野地是一切生命的本源。正是在这样的时空中生命得到最大限度的展演——那黑漆漆的野地里青年男女漫无目标的疯跑，“在土沫里翻滚，钻到庄稼深处唱歌”，金祥在野地里一口气跑上千里背回铁鏊子，闪婆和露筋在野地里日夜浪游……正是这无法无天的生命力使小村人获得一种超越苦难的充沛的元气，甚至小村的血腥暴力也因为生命的展演而淡化了“恶”的意味，张炜正通过这样一种自在自治的野地生命状态为当代日益沉沦的精神指明一条“融入野地”的救赎之路。但也正是郁勃的生命欲望使小村人在与工区的对立中，无法像“葡萄园”中的鼓额们那样采取决绝的拒斥态度，工区的黑面肉饼、长筒胶靴、澡堂总在深深**着小村的年轻人。最后，村姑肥和工区青年私奔，龙眼和憨人到工区当了矿工。小村正是在一场有他们参与的地下煤矿开采中遭受灭顶之灾，而这一时刻又正是肥与人私奔的时刻，暗示着小村文明的脆弱及其无法逃脱的毁灭的宿命。对生命的张扬终于导致生命与道德的分裂以及对道德的超越，但与此同时又带来生命自身的劫难。这正是《九月寓言》生命叙事的悖论，反映了张炜对生命理解的现代性的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生命的忧虑与质疑。但必须指出的是，作品所流露出的或多或少的对农业文明的眷恋，显然与《古船》中的现代性的文化批判意识相悖，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的惶惑。《九月寓言》的叙事方式典型地代表了张炜90年代具有浓厚浪漫主义抒情色彩和哲理内涵的文本品格。
从80年代初开始，张承志一次次地孤身长旅，浪迹于被他称为“三块精神大陆”的内蒙古草原、天山南北和黄土高原，追寻自己的理想，最后，在伊斯兰民间宗教精神哲合忍耶中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归宿。哲合忍耶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菲主义）教派的一个民间分支，教民主要是生活在甘宁青沙漠边缘的穷苦的农牧民。这一带穷山恶土，几乎不具备生命繁衍最起码的自然条件，信仰成了生命唯一的支持。从《残月》《终旅》《海骚》到《西省暗杀考》，张承志以血代墨一遍又一遍书写着这群衣衫褴褛的哲合忍耶，到了90年代初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长篇小说《心灵史》中，这种书写达到了极致。《心灵史》讲述的是从清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200年中作为伊斯兰教派中最虔诚最惨烈最悲壮的一支的哲合忍耶教的故事。回族教民的抗暴史被纳入底层人民与官方压迫性机制抗争的历史，从而超越民族宗教的偏狭，在“把自尊和高贵还给贫苦民众”这一意义上，再次实践并提升了张承志一贯的“爱人民”的主题。因而，这不是一部宗教史，而是一部不朽的底层民众的心灵史。同时由于结合了对沉沦于俗利的当下现实的激烈的道德批判，使文本的历史叙事具有了明确的现实精神指向。
《心灵史》中大量的个人宗教体验昭示着对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这样的追问恰恰是汉文化传统所欠缺的。事实上，《心灵史》在对拘于俗世理性的儒家文明的激烈抨击的同时，又引入儒家文明的许多价值准则，而在张扬哲合忍耶精神的同时，又淡化了其强烈的异质性。这一点也明显地表现在张承志90年代以来创作的大量的有关伊斯兰文明的散文随笔中，这都表明他的写作在民族间文化整合和重塑中华文化精神上的意义。
《心灵史》全书按哲合忍耶民间秘典《热什哈尔》的体例分为7门，每一门主要以一个圣徒的故事为核心，贯穿起相关的宗教人物事件。全书涉及许多史料、民间典籍、传说，同时又贯穿以深邃的哲理思辨、惊心动魄的情节、热烈的宗教**，语言直率、坚硬，浓烈又沉着朴素，这一切共同构成文史哲杂糅的文本品格和恢宏的史诗气度以及悲烈、凌厉、震撼人心的审美风格。
在《心灵史》究竟是历史还是小说的问题上，也存在争议。《心灵史》虽叙述的是真实的历史故事，但仍应把它视作小说。张承志是以一种审美而非历史和哲学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的。从文本表层看，7代圣徒是书中的主人公，但更准确地说，书中写的是一种奇异的美，一种“牺牲之美”，一种信仰之美，一种精神之美，一种心灵之美。美，是真正的主人公。这是这部书是小说而不是历史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书中那种偏激的立场、观点可以被原谅的原因。这也同时意味着，张承志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的一些观点，以学术的方式表达出来时是可以被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