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长篇小说竞写潮

在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相对繁荣，长篇小说的崛起则相对迟缓。而到了90年代，长篇小说几乎成了最重要的文学形式。90年代初的文坛，一度相当沉寂。1993年，一批陕西作家相继推出了几部长篇新作，产生了较大影响，评论界称之为“陕军东征”，这一年也被称为“长篇小说年”。据统计，1995年长篇小说共发表或出版700余部，1996年突破800部，1997年则高达1000部。长篇小说成为90年代文坛的生力军而备受关注。

90年代出现长篇小说竞写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80年代的文学积累已为9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做好了准备。而一批中青年实力派作家，在中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一定成就后，往往会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其次，90年代中国市场化进程开始加速发展。某种意义上，长篇小说的流行，与通俗音乐、室内剧和报刊随笔的流行具有同一性，都是顺应了时代和大众的某种需求。90年代，读者群的需求层次进一步分化，一些读者热衷于长篇小说中的奇情异事、社会政治热点、娱乐刺激的描写，也有部分读者把阅读长篇小说作为扩大眼界、认识生活和进行高层次审美活动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内容；最后，在世纪末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反思百年历史的心理渴求，文学也有一种世纪回眸的要求，长篇小说这种宏大的艺术形式恰好适宜于表现和反思深远的历史和广阔的现实。

将90年代的长篇小说进行分类归纳是困难的。从题材上看，一是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刘斯奋的《白门柳》等。其中，在历史资料和艺术真实两种倾向之间，二月河偏重于后者，唐浩明则偏于前者。而刘斯奋的历史小说创作又有所不同，《白门柳》描绘出了明末天崩地裂的变故中一群知识分子的嶙嶙傲骨，也较为传神地传达出了大难临头时的尊卑分野，全书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传递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风采。

二是家族题材长篇小说，较为优秀的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李锐的《旧址》、王旭峰的《茶人三部曲》、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和陶少鸿的《梦土》等。其中，《第二十幕》着重钩沉民族精神中被漠视的工商文化传统；《茶人三部曲》把茶文化凝结为“茶人”的形象，并以茶人的命运映现民族的命运。《缱绻与决绝》《梦土》展示现代农民在黄土地上的挣扎和辛酸。而《白鹿原》则试图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及其人格的深刻观照，完成恢弘的“民族秘史”的书写。

三是社会问题题材长篇小说，较为优秀的有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人间正道》、柳建伟的《突出重围》等。这些作品贴近时代内容，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但同时流于表现社会问题和社会生活的表层，而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深层次的开掘，艺术手法上也稍嫌粗糙。

四是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小说，较为优秀的有贾平凹的《废都》、宗璞的《东藏记》、韦君宜的《露沙的路》等。宗璞的《东藏记》是继80年代出版的《南渡记》之后，又一部倾注了作者深沉情感和生命体验的呕心沥血之作。它以孟弗之一家为中心，以明伦大学南迁昆明后的动**生活为主体，写到了各类各色的知识分子，不但于家常语、平凡事中写出了亡国之痛、流离之苦、生存之艰，而且写出了国难当头中国知识分子多色调的人格图景。宗璞曾在《南渡记》中以现实主义的冷静笔法，写出了吕清非和凌京尧两位老人面对高压和虐杀的威胁所表现的不同姿态。吕清非拒不接受伪职，以死抗争；凌京尧虽然也拒绝和逃避，但他到底扛不住日本侵略者的火烙铁和大狼狗，只好被迫当了所谓华北文联主席。作品对吕清非伟岸人格的讴歌和张扬，对凌京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叹惋，都寄寓着作者深沉的同情和理解。到了《东藏记》，由于人物大都身处抗战时期的昆明，教学、度日相对平静，因此大量篇幅写的是孟家夫妻及儿女们的事，没有《南渡记》那种大起大落的情节和必须作出生死抉择的紧张。但小说却有一种于平易中见精神的力度。在明伦大学的知识分子中，孟弗之富有传统文化的涵养，又具有民主科学理性的精神风范。其他如落拓不羁的白礼文，聪明透顶却被欲望所累的钱明经，读书很多却没有多少独立见解的尤甲仁，都被作者刻画得性格分明，栩栩如生。和《南渡记》一样，《东藏记》采用的是散文化的叙述风格，在某种意义上，氛围和情调是置于人物之上的。作者的笔致从容委婉而含蓄，作品的风格外显冷静内蕴热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露沙的路》是韦君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主人公露沙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学生。七七事变后，露沙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一心献身革命事业。这中间两次结婚。第一次为洗刷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与一文化层次低下且内心鄙俗不堪的准“工农干部”结婚，后终因无法忍受而离婚；第二次与大学时代的同学结婚。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丈夫被打成特务，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也惨死，露沙身心饱受摧残，萌生出“早知是这样，我就不来了”的悔意。经过“抢救运动”后，露沙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露沙的路》是韦君宜以信史的笔法为自己这类以知识分子身份参加革命的人立传，并再现了当年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如果把《露沙的路》与杨沫的《青春之歌》进行对照，是饶有意味的。露沙与《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都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露沙从延安到北京的路，实际上是林道静脚下之路的延伸，是同一条革命之路的两个不同阶段。而露沙在这条路上的种种遭遇和感受，能引发我们对20世纪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思考。

从艺术形式看，象征型和寓言型的长篇小说则蔚为大观，重要作品有余华的《呼喊与细雨》《许三观卖血记》、张承志的《心灵史》、李佩甫的《羊的门》、阿来的《尘埃落定》、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张炜的《九月寓言》、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人终生奋斗的一个目标，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突破40岁的生命大限，死亡的恐惧贯穿全书。全书给人陌生、奇异、惨烈、苍凉、冷硬的强烈感受，而喜剧的悲剧化和悲剧的喜剧化的艺术处理方式，愚昧的神魔化、奇幻化、夸张化的艺术手法，以及象征氛围的营造，使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学价值。《羊的门》以羊和牧羊者为借喻，作者沿着鲁迅揭示国民性的路子前行，揭开的是民族生存的惨烈本相和民族灵魂的深层状态。

除以上从题材和艺术形式方面进行分类的作品，还有一些较为优秀的长篇小说，如雪漠的《大漠祭》、邓一光的《我的太阳》、尤凤伟的《中国：1957》，则很难加以归类。

90年代长篇小说的文体创造意识空前增强，小说体式的实验如寓言体、词典体、编年体、笔记体、聊天体等各色纷呈；艺术手法的运用如意识流、多角度第一人称、象征等也可谓驾轻就熟，给90年代长篇小说带来一种新的艺术风貌。可以说，在艺术探索方面，90年代长篇小说远远超过了80年代。

但在精神探索方面，90年代并不比80年代呈现出更多、更独特的光彩。一些作品对过去流行的价值观念进行彻底颠覆的同时，并未为我们重构新的价值理想。如莫言的《**肥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神圣与卑下的关系进行颠覆的同时，却流于思想失度和艺术失控。另一些作品却相反，表现出一种对已经或即将失落的传统精神价值的偏执和固守。如张承志的《心灵史》，把牺牲、流血作为一种理想美，把对贫困、落后的忍耐作为一种与信仰追求并生的基础。还有一些作品，其精神探索则表现出价值立场的飘忽性、趋时性，说明作家的精神思考还没有找准自己的基点。如张炜80年代的《古船》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对农村宗法之下的历史积淀和农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而到了1993年出版的《九月寓言》，则又表现出对古老土地文明的重新向往。再如王安忆1993年出版的《纪实与虚构》表现的是对祖先“金戈铁马”的“争雄的世纪”的向往和对平庸现实的厌倦；而在两年后的《长恨歌》中，表现出的是对王琦瑶一辈子都满足于与男人周旋的体贴和对她那种靠闲聊天、嗑瓜子、喝下午茶、搓麻将以打发日子的平庸生活的玩味和认同。另有一些作品，精神思考体现了一种平面滑行的惯性，缺少精神的突围和冲击力、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