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1942— ），陕西西安人。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初夏》《最后一次收获》等。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信任》产生较大影响。1993年发表长篇小说《白鹿原》。

《白鹿原》以民族心史为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为主线，组成了全书的整体结构。其中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和党派斗争、家族矛盾，但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的，却是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无数生命的扭曲、被荼毒、萎谢，构成了白鹿原上文化交战的惨烈景象。作者试图通过对中华文化精神，以及这种文化培育的人格的深刻观照，来探究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命运。

《白鹿原》并没有回避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但小说的焦点始终聚集在白鹿原上的宗法制和礼俗化的农村。白嘉轩是作者着重塑造的一个凝聚着传统文化精神血脉的人物形象。他沉着、内敛、豪狠、坚强，总是“腰板挺得太直太硬”，后来被土匪打折了腰，从此他只能佝偻着腰仰面看人，但在精神上，却依然“挺得太直太硬”。“仁义”是他人格中最核心的内容，“做人”，则是他毕生的追求。“交农事件”中，情急中长工鹿三代替他出头，他大为感动：“三哥，你是人！”他在家族内部，把教育视为头等大事，并言传身教，用心良苦。长子白孝文新婚后有“贪色”倾向，被他警觉，及时遏制；小女儿白灵是他掌上明珠，可一发现白灵有离经叛道的苗头，即不惜囚禁，囚禁失败后又忍痛割断了父女关系，“只当她死了”。白孝文倒向“**”田小娥的怀抱，起初白嘉轩认为是“杀人的闲话”，等到被证实的瞬间，他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终点，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纵，一脚踏到窑洞的门板上，咣当一声，自己同时也栽倒了。”但同时，白嘉轩身上也贯穿着注重人情与抹杀人性的尖锐矛盾。白嘉轩人情味很浓，但如果有谁的言行违反了礼义，他又毫不手软，严加惩戒。他在威严的宗祠里，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白孝文动用的酷刑“刺刷”，令人毛骨悚然。当然，作者也写到了他作为地主的贪婪和狡猾，如他为把鹿家的风水宝地弄到手，以保佑白家福运绵长，所采用的手腕就深谙笼络人心之道。但作者超越了简单的阶级层面，而注重从文化的根因来阐释这种行为。从书中对白嘉轩的情感偏向和倾力打造上，可以看出作者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认同的。白嘉轩的悲剧，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

与白嘉轩的道德人格相对照的，则是鹿子霖的功利人格。白、鹿两家的家族矛盾贯穿于小说的始终。鹿子霖贪婪、阴险、自私、****、见利忘义。他“官瘾比烟瘾还难戒”，内心充满野心和欲望，一面在上司田福贤面前讨好巴结，一面在田小娥身上发泄疯狂的占有欲。他有时毒辣得惊人，看着白嘉轩因儿子白孝文与田小娥的奸情而气得昏倒在地，鹿子霖“像欣赏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只猎物”；有时又怯懦得可鄙，受儿子牵连入狱后逢人诉屈，以泪洗面。

《白鹿原》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作者力求站在一个超越的立场，以“通古今而观”的“诗人之眼”，审视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中叶这段云谲波诡的历史，努力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叙述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揭示历史发展中某种具有恒久性的东西，使这部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我们民族的“秘史”。它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以某种既定的理念来诠释历史，而是尽可能写出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感悟。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作者基于对我们民族命运及未来拯救的焦虑和关怀，潜入到国民生活的深处，以自己的心灵之光，所烛照出来的民族历史及国民精神的混沌之域和隐秘的角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者写出的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苦难史、“折腾史”、命运史。

其次，《白鹿原》并没有止于单一地展示和叙述人的理性行为，而是对人的非理性的神秘行为有着意的展露和揭示，注重潜意识因素对人的性格和命运的深刻影响和强大支配力。如小说重视性压抑、性苦闷、性追求、性满足对人物性格转变和命运变化的影响，注意从这个层面和角度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构成的复杂性。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描写，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黑娃、小娥等人物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丰满和生气贯注。白嘉轩费尽心机买到那块“宝地”，并且自始至终都相信“白鹿精灵”对自己家业兴旺发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些非理性行为所包含的人性深处的隐秘和真实，是很令人心酸的，它说明人的理性之光往往是黯淡的，在不可知的“命运”面前，人常不免乞灵于人之外的神鬼。另外，《白鹿原》还以“魔幻”的方法，描写和叙述了冤死的鬼魂（如白嘉轩的前几个妻子、白灵、小娥等）给自己的亲人或那些与她们的死有关的人所造成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感应、幻觉、癫狂行为和精神变异。这种描写和叙述，展现出人的另一个生命空间和精神世界，使我们认识到人性的复杂，并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使我们确信：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恐惧和神秘就永远留在那里；哪里有无辜者冤屈的死，哪里就不会也不应该有幸存者心安理得的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白鹿原》丰富了我们关于生命的知识，加深了我们对人生的理解。

充满忧世忧生的悲悯感，笼罩着浓郁的“悲凉之雾”，是《白鹿原》的又一可称道之处。《白鹿原》力求以敦厚之心谛视民族苦难，以反思的精神正视悲剧性的民族历史，在悲悯与反思中将传统情感与现代情感结合起来，借以彰显历史的本质，寻求民族救赎的途径。在《白鹿原》中，陈忠实的道德关怀不是在狭小的天地里作浅层次的同情或鞭挞，而是深入到对“存在”与“合理”这一问题的沉思与追问，用艺术的方式对“存在”的非合理性作了生动的描述和有力的揭示。小说塑造了朱先生这样一个集传统情感和美德于一身的形象，在充满凶险、苦难和混乱的白鹿原，朱先生便是它的良心。小说以朱先生极度的善良和仁厚，来比照各种制造苦难的力量，并显示出这些力量“存在”的非合理性。作者借朱先生之口，用“鏊子”这样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象征性地揭示了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本质，那就是在以暴易暴的非程序化历史更迭中，人生和世事的性质都从没有改变过，历史陷入了一个怪圈，在这怪圈中运动着的历史的本质无非是毫无意义的同层次循环震**。不妨说，《白鹿原》洋溢着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

还应该特别提及小说成功塑造的田小娥这个复杂的女性形象。田小娥早先是郭举人的小妾，实际地位“连狗都不如”，她与黑娃的**虽带着明显的肉欲色彩，却也符合人性和人道。田小娥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当个名正言顺的庄稼院媳妇，但却被“礼”无情地阻断了。黑娃出逃后她无依无靠，鹿子霖乘虚而入。既然世间对她如此不公，她便开始戏弄和报复世间，而她的武器只有肉体，她的毁灭是必然的。白嘉轩用“刺刷”当众打得她鲜血淋漓，她便以牙还牙，诱使白孝文成奸，有一种“吾与汝偕亡”的决绝。她对白孝文本来满怀敌意，待白孝文倒入她的怀抱时，她又顿生爱怜的真情；她教白孝文抽大烟本是出于爱心，结果却使白孝文更加沉沦。她最终被自己的公公杀害，实质是被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封建道德所害。田小娥是传统文化的弃儿，同时又反弹成为这个文化的极大破坏者。

《白鹿原》当然并非无可挑剔。对传统的人格风范和价值观念的欣赏多于批判，肯定多于否定，就不无可议之处。也有人对其语言和结构提出批评。叙述语言不够精练确实是《白鹿原》的一种缺憾。对“史诗结构”的苦心经营，也多少导致作品各部分在艺术描写上不平衡。应该说，那些作者熟悉的人事，则写得灵动有致；而那些作者不够熟悉的人事，便写得较为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