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经过前十年的实验与探索，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诗人完成了艺术转型，创作出了相当成熟的文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十年，中国新诗完成了自身发展的一个周期。

90年代的诗歌日趋多样性和多元化。这个时期最深入人心的文学口号是“个人化写作”。所谓“个人化写作”，并非指诗人沉湎于个人的狭小天地，而是指摆脱从众心理，追求思想与人格的独立。正是在这个前提下，90年代诗歌反而增强了与现实、历史的亲和力，并增加了其内容的分量。这样一来，成熟与理智，就成为衡量一个诗人的重要标准；智性化与个人化就成为估量文本的重要价值依据，这意味着以前所界定的所谓共同的文学理想失去了合法性。诗人们将有权利按照各自对生活、历史以及艺术的理解，选择自己的道路。正因为如此，90年代的诗歌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创作方法上，都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从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生活流”，到承继西方现代主义精髓的形而上哲学冥思，乃至于面向中国传统的禅宗玄学，都吸引了不少的实践者。而且，每一流脉都涌现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与范本。

若以年龄段为划分单位，90年代的诗歌，可谓是老、中、青三代诗人的艺术集合体。事实上，按照年龄来划定诗歌群体的做法并不科学。可是，当代诗歌的断层性与非逻辑的发展，造成了当代诗歌经常要依据年龄来命名的窘况。这一划分方法，在80年代中末期，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文化环境的转换以及西方各种诗学理论、诗歌译本在中国的传播，不同年龄段诗人艺术观念的差距越来越小，在创作中还不时出现交叉与合流。因而，老、中、青三代诗人的说法，只是为了描述的方便，并不代表相互间无法通约。

继80年代以后，以邵燕祥、蔡其矫、牛汉、郑敏、杜运燮、曾卓、苏金伞等为代表的老诗人，仍是诗坛上一支难以忽视的创作队伍。多数人的作品数量在减少，但年轻的精神状态与精湛的艺术造诣，却令人刮目相看。邵燕祥在“纸上”高谈“风云”：“国务院任命21名稽查特派员/心头一震：要除懒筋治懒病……/武汉‘桑塔纳’当街爆炸/天河北路新楼厦面向十万豪门/两记者追踪川岛，下转第六版/澳门警司司长返回葡萄牙搬兵”（《纸上风云十三章·A1版》）；杜运燮指着一棵棵绿树对我们说，哪怕“最后只剩下一片黄叶/也要捧出最后一角绿/我不愿听枯叶得意的自语/人不如树，人不如树”（《八十自语》）；曾卓在“华发苍苍”之年，竟要携带“七星剑”闯**江湖：“仗剑远游，闯**江湖”/傲问：“谁有不平事”（《人与剑》）。

老诗人在创作中显示出的另一特点，就是越到晚年越抒发真挚的“性情”。一生在困境中跋涉的绿原，到了晚年还在接续那首至今没有写完的情书：“把我留住不放的是我的/爱：我的爱只剩下/还让我仰望到的蓝天/还让我匍匐的黄土地/还让我听得懂的汉语/和读得懂的方块字和/我用它们写着写着/一直没有写出来的/一首情诗”（《我的爱》）。苏金伞在耄耋之年回忆起“几十年前的秋天，姑娘约我到一个小县城的郊外。秋风阵阵。因为当时我出于羞怯没有亲她，一直遗恨至今！只能在暮乡的黄昏默默回想多年以前的爱情”的往事时，禁不住写下了“……第二天我独自来到这里/想把那座小沙堆移回家中/但什么也没有了/秋风在夜间已把它削平//第二年我又去凭吊/沙坡上雨水纵横，像她的泪痕/而沙地里已钻出几粒草芽/远远望去微微泛青/这不是枯草又发了芽/这是我们埋在地下的爱情/生了根”（《埋葬了的爱情》）的感人诗句。

90年代诗歌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出现了不少长诗。“第三代”诗人中的于坚和翟永明等人，也写了不少长诗，还引发出一些评论。进入90年代后，还有另外一批与“流派”保持距离的诗人在从事长诗的创作。代表性诗人有昌耀、韩作荣等，其诗歌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长诗创作当然不是在90年代才出现，可一直到90年代才全方位地展示出其整体实力与规模。

以孔孚、孙国章等为代表的新山水诗在90年代的活跃，也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件。它标志着新诗创作进入了对传统文化与审美意识进行重新反思、整合的阶段。由在诗歌理论界颇有影响的《诗探索》发起的历时4年多的“字思维”讨论，与新山水诗的凸显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即探讨在西方诗歌大规模入侵东方诗歌的版图时，我们该如何看待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在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创作群，是先锋诗人们。自80年代中期以后，先锋诗派就得到诗歌研究界的格外青睐。在当代诗歌史的写作及单篇论文中，这个群体中的不少诗人都是必须提到的对象。本该为“另类”的先锋诗人群，实际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渐渐由边缘转入了中心。批评界的这种学术倾斜，在无形中唤醒了先锋诗人对“排名”的敏感，最终导致了先锋诗人阵营在90年代走向了对峙与分裂。

新时期以来的新潮诗歌批评，对促进当代诗歌的现代化转变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把批评重点锁定在几个先锋流派与诗人的身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客观公平性；也可能导致那些远离群体，以个体身份出现的优秀诗人长时间被冷落。如写下《土拨鼠》等不少长诗的西安诗人胡宽，在活着的时候根本不为诗坛所知。直到病逝后，他那被誉为比“金斯堡的嚎叫还要撕裂人心”[1]的诗，才逐渐被人所了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