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的文化格局，并使之呈现出相对多元、无序的态势。由于某种意味深长的政治和文化表征，90年代不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阶段。置身于剧烈的社会、文化调整之中，由于与社会环境、时代氛围天然的血缘关联，90年代的文学传达了更为繁复微妙的时代信息，并体现出不同以往的美学特征与价值取向，呈现出丰富、含混以及多元化的景观。80年代的文学实践在新的时代境遇中得以延续，但这种延续又必定在深入与断裂、延伸与转折的不断变换中，体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
90年代的文化格局三分天下，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市场的关联下存在着微妙的互渗与互动。随着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分化，精英文化板块内部也逐渐出现了难以弥合的缝隙。相互差异的价值理念导致了文学内部的对抗，这在“人文精神”论争前后体现得尤为鲜明。
在90年代，大众文化、通俗流行文化获得了比80年代末更为适宜的发展环境，以有效的商业化方式参与到转型期中国文化的构造中来。如果说在80年代，文学的市场化仍然遭遇了相当一致的抵触，90年代文学的市场化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趋势。80年代王朔的小说，由于对以往政治理想的尖刻调侃和嘲弄，一度具有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颠覆和反抗的意义。但在90年代浓郁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以及对商业性成功毫不掩饰的向往中，其作品很快脱落了叛逆的色彩并把嘲弄的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价值立场与人文传统。一部分文化人感受到被市场经济悬置乃至淘汰，并有强烈的失落感，“王朔现象”引起了这些人的关注。出于生存利益的考虑，一部分作家开始步入市场。另外，出于对80年代理想与憧憬被极度张扬，从而造成“价值与事实之间的辽阔距离”现象的反拨，经由“新写实小说”的“视点下沉”，原来的知识分子价值系统开始受到怀疑，集体性的观念由于现实的冲击和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渐渐走向解体。一些作家开始改变叙事策略和价值理念，世俗生活在90年代文学中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值得一提的还有，由于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形成了一批物质相对发达的大中型城市，90年代出现了大量以城市生活为内容的小说，普通日常生活和世俗利益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面对日益高涨的商业潮流，另一些作家则显示出一种对抗性的姿态。这些作家多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代表人物主要有张炜、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李锐等，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在90年代出版了长篇代表作，如《九月寓言》《心灵史》《务虚笔记》《马桥词典》《无风之树》等。与80年代相比，这些作品在一贯精神追求的基调上，呈现出新的叙述风格与美学特征。在90年代精神普遍低迷、知识分子人文话语遭遇重创的背景下，这些作品有力地介入当下的文学格局，并参与到文学的价值重建和审美想象中来。他们对美学理想的坚守，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人性价值的守护，构成了90年代文学的重要方面。
由于“市场经济”和社会商业化程度的加剧，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出现了更为松动的迹象，这使得更多的人能够选择一种更为“自由”的“体制外”生存方式，在媒体间活跃的“自由撰稿人”，就是这样的“自由职业者”。90年代的作家队伍中出现了一批较年轻的作家，其中就有不少处于“体制外”的生存空间。另外，女性作家的创作也成为90年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鉴于这些人的群体特征，一些评论家称其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新生代”“晚生代”等。
80年代后期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文坛曾经冷寂了一段时间。但进入90年代以来，文学界内外却接连产生了若干热门话题，并促生了一些新现象。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和作家联手制造的，是“为适应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采取的种种现实的策略手段”。首先是“命名热”，1994年继“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之后，几家著名的文学期刊先后推出了以“新体验”“新状态”“新市民”“新都市”以及“文化关怀小说”等为旗号的作品展。概念化的命名总是相对简约的，因为它无法包容丰富、复杂的写作心态和写作背景。事实上，由于共识的破裂和个人化因素的增强，这些命名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同。1993年还被一些评论家称为“长篇小说年”，经过90年代最初两年的沉寂期，文学界似乎在逐渐走出伴随转型期而来的迷惘情绪，“长篇热”“散文热”“纪实文学热”等成为新的文学现象。这固然体现出部分作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自然达到的文学高度，但也不能排除市场炒作并“催熟”的虚浮成分。
90年代的文学批评也有了一些变化。以往批评话语的背景，或是意识形态性的或是一种传统性或集体性的文化观念，而在90年代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批评的个人性开始凸显。批评的“学院化”“理论化”也是这个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传播与被挪用，组合成了中国式的后现代批评用语，常常用来对“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和所谓“晚生代”等进行评论，甚至延伸到对诗歌、电影的批评活动中。但也有不少批评家对其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及其理论的合法性产生疑虑。另外，西方6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为90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拓展了理论空间与视野，中国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众文化、影视研究以及媒体广告、消费行为等社会时尚方面，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12]但如何将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有效地结合起来，对90年代的文化、文学进行开放式的研究，仍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
80年代的“先锋文学”作家群进入90年代后，显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了格非、北村在90年代初还保持叙述结构和语言方面的探索，其他作家普遍地放弃了激进的形式主义实验，艺术和个人的生存策略使他们回到了重视故事与人物等叙事因素的现实主义传统。
“先锋文学”的转向与90年代的文学转型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伤痕”“反思”到“寻根”“先锋”文学，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逐步集结到乐观的“现代性”价值的旗帜下。在这种启蒙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主题内涵和精神特质具有了一种启蒙的意义功能。随着90年代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尤其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质疑“现代性”的视野中，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价值目标的态度却开始变得犹疑起来，价值立场严重分化，启蒙的内在理路面临被解构的危机。实际上，有些评论家看到80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就存在“现代性”启蒙精神与“后现代性”解构话语之间微妙的裂隙。[13]另外，在90年代大众文化空前繁荣，并成为新的文化主体的背景下，从市民阶层中生发出的审美趣味、价值理念等也在迅速蔓延，影响渗透了一部分的文学创作。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填平雅俗鸿沟”的推波助澜下，不仅“先锋文学”内部的裂隙在扩大，而且“启蒙主义”的言说方式和价值理念在文学中普遍受到质疑，由此滋生了一系列暧昧不定相对多元的价值向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精英角色和审美功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无疑充当了这种转型的代言者。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界，创新的浪潮此起彼伏。但80年代的文学在探索创新的氛围中体现出的多是精神上的高蹈姿态。而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与80年代之间较大的文化精神跨度。不管是“入市”还是关注世俗生活，甚或继续坚守精神性的言说，具体的现实生活开始进入90年代的文学领域。先锋性的形式革命也很少在表达现实的文学叙事中得以保留，文学以面对“现在”的直接性抑制了文学创新的**，步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创作时期。面对现实和相对传统化、常规化的创作，形成了90年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当然，其中有一些作家仍然保持着先锋性的写作，如《大家》《芙蓉》等为数不多的文学期刊继续支持先锋性质的形式实验。
尽管如此，把80年代和90年代的差异划分为“现代”与“后现代”、“精英”与“大众”的截然对立，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实际上，90年代文学中也不乏某种坚硬的人文话语和精神向度。大致来说，80年代文学的既定言路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某种“转型”，在时代精神的变迁和表面无序的状态下，90年代文学状况尽管复杂但仍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
毕飞宇、韩东、林白、陈染、徐坤、朱文、鲁羊、张旻、刁斗、述平、李冯、东西、邱华栋、何顿等小说家的登场，也是90年代的重要文学现象。他们在90年代初登上文坛，曾被赋予“新生代”“晚生代”“60年代出生作家群”“个人化写作”等称谓。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统称为“晚生代”作家。
90年代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构成了这批作家主要的写作背景。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和社会商业化程度的加剧，文化的整合力量减弱而变得相对多元，文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更加“个人化”的时代。“晚生代”作家与传统的文学体制逐渐分离，文学史的既定传统和价值体系也不再构成他们写作的前提。他们试图远离集体性的观念，开始转向依赖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这在女性作家那里体现得更加鲜明。女性写作在90年代是一个极为突出的现象，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涌入、国内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等因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批大多出生于60年代的女作家表现得尤为醒目。[14]90年代的女性写作体现了一种高于80年代的性别自觉意识，隐秘的女性欲望、女性躯体等“私人”经验从历史和现实场景中挣脱出来，开始集中大量地进入作品之中。
这些作家无法被纳入到旧有的写作传统中去。他们的作品所涉及的题材主要是当下现实和人的各种生存状态。尽管相互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不易归类，但最集中的莫过于对“性”欲望的关注。80年代的文学话语逐渐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延伸到历史、文化层面上寻找人性之根（“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更是深入到幽暗的无意识领域，调动一切可能的叙事手段来挖掘人性的本质。“新写实”承接先锋的余韵，彻底解构了大写的人，并在烦琐的世俗生活中承认了人性平庸的一面。90年代的“晚生代”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人的本能欲望方面，对“性”的集中关注，无疑是试图触摸最深层的人性根基。但在90年代特殊的时代语境和“全球性”后现代文化的渗透下，“晚生代”作品中的“泛性化”大多脱离了深厚的人文背景，“性”的意义提升被抽空，人性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分离，并被还原到本能层面。对这个时期的女性写作来说，由于注重以身体为突破口来反抗男权意识和男权话语，对个人经验的极端强调以及对“性”与身体的过度重视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向。但小说中过于私密的女性经验，同性恋、身体自恋等“身体写作”达到极致往往是对共同人性以及人类文化的拒绝。在政治威权和中心意识一体化的时代，文学作品中的“性”无疑表征了个体的生命力和人性的丰富，具有对抗意识形态中心的合理意义。但在90年代市场文化和商品大潮的背景下，当作品中的“泛性化”所张扬的极端化私欲，把矛头指向了基本的社会道义和精神理想的时候，必然会减弱它的积极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商业色彩。这些作家创作的整体水平也参差不齐。由于来自市场利益的压力以及各种书系频繁地包装出版，其创作周期与以往相比明显缩短，这多少影响了作品的质量。另外，因为对以往文学所积累的艺术经验不够重视，80年代的文学创新欲望为平淡无奇的常规化所取代，在叙述样式上普遍呈现出一种平面的“表象式的拼贴”特征。日常经验如何成功地转化为美学形式，对他们来说仍是一项难题。
被称为“晚生代”的作家，的确许多人在文学观念和文学追求上表现出某种共同性。不过，也有些被称为“晚生代”的作家，仅仅是在生理年龄上具备“晚生代”的“条件”，在文学观念和文学追求上则并没有多少作为一种潮流的“晚生代”特征。陈染、林白、徐坤等作为90年代女性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便不是一张“晚生代”的标签所能说明得了的。
在崭露头角时被称作“晚生代”的毕飞宇（1964— ），也与作为一种潮流的“晚生代”没有什么关系。毕飞宇90年代的小说创作，虽然有鲜明的求新意识，但同时也很注意从传统汲取营养。清秀、典雅、含蓄是毕飞宇90年代小说的突出特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短篇小说相对受冷落的90年代，毕飞宇对短篇小说有苦心的经营，并发表了《哺乳期的女人》《是谁在深夜说话》《枸杞子》等较为优秀也产生较大影响的短篇小说。尤其《哺乳期的女人》问世后广受称赞。在毕飞宇90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中，《雨天的棉花糖》则对个体生命与文化的错位作了深刻的揭示。粗鄙化、平面化、琐屑化这些“晚生代”的特征在毕飞宇小说中并不存在。毕飞宇一开始就没有放弃对“深度”的追求。进入21世纪后，毕飞宇更注重写实，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倾心，《青衣》《玉米》《玉秀》等作品为21世纪文坛所注目。
在1996年左右，以刘醒龙、何申、关仁山、谈歌等为代表的作家推出了一些关注当前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这股创作潮流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把视点逐渐移向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城镇居民等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快速分层时期所产生的困惑与难题成为主要的叙述线索，从而似乎具有了某种难得的“民间立场”和“平民意识”。评论界有人认为，这种可贵的“平民意识”摆脱了以往的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使作家本人能真正地融入社会的普通生活，体现的是一种文学精神的进步。但从大多数“冲击波”作品来看，作家并没有把这种“平民意识”贯彻到底，往往在对基层共同体内部的冲突、矛盾和困境进行渲染之后，最终牺牲了“弱势人群”的人格尊严和生存价值，从而达到与“社会”共同“分享艰难”的“廉价乐观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要求作家运用一定的价值立场和理性力量对现实进行深入的剖析，发现真正困扰时代与社会的症结，并对现实采取不妥协的文化批判态度。90年代社会结构的分层以及文化整合力的丧失，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深刻分化以及现代性启蒙理想遭受质疑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而“冲击波”作家的视点和立场体现出某种游移和混乱，表明他们还没有找到批判现实的切入口，对转型期中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还缺乏理性的认识，从而无力对现实进行深层的探究。这使得他们对现时代的社会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并在价值立场上偏离了人性、人道主义的标准。评论界有人尖锐地提出其中的问题：如在涉及尖锐的社会问题时转而诉求传统的伦理道德和集体性的观念，甚至带有某种陈旧的“清官意识”，而不是呼吁社会的现代化理性建构，“伪现实主义”“泡沫现实主义”“媚俗现实主义”的说法因此也出现了。
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是90年代突出的文化现象。继苏童中篇小说《妻妾成群》（1989）在1991年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后，紧接着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被改编为《秋菊打官司》、苏童的《红粉》被改编为同名影视、余华的《活着》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王朔的《动物凶猛》被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另外还有莫言、格非等作家的作品也相继被搬上了银幕或荧屏。
在90年代，越来越精良完备的电子媒介系统正在逐渐地改变着原有的文化形态，并积极地参与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大众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扩展了大众文化的空间，“全球化”的大众文化制作潮流，以电子媒介为工具在世界性范围的传播，也对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主流政治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态势中，大众消费文化的空间日益扩大。
凭借着高度发达的媒介工具和大范围的受众面，大众文化的价值理念和表达方式开始渗透进其他文化空间之中，文学与影视之间空前的密切联系，体现了90年代三种不同文化空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影视的运作方式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经济活动，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以及自身的语言性质，决定了影视作品重视画面效应，要求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情节，以及带有大量的性、暴力场面等，来迎合大众心理的市场卖点。“娱乐道德观多半集中在性问题上，在此范围内，它对消费者的**几乎无一例外。”[15]与80年代的电影如《黄土地》《老井》《红高粱》等体现出的文化启蒙意向不同，90年代的这些影视作品有更鲜明的娱乐特征，其中对超越生存层面的理想信念的拒绝，对世俗生活、日常幸福的肯定，体现了来自市场经济中越来越壮大的市民大众消费阶层的明确情感诉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90年代的影视文化集中地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利益和价值指向。
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后，一方面跻身于大众文化的行列扩大了影响力；但另一方面，比较严肃的精神内涵往往被扭曲舍弃，增加了轻松的娱乐成分。对许多作家来说，这种方式提供了富有成效的成名、获利途径。影视情结背后的名利意识，使一部分作家开始把为影视写作当作创作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学作品质量的下滑。作家对影视的商品化手段的妥协，也逐渐消解了文学所应具有的文化批判和人文精神内涵。[16]
实际上，文学“触电”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文学与影视之间应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通过影视的魅力，不少“纯文学”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进入受众面广泛得多的文化市场，为更多的人所熟知，未尝不是一件有益的事。问题在于，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在理论上具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拆解功能，但同时也部分地消解了知识分子文化精神，它本身还没有形成较为稳固的价值理念和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知识分子文化的引导。因此，在参与影视制作时，文学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与大众沟通的同时注重精神性启蒙因素，从而更有效地参与大众文化的价值构造。
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的出现成为划时代的标志之一。网络文学也悄然兴起并加入90年代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之中，成为90年代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各种文学网站、个人主页、电子文学刊物等网络多媒体的出现为网络文学提供了生存场所，甚至产生了一批比较有知名度的网络写手。网络上的文学形态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传统的书写文学作品通过发帖子等方式录入网络，比如大量的文学收藏网站等；一种是仅在网络空间写作和发表的“原创”作品。网络文学一般是指后者，当然，关于网络文学的定义还存在着争议。随着蔡智恒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流行，并在传统出版市场上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网络文学频频通过纸质媒体亮相，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由于需要通过电脑屏幕进行阅读，网络文学形式上较为简约短小，情节比较单一，内容更为驳杂甚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叙事语言夹杂了许多简单快捷的网络专门用语，措辞更为机智甚至幽默。面对网络文学这种较为粗糙的即时性特征，人们的看法有时截然相反，竭力推崇并看好网络文学发展的人认为其“前途无量”，同时也有人认为，网络文学的质量不敢让人恭维。事实上，在网络文学仍处在初步阶段时，并不宜过早下断言。
网络无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一方面，就网络与文学的结合所产生的网络文学而言，也许提示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和品质。与传统纸面文学相对较为严格的生产和流通程序相比，网络文学通过操作键盘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传输就可以达到大范围的传播和流通。在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的同时，网络文学也体现了一定的优势。首先，网络写作的主体不再限于拥有作家身份的人，任何有条件的人都可以参与网络文学的创作，而且不再受制于传统的文学编审发表过程，使得文学写作变得更为自由、随意。这种体制外创作空间的形成，给文学带来了新特质。其次，由于网络特殊的传输速度和范围，网络文学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联系更为快捷、直接。最后，由于网络本身具有的宽容和包容特性，“大狗小狗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网络空间的自由和无所顾忌，使网络公共空间与其他的大众传媒相比，更为接近文化民主的目标。
另一方面，网络文学在表达形式和内容上的直露、放纵，导致缺少蕴藉，以传统纸面文学的标准来衡量，网络文学的质量显然不高。由于网络自身的娱乐性质，网络写手的个人素质差异较大，再加上轻松随意“娱人与自娱”的写作心态，使网络文学作品呈现出整体上的良莠不齐。已有的网络文学主题基本上与爱情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网络文学的丰富性与宽容性。另外，由于网站的生存主要靠点击量，网络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商业色彩。中国的网民仍然局限在一些有较高收入的社会阶层，网络文学还存在着接受的边界与极限。
【思考与练习】
1.如何理解“人文精神论争”？
2.20世纪90年代文学有怎样的基本面貌？
3.毕飞宇有怎样的文学成就？
[1] 大量相关文章散见于90年代的各类报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评论》《读书》《天涯》等上面发表的文章质量较高。
[2] 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丛书，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其中收入各报刊发表的有关争鸣文章。
[3] 西方后现代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如法国的雅克·德里达、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米歇尔·福柯，德国的于尔根·哈贝马斯，美国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理查·罗蒂、伊哈布·哈桑等，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理论及作品对当代尤其是90年代的中国文化都有较大的影响。
[4] 部分争鸣文章结集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5] “亚洲四小龙”是指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功被视为“儒教资本主义”的胜利。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有余英时、林毓生、杜维明等学者。
[6] 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国学季刊》为中心，以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等学者为代表。
[7]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余国良译，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中提出的中国“威胁论”或“遏制说”以及全球性的冲突将是不同民族之间文明的冲突的说法，更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想象。
[8] 赵毅衡：《后学，新保守主义与文化批判》，载《花城》，1995（10）；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9]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学人》，4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单世联：《反抗现代性》，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周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种历史联系的分析》，载《文艺研究》，1999（5）。
[10] 张颐武：《“分裂”与“转移”——中国“后新时期”文化转型的现实图景》，载《东方》，1994（4）；王宁：《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载《花城》，1995（3）。
[11] 高远东：《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载《鲁迅研究月刊》，1995（6）；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争鸣》，1998（6）；邵建：《世纪末的偏航——一个关于现代性、中华性的讨论》，载《文艺争鸣》，1995（1）。
[12] 李陀主编：《大众文化研究丛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廉静、王一川主编：《娱乐文化研究丛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13] 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6）。
[14] 主要指陈染、林白、海男、徐坤、徐小斌等，其写作明显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90年代后期被包装为“美女作家”的卫慧、棉棉等的“时尚化”文本则缺少前者深厚的人文内涵。
[15]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1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6] 继王朔开办了第一家影视创作工作室后，杨争光等作家也相继“下海”。电影导演张艺谋表示要拍关于武则天的电影后，曾有6位作家为其炮制出了6部《武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