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里为止，我们研究的反对意见都是攻击平等制度的不切实际。但是也不缺乏另一种推理者，他们企图表明，即使忽略它的不切实际，它也不足取。他们提出如下的反对观点。
首先，他们提出一项原理，关于这项原理的真理，我们不打算与他们争论。他们说：“有教养比无知强。做人胜于野兽。因此，将人区别于野兽的特性特别值得我们喜爱和培养。人类最耀眼的光采是趣味高雅、情感细腻、洞察力深邃和知识渊博。但这些都与不平等相联系；都是奢侈的产物。奢侈使宫殿得以修建，使城市住满居民。正是为了分享富人的豪华，手工艺者运用其技艺。而这也是建筑、绘画、音乐、诗歌等艺术产生的原因。没有不平等状态，没有人具有购买力，从而无法刺激另外一些人取得能够出售的才智，艺术便无从发展。在平等状态，我们一定会总是保持野蛮状态；如果平等状态恢复，我们一定又成为野蛮人。这样我们看到（正如在乐观主义理论一样）混乱、利己主义、垄断和困苦，所有这些看似不合谐的因素组成和谐而庄严的整体。我们看到的，也是我们渴望的智力进步和智力扩展，值得花费少数非正义和困苦去购买。”
这种观点形式多样，影响十分广泛。也许它有助于卢梭成为野蛮状态的拥护者。毫无疑问，我们不应该容许我们轻视不平等状态导致的祸害。如果广大群众注定要遭受奴役，更奇怪的是，注定要遭受无知，以便少数人摆脱无知，那么怀疑永恒的粗鲁是否比有知识还可取的那些道德学家， 当然也不应受到责备。幸好，这绝非真正的抉择。
这里描述的奢侈状态和不平等状态，也许是为了达到文明的目的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唯一保障我们最后实现平等的条件是广泛说服人们相信积累不公，财富在购买幸福时毫无用处。但是，这种说服不会成功，（我们又回到野蛮时代），它的观点也不会被维持。正是不平等的景象，最初刺激迟钝的野蛮人去坚持努力以取得财富。正是坚持不懈的努力首先产生了空暇，然后产生了空暇意义，从而诞生了文学和艺术。
然而，不平等作为文明的前奏是必要的，它却不是文明的支柱。大厦完工后，我们可以拆除脚手架，我们已经广泛地证明；对于同胞的爱、好胜心，以及同人类活动密切联系一起的所有动机，在财富的魔力消失后，依然存在。体验过有教养和知识的快乐的人不会再堕入无知。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反对意见的无效，我们或许应该更准确认识奢侈一词的意义。如何理解这个词，决定人们把它看作是美德还是恶行。如果我们理解的奢侈，是指某些人单独享用某件物品给别人带来了不必要的贫困和部分负担，那么沉湎于奢侈就是恶行。如果我们理解的奢侈，是指维持我们合理、健康生存并非绝对必要的所有供应，取得和共享奢侈品则可能是美德。美德的目的是增加令人愉快的感觉。美德的标志和标准是无私，即可以用来使许多人快乐的努力，就不用来使个人快乐。在这种范围内，为自己或别人增加快乐的人都值得称赞，忽视这样机会的人应该受到指责。我们不应该为了活着而学习，而是应该活着为了使我们生存充满最丰富的美妙的实质性享受。
我们不妨将这些观点运用到我们尽力描绘的平等状态。在那个描绘中，我们指出社会中每一位成员每天半小时的劳动，大概足以取得生活中所有必需品。因此，这个劳动量虽然不是由法律规定，也不是靠着直接惩罚来加以执行，却会最有力地迫使智力高的人由于正义不得不做，使智力弱的人由于羞耻心不得不做。然后，人们怎样度过他们的业余时间呢？他们大概不会无所事事，所有人也不会把全部时间用于追求精神成就。人类的劳动果实虽然不能作为生活必需品，却大大有助于我们的福利。虚荣心和财富炫耀消失后，我们确定能够带给我们实际快乐的物品是什么时，划分这些东西的标准便会出现。在文明社会，相当多的时间或许会用于生产这些物品。这种劳动大概与最可取的人类存在状态并非不一致。现在的劳动是灾难，因为它作为生存的条件专横地加之于人，因为它使劳动人民没有公平机会取得知识和获得进步。从极其严格的意义来说，当劳动成为自愿，当劳动不再妨碍我们进步，而是成为进步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成为娱乐和生活多样性的一种源泉时，劳动便不再是灾难而是益处。由此可见，平等状态不需要成为一种禁欲主义的简单状态，而是同物质丰富相协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与辉煌相一致；至少我们理解的辉煌是指大量的劳动产品以及提供劳动产品的种种发明。因此，混淆这种状态与野蛮状态的人以及认为前一种状态会导致后一种状态的人，看来没有充足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