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女作家的创作一直与男作家比肩，到了90年代女作家更是以群体的阵容凸现，出现了丰富而芜杂的女性写作景观。90年代的女性写作在小说领域的代表作家依照不同年龄和创作阅历以及写作的基本倾向可以分为这样的三个支脉：首先是构成90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前沿风光的，以陈染、林白、徐小斌、徐坤、海男等为代表的具有鲜明女性主义意识的女作家们激进的文本实验；然后是贯穿八九十年代的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等人的创作，她们并不特别张扬女性主义的叙事立场，而以沉厚的写作构成90年代女性写作广阔的腹地风景。我们将以此为背景重点审视陈染、林白这一支脉的女性写作。最后是90年代末出现的以卫慧为代表的70年代出生女作家的创作。
陈染（1962— ），北京人。198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过大学教师、报社记者、出版社编辑。陈染早在80年代就开始创作，90年代以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的写作引起广泛关注。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嘴唇里的阳光》《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在禁中守望》、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以及散文随笔集《断片残简》等。陈染小说一再讲述女性创伤性的个人成长记忆，表达背对公共生活空间的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独身女性幽居中的情绪感受、精神臆想、隐秘的身体经验、大胆的**场面描写，一反传统女性风格的文雅、精致、矜持，呈现失衡、扭曲、焦虑、迷狂的审美特征，这一典型“陈染式”的女性文体特征，在这一支脉的女性写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相对于90年代其他的女性书写，陈染的创作还充满了哲理化的生存之思，人生场景和女性场景纠结于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但鲜明的性别身份多少淡化了形而上的哲理意味。事实上，陈染始终以知识者和女性双重身份面对世界，构筑自我与世界的紧张与对抗，作品显得感伤而晦暗。
代表作《私人生活》女主人公倪拗拗与贯穿陈染数篇小说的女主人公黛二一脉相承。童年时期家庭的破裂、父亲的缺席使她无法顺利完成一个女性的成长，她孤僻、自闭，长久地徘徊于“弑父”与“恋父”相纠缠的心理痼疾中。一方面她仇恨父亲的粗暴、专横与对她们母女的抛弃；另一方面又永远迷恋种种父亲的形象。虽然她极为厌恶卑琐的T先生，但又积极配合了这个比她年长许多的男人无耻的诱奸。这里不仅有女性幽暗的生命欲望，更有源于内心深处长久以来对父亲般的男人的渴望。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生存的困境——在对男性巨大身影的反抗与迷恋的互相撕裂中痛楚的成长。正是T先生无耻的诱奸轰毁了倪拗拗心中两性之爱的诗意，致使她成年之后始终认为男女结合只是生理层面上的，心理层面上达到和谐、美感的只有自恋与同性恋。她视比自己年长十几岁的美丽的禾寡妇的情谊为精神的支撑。文本一再强调倪拗拗与禾之间不存在肉体上的互相占有。“女同性恋的存在不是作为一种性的选择或另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不是作为少数人的选择，而是一种对统治秩序的最根本的批评，是妇女的一种组织原则。”[12]即一种用以抵抗男权秩序强加给的压抑与孤独的姐妹情谊。这也许是我们理解陈染文本中颇受争议的“同性之爱”描写的关键。禾丧生于一场大火，母亲也因病去世，中断了倪拗拗与外界的最后的一点联系。从此她成了无牵挂的“零女士”，患上严重的精神幽闭症。最后竟发现窗外熙来攘往的人群是一群人形的狼，只有躲到浴缸里才有安全感。另外，这部小说的标题似对90年代一种写作姿态进行了命名式的界定：私人写作，由此引发了评论界长久的争论。
林白（1958— ），广西北流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曾任过图书管理员、电影制片厂编辑和报社记者。90年代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回廊之椅》《致命的飞翔》《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子弹穿过苹果》《说吧，房间》和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玻璃虫》等。林白的作品也沉湎于“我的自我、我的身体”的讲述，但相对于陈染形而上的晦涩，林白的女性世界散发出坦**流丽、富有震撼力的美感。她特别注重对成熟的女性之躯美轮美奂的诗意展现。她的一些以故乡亚热带边陲小镇（沙街）为背景的小说充满了诡秘、悲凉的异域情调。林白非常注重通过语言让平凡的生活场景显得不同凡响。流水与飞翔是林白文本常见的两个意象，同时也可以用来喻指她的文体特征。
林白的代表作《一个人的战争》同样在类自传的背景下讲述主人公多米性别自我成长的经历。多米自幼对自己的性别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同时多米还想作为一个社会历史主体去获得社会价值的成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出息是最收买我的词”。但男权社会是拒绝女人以性别主体的身份进入的，要么中性化、雄性化，以准男人的身份进入，要么物化以花瓶的身份进入。这两条路多米都不愿走。因此她与社会的关系总是很紧张，总是遇到麻烦。而“一遇到麻烦就想逃避，一逃避就逃到男人那里”。逃到男人那里又招致更大的麻烦。一方面，她想从男权文化的层层内化中将女性真正的自我剥离出来，获得女性身心的全面发展，创造力的全面实现；另一方面为了自我发展她又必须放弃这种剥离，同时她也缺乏内心的力量抗拒“万有引力般”的男性文化宰制力以完成这种剥离。而一旦放弃这种剥离也就丧失了作为性别主体的女性自我。“一个人的战争”即意味着一个女人和男权中心社会的战争，又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和自己的战争——在男权巨大的阴影里女人内心纵横交错地撕裂。作品对女性灵魂的自我拷问以及对男权文化宰制力的指控都达到相当的深度。
徐小斌（1951— ），北京人。徐小斌9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敦煌遗事》《迷幻花园》《双鱼星座》和长篇小说《羽蛇》等。相对于陈染、林白，徐小斌更钟情于不可知的神秘事物：佛教密宗、古奥的博弈论、神秘莫测的埃及巫师、虚无缥缈的佤寨、文身、耳语、前世记忆等，这些都是徐小斌作品重要的意象。“神秘的背后是悲哀”，这是对女性人生不可洞见意味的暗示。徐小斌还始终认为神秘的事物保存了现代社会日益丧失的自然的本真，而这种本真只存在于女性身上，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总给人以忽人忽仙的感觉。《羽蛇》就讲述一个家族五代女人百年间与世隔膜的幽闭神秘的生存方式，以内心的历史对抗外部的大历史。大量的隐喻、象征、寓言，营造了徐小斌女性世界绝望的诗情。同时徐小斌还非常注重结合现实世界的感性经验，获得对女性生存的多元表达。
中篇小说《双鱼星座——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是徐小斌一部重要的作品。主人公卜零是一家电视台的编剧，丈夫韦在事业上如日中天。卜零看似很幸福，但实际上她正面临着男权世界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全面压榨。在单位里她因总也写不出迎合市场的剧本又拒绝老板的无耻要求，被老板设圈套除名。与许多女人一样她也想把家作为退路，可丈夫是个地道的市侩，吝啬、自私，长期无视卜零的情感与生理需求，而且“只要自己做生意需要便可以随时把老婆典出去”。于是卜零又想向自然爱欲寻求慰藉，她爱上了丈夫的司机——年轻、英俊又体贴的石，但石只是个趣味低俗的情场老手，他欺骗、盘剥了卜零的情感。绝望的卜零决心向这三个分别代表权力、金钱、情欲压榨她的男人复仇。但周密的谋杀计划只是在梦中进行，醒来后的卜零只有逃向遥远神秘的佤寨。作品弥漫着一种绝望宿命的氛围——女人无从逃脱那个古老的悲剧命运。卜零一如徐小斌笔下的其他女性人物，身上带有匪夷所思的超常特性，她最后逃向被她视为精神故乡的神秘而古老的边地文化中去寻求救赎，标明了对作为男权文化现实形态的现代工商社会流行价值观的决绝与抵抗这一精神立场。
徐坤（1965— ），辽宁沈阳人。徐坤在这一支脉的女作家中显得很特殊，正是这种特殊使得90年代中期以来徐坤以《热狗》《狗日的足球》《先锋》《游行》《遭遇爱情》《厨房》等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女娲》等迅速崛起。相对于陈染、林白们极端个人化的女性心灵的讲述，徐坤自觉把写作目标确立在对现实男权中心社会文化的解构上，尤其注意塑造承载着这一秩序文化虚伪的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形象。她以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式的“泼皮精神”游戏诸神，无情而有力地拆解当下语境中包括知识精英、竞技体育、官僚机构在内的诸种男性话语。当然徐坤也从超越性别的视角对知识分子当下处境进行思考，因此她也经常被指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徐坤老到的反讽与调侃也与90年代的女性话语惯例大相径庭，显得十分“男性化”，但已不再是花木兰式的仰视性的模仿，而是俯视性的戏仿。正是戏仿使她获得一种强大的解构力度，不仅解构男权文化秩序，而且解构秩序内对女性主体的再生产，体现了女性文化自审意识。
中篇小说《游行》作为徐坤一个重要作品集中体现了上述创作特色。年轻的女记者林格先后经历了与德高望重的老诗人程甲和留洋“博士后”、著名教授黑戊的爱欲纠葛，终于从灵魂到肉体上彻底洞穿这些男性文化精英的真面目（这两个男人分别代表主导意识形态与西方话语这两种当下男性话语霸权）。林格开始模仿男权文化的游戏规则投入“人造人运动”——包装摇滚歌手伊克，为此她不惜使出浑身的解数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与赞助商斗酒。在对男权世界进行一番传奇般的戏耍之后，彻悟的林格突然不辞而别，不知所终。“像她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留在这个俗世上的。”这样的结局在充满悲剧意味的同时也彰显了徐坤叙事高蹈的精神立场。林格对当代男性文化解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女性痛苦的自我拷问的过程，“他（黑戊）的自私与孱弱林格早就明白了，可她为什么不尽早抽身离开？”“有一种过失不能弥补，不断忏悔又全心投入，委身成蛇一样的彻骨虚无。心动之后，再也没有圆寂的净土。”这是对女性人生万劫不复的悲剧的深刻洞悉与自审。从某种程度而言，程甲、黑戊、伊克不过是林格借以穿越精神炼狱走向自新之物。广场、旗杆、墙这些20世纪典型的男性文化符码，一再出现于作品中而且被当作作品段落的划分标志，使这个写实的文本具有了玄妙的象征与诗化的意味。
其实，这一支脉的女性写作还是有许多的同质性，尤其是陈染、林白、徐小斌的创作。这种同质性也正代表着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主导性特征。
如果说80年代中后期，王安忆“三恋”、《岗上的世纪》和铁凝的《玫瑰门》《麦秸垛》等作品正是在文化与生命双重视角下进行女性历史传统及经验的书写，并通过这种书写探寻女性作为历史存在的特殊性，作为类存在的生命本相，那么陈染、林白们的写作则开始以个人写作的姿态追问作为性别个体的女性自我，这种追问首先被置放于非常私人化的领域。她们甚至把女性个体生命成长过程中极隐蔽的甚至被视为文化禁忌的私人经验带进本文，如女性的性经验、自恋、同性之间暧昧的情感、恋父、女性抑闭的心理，但这并不是哗众取宠，更多的是表现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里创伤性的生存体验，生命被压抑的愤怒，具有尖锐的挑战男权文化和女性文化自我建构的意义。
不论是陈染、林白还是徐小斌，在她们的小说中都充溢着对女性躯体的热情，这无疑是深受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躯体修辞学的影响。父权文化秩序有着无比丰富的关于女性躯体的修辞代码，但这只是没有“所指”的“能指”，真正的女性躯体始终是历史与文化的缺席者。[13]那么，由女性自己把躯体带进本文，并进而带向公共的文化空间，显然具有性别意识形态的意味。“躯体写作”同时具有解构父权文化规约，建构女性崭新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意义。
【思考与练习】
1.怎样理解“王朔现象”？
2.陈染、林白、徐斌等各有怎样的文学表现？
[1] 王朔：《我的小说》，载《人民文学》，1989（2）。
[2] 王朔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里有一个“大院子弟”对着另几个“大院子弟”说过这样一句话：“装他妈什么精神贵族！中国有什么贵族？一水的是30年前翻的身，国库封了全他妈得要饭去。”
[3] 王朔：《王朔自白》，载《文艺争鸣》，1993（1）。
[4] 王朔：《王朔访谈录》，载《联合报》，1993-05-30。
[5] 谈歌：《作文与做人》，载《北京文学》，1997（9）。
[6] 谈歌：《小说与什么接轨（代前言）》，见《城市热风》，2～3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7] 刘醒龙：《浪漫是希望的一种》，载《小说评论》，1997（3）。
[8] 柳建伟：《倾诉的欲望》，载《中篇小说选刊》，1996（3）。
[9] 柳建伟：《倾诉的欲望》，载《中篇小说选刊》，1996（3）。
[10] 王跃文：《生活的颜色》，载《中篇小说选刊》，1996（4）。
[11] 尤凤伟、何向阳：《文学与人的境遇》，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2）。
[12] [英]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4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13]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黄晓红译，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8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