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我们公正而又全面地看待人的社会适应性，还必须说明另外两点。有某些物质的原因通常被认为是人类政治改革的不可克服的障碍：气候——被想象为在某些情况下使人不可能在政治改革上采用自由的原则；奢侈——它甚至在自由原则曾经一度最盛行的国家里，也能阻碍这些原则的复活。

在论述人类自觉行为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有对这两种反对意见的答复。既然经过恰当地论证已经推论出：真理是万能的，那么不论气候还是奢侈就都是可以克服的障碍。但是，人们曾经特别强调过这些问题，而诗人和类似诗人的人也曾经雄辩地谈论过这些问题，所以在此似乎有必要对它们单独做个考察。

有些人说：“在某些温和的气候下建立一种政治自由的制度乃是不可能的。”为了判断这种断言是否有道理，我们不妨看一看：要在一个国家里实现政治自由，必须经过什么程序。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中找到，那个问题就是：自由是否比奴役更具有真实的优点呢？如果有，那么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式就应该也适用于介绍其他好处。如果我要劝说一个人接受一笔巨额财产，而又假定拥有这笔财产是一项真正有利的事情；如果我要劝导他选择一位美丽而又有才华的女人做配偶，或者介绍一个聪明、勇敢而又公正无私的男人做朋友；如果我要说服他选择趋乐避苦的生活方式，选择满足，而不自找折磨，那么我所要作的不就是让他通过智力，看到这些东西的真正面目吗？我有必要先问他出生地的气候是否适合拥有巨富、娇妻和益友吗？

自由胜过奴役，其优点不言而喻，但不幸的是我们很难在一般社会的福利中看到它的身影，但是它的优越性和上述例子中所提及的益处却是同样真实的。对此，每个人的认识似乎都很模糊，所以他们得到的教导是：人类如果没有僧侣来引导其精神，没有贵族来考虑其安宁，没有国王将其解救出政治的惊涛骇浪，那么他们一定会自相残杀。但是，不管他们是否被此偏见或彼偏见引入迷途，也不管诱使他们束手就缚和甘受鞭笞威胁的是哪些假想的恐怖，这一切都是理智的问题。真理可能以不可抗拒的证据，以他们所能理解的程度，来到他们面前，以最后克服最固执的先入之见。让报纸进入波斯或者印度斯坦，让欧洲最优秀的哲人所发现的政治真理灌输到他们的语言中去，就不可能培养不出一定数量的拥护真理的人。传播是真理的一种特性；除非对它采取强有力的抵抗行动。拥护真理的人数将年年增加。阻碍真理发展的原因并不产生于气候，而产生于暴君们对它的戒备和偏狭的忌恨。——这里所说的，事实上不过是早已被公认的原理的一个支脉而已，“统治靠控制观念而实现[1]。”

那么，让我们假定：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不论多么迟缓，但终于相信自由是可取的，或者换句话说，是切实可行的。这个假定也就等于下面的一种设想：一万名理智健全的人关在疯人院里，由三、四名看守监视着。直到此时，别人使他们相信（因为对于人类智力来讲，什么荒谬程度也不是不可能达到的）：他们丧失了理性，为了保护起见，他们受到的监视是必要的。他们因此忍受着皮鞭、稻草、面包和清水，甚至还想象这种暴政是一种恩赐。但是，终有一天，怀疑以某种方式在他们中间散布开来：以前所忍受的一切难道不是欺骗吗？怀疑越来越广泛，他们深思，他们推理，他们通过监房的缝隙，在看守偶尔疏忽的眼皮下，把这种想法展转传开。于是这种想法成了一种明确的共识，成了大多数囚徒肯定的信念。

这种见解的结果是什么呢？气候的影响能够阻止他们采取谋求幸福的手段吗？当这类真理被有力地和反复地介绍给任何人的时候，他的智力还会认识不到吗？还会有人感觉不到这样可怕的暴虐是无法忍受的吗？事实上，当见解发挥出其神奇力量的时候，枷锁就会自行脱落。当任何社会中大多数人坚决要为自己争取某项福利的时候，并不需要用骚乱或者暴力来加以实现。这时要做的是反抗，而不是顺从理智。看守把囚犯召集在大厅里，告诉他们已经到了回监房的时候。他们失去了服从的意志，他们注视到他们以前的主人们已经无能为力，嘲笑着他们的专横。囚犯们安静地离开以前幽禁他们的房子，并像其他人一样分享阳光和空气的恩泽。

在自由问题上，我们的推论是：相对而言，气候没有多大效力，政治和社会条件则起着巨大影响；研究一下一般经验能在多大程度上证实这些推论，也许是有益的。下面的例子，大部分是从休谟关于这个问题的卓越的著作中节录下来的[2]。

1.如果这里提示的理论是真实的，我们就可以期待看到：在不同国家间相邻的省份中，居民由于政府的影响而有很大差别，却不因为气候的相似而有什么相同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加斯科尼人是法国最爱热闹的；而一经越过比利牛斯山，我们就看到了西班牙人不严肃而阴沉的性格。正因为如此，雅典人是活泼、聪明、灵巧的；而忒拜人是粗野、迟钝、沉闷的。2.我们有理由期待这样的情景：不同种族的人杂居在一起，但由于所受的统治不同而呈现出一种对比强烈而鲜明的结果。正因如此，土耳其人是勇敢、坦率、真诚的；而现代的希腊人则是卑鄙、怯懦、虚伪的。3.内部之间联系很紧密而对居住地的人民很少有感情的流浪部族，在作风上往往会有很大的共同之处。他们的处境使他们显得很突出，而个人的缺点会玷污全体名誉，所以他们的作风一般是严肃可敬的，当然他们有时也不得不在特别遭人白眼的情况下苦干，以至无论怎样顾全名誉也没有用处。正因为如此，东方的亚美尼亚人在同他们居住在一起的各民族中间就好像犹太人在欧洲一样一般都能被辨别出来，但亚美尼亚人以廉洁著称，而犹太人则以勒索而出名。4.古代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之间、古代罗马人和现在的意大利居民之间、高卢人和法国人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呢？Diodorus Siculus把高卢人描写得特别沉默寡言，而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他们是唯一不注重女色的好战民族。

如果情况相反，若形成民族性格有主要影响是气候，我们就可能看到温暖和寒冷在人身上产生的特殊影响，正如它对植物和下等动物的影响一样。但是，事实看来与此恰恰相反。你能想象出只有靠近太阳居住的人是快活、灵巧和富于幻想的吗？一方面法国人、希腊人和波斯人以他们的快活而闻名，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和中国人举止严肃的名气也并不相形见绌。古代人认为：北方民族是不能达到文明程度和进步的；但是现代人已经发现英国人在文学方面的卓越才能并不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不是有人说过，北方民族特别骁勇善战，但征服通常都是由北向南的吗？更真实一些的说法通常是贫穷之邦常去征服富有之国。土耳其人从鞑靼的沙漠地区攻入罗马帝国的富庶省份，对来自同样荒凉的阿拉伯沙漠抱着同样目的的萨拉逊人则不得不妥协。极端酷热和严寒也许可以决定民族的性格，例如酷热之于黑人、严寒之于拉普兰人，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把前者的性格归因于自然丰饶中产生的懒惰，而把后者的性格归因于气候不利于收成所造成的困难；除此之外，我们尚没有发现其他什么原因。物质方面的原因只是在精神上的原因彰显威力之前显得有力罢了。

不是有人曾认为食肉的民族最勇敢吗？但是，尽管瑞典人的营养最为不充分，他们却可以在战场上同最卓越的现代民族并驾齐驱。

通常都说：北方民族最好酒，南方民族最好色。即使完全承认这种看法，也不过证明气候有可能在我们较粗糙的躯体上发生些作用，而不会对精神活动所依据的更为微妙的器官产生影响。而且，上述关于北方人的说法是否真实乃十分值得怀疑，比方说：显然希腊人就曾经相当酷爱饮酒；对波斯人而言，最为人钦佩性格乃是善饮者的豪放之情；此外，你若用酒作为交换的筹码，便能轻而易举地从黑人手里得到任何东西，甚至于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不例外。关于女色的说法，其原委可以从精神方面得到说明。炎热的气候使男女两性平日里都不能不半**体；热带地区的人性成熟也比较早。这两种情况都使人敏感并存有戒心，但也不可避免地刺激了人们的情欲。

这些推理的结果对于研究政治原则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作家虽然承认——有时甚至热情地谈论——自由的好处和人类平等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权利，但却得出结论说：“专制政治的腐败和贵族政治的豪夺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地区是合适的；只要有适当的限制，它们还应该得到我们的赞同。”但是，这种假定是经不起任何认真考察的。首先，没有哪种情况使人类不能运用其理智。其次，没有哪个时代需要把人类约束在未成年的状态；如果有的话，人们的监督者和保护人——就像对待婴儿那样——应该合乎情理地直接供给他们所需的生活资料，而不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能力再去获取。无论何时，既然人类能够正视自己的首要义务，能够在饥饿和严寒的侵袭下保卫自己，那么对于其他一切安全和福利而言，我们就不能认为他们不能拥有同样的控制力。

在任何国家里，自由的真正敌人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想在不自由的制度中寻求利益的较高阶级。我们的任务是：对社会上那些受过进步教育和能够思考的人灌输关于社会的公正观点；向人民提供引导和教师。然而，我们只能循序渐进地完成这些工作，到最后才能看到全部效果。错误并不在于暂时容忍最坏的政权形式，而在于假定变革是不实际的，并且不肯不倦地努力促其实现。

[1]参见《休谟论文集》第一卷第四篇。

[2]参见《休谟论文集》第一卷第二十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