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左右，以被称为“三驾马车”的河北作家谈歌、何申、关仁山和湖北作家刘醒龙为代表，一批关注现实的作品如《分享艰难》（刘醒龙）、《大厂》《车间》《天下荒年》（谈歌）、《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关仁山）、《信访办主任》（何申）、《都市里的生产队》（柳建伟）、《生存》（尤凤伟）等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

而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则是在此之后，文坛上涌起的一股写作风潮。“现实主义冲击波”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强烈的当下性特征和情感性特征。他们的小说文本直指当下社会困境的方方面面：改革阵痛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转型期的乡镇企业、基层组织的腐败、社会网络中道义与良知的交战……这些都使他们的文本呈现出一种巨大的现实涵量，体现了直面现实的勇气，有强烈的“主旋律”特征。

“现实主义冲击波”直接坦白地宣称要“把小说定位在普通读者的层面上”，“作家在心灵感觉上，应该是平常人”[5]。其代表作家谈歌就认为“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首先是一门大众艺术。失去了大众也就失去了读者，也就远离了小说的本意”，强调要“站在大众的角度上”，弘扬一种“平民意识”，[6]从情感与理智两方面都拒绝乌托邦神话在文本中出现的任何可能性。但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意图固然良好，创作实践却存在诸多粗疏和浮躁之处。

大致说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烈的现实感，类型化的道德主义思路。《分享艰难》《大厂》《车间》《天下荒年》《大雪无乡》《九月还乡》《都市里的生产队》《生存》等众多“现实主义冲击波”文本都直面当下现实空间最为严峻的一些现象，那就是在经济转型期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国有企业、乡镇工厂，以及被改革的阵痛抛入生活最底层的工人群体，其笔触涵盖了下岗、拖欠工资、企业三角债、破产、道德价值与利益关系的尖锐对立等方方面面，表现出源自五四问题小说的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的精神传统，并以对文化转型期浮躁、功利的现实生活空间的关注而引起一片好评。

但很快，过于类型化的表述方式就使它陷入了自设的困境。首先，其人物群像中总有一个忍辱负重的厂长或书记，比如《大厂》中的吕建国、《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反面是一个道德沦丧而又偏偏具有运作商品经济能力的人，如赵明、谢跃进（《大厂》）和洪塔山、郑主任（《分享艰难》）；在这两极中间则是承受着贫穷、欺骗、遗弃，却依然具有宽容、善良之心以及高度的敬业精神的工人群体。他们都在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为工厂“分享艰难”；其次，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众多文本中，几乎都设置了一种道德与经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对立和紧张。在《分享艰难》中，由于流氓企业家洪塔山是镇里的经济支柱，孔太平尽管厌恶他，却只能违心地逢迎他。当洪塔山的客户因嫖娼被派出所拘留时，孔太平不得不出面求情。更有甚者，自己的表妹田毛毛为洪塔山所辱，他也只能将洪暴打一顿了事。拿孔太平的话来说：“洪塔山是有不少毛病，可是现在是经济效益决定一切，养殖场离了他就玩不转，同样镇里离了养殖场也就运转不灵。”经济上的贫困和老百姓的温饱是最大的艰难，为了分享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否则经济就要垮台。道德与经济竟成了如此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这是荒谬又沉重的一个悖论。同样的，在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和《年底》等作品中，也突出了这种道德与经济的尖锐对立。

在整体的写作理念上，“现实主义冲击波”遵循的是一种类型化的道德主义思路。在思考如何解决道德与经济力量的对立时，诸多文本不约而同地诉诸道德力量的觉醒：或诉诸对吕建国、孔太平一类的正面人物内心分裂的痛苦的渲染，或诉诸“分享艰难”式的良心复苏。甚至流氓企业家洪塔山在文本的结尾也有良心发现，卖车捐钱，也为厂里分担了一份艰难。《大厂》中的齐志远、魏东久本是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整天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在关键时刻同样为厂里、为群众出力。作者的原意是要表现出人性的复杂，但是一味地强调这种所谓的性格二重性，似乎又陷入了某种新形式的类型化和公式化。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病态症结如权钱交易等，并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上加以理性的反思，只是简单地强调道德感化的力量。这种道德主义的思路使得“现实主义冲击波”文本的思考大都停留在现象罗列的层次上，缺乏对体制问题的进一步深层理性反思。

第二，叙事立场的暧昧不明。“现实主义冲击波”不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但却始终缺乏一个确定的叙事立场，游离在民间话语、主流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之间，使“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叙事主体在知识分子、体制人员和个人等多重身份之间不断游移，形成了叙事身份的断裂和混沌不明。其作家大都“把小说定位在普通读者的层面上”，认为“作家在心灵感觉上，应该是平常人”，公开宣称“我是有些放弃所谓知识分子的立场，而站在普通人甚至农民本位的立场发出一种让人刺耳的声音”。[7]这种转变本来是一种逃离时代公共话语的策略，它力图将视线从人性中神性的一面转向凡俗性的一面，站在民间性的叙事立场来描述当下社会的种种生存状态。但是一味地高呼“读者万岁”，只做“负责显示”的“解剖刀”，不愿做“解决和疗治”的“手术刀”，[8]结果却身不由己地堕入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和民间立场的泥沼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矛盾，它所寻求的只是对“社群”矛盾的调和与妥协，因而，在其文本中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悲剧精神、悲剧品格。相反，由于叙事立场的不确定，文本常常以虚无主义、存在即合理的哲学来消泯对社会丑恶的文化批判，甚至用调和的态度来取消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种模式化的思考指向，从而杜绝了在一个新的精神高度提升小说思考性的可能。

第三，叙事意识的止步不前，“拟客观”的美学效果。“现实主义冲击波”叙事意识的止步不前甚至是大幅后退，与其立足于大众群体文化的立场相结合，使文本出现了严重的类型化现象。对叙事意识的全面放弃不仅在技巧上显得乏善可陈，也严重削弱了直面现实时的艺术感染力。在叙事上，“现实主义冲击波”几乎放弃了对技巧性的关注。语言直白，结构上多随人转景，谈不上精心的组织过程。过于追求“真实”，将“真实”与锤炼语言的张力、精心的组织和剪裁对立起来，刻意追求一种“返璞归真”的效果，结果却流于粗糙与平庸。

公平而论，他们是有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再往前推进一步的自觉性的，他们也希望将“这个时代中国的本相：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有肉吃）和文化转型期公众心理的浮躁和失衡（要骂娘）”的“全部内涵”“形象地”“描画出来”[9]，也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最需要的是批判现实主义”[10]，并热切呼唤一种“骨血中的人文精神”[11]，但是他们的创作实践远远没有实现创作的初衷。由于种种思想和艺术上的缺憾，他们的文本世界往往只停留在“揭露丑恶”上，造成种种“官场现形记”“商场现形记”的出现。他们急于还原当下生存空间里的种种现象，执著于一种虚拟的“客观”效果。但极端重视“写实”忽视精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描摹，再加上“写实”的技巧流于粗糙，不仅使众多文本类似于新闻报道，降低了文学的美感与力度，还造成了文本之中个性、自我与主体的消泯，并游离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立场。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它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