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力反对民主制度的意见中，除了同内政管理问题有关的意见外，还有特别提出来的关于处理一个国家的外交、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关于盟约和商约等方面的意见。
关于这些，民主制度和其他一切制度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人类历史上发生或曾经可能发生过的战争可能没有一次不是源于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这两大政治垄断者的。在它们造成的罪恶名单里，这可能已经形成一项增订条款，其卑劣程度不亚于我们已经列举的。但没有什么比过分论述一个证据确凿的问题更无意义的了。
倘若没有人或人群可以以他人为代价，享有特权的积聚，那么，国家之间误解的根源可能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追求更多的财富或领土？一旦成为共有财产，这些就会失去其价值。没有人可以耕作无限量的土地。金钱仅仅是代表财富，而并非真正的财富。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拥有双倍的金钱，面包和任何其他商品都会以其现有价格的双倍来售卖，而每个人的相对处境都不会跟从前有所差别。战争和征服不会对社会有益。他们倾向于通过牺牲他人来提升少部分的利益；因此，只要多数人不做少数人的工具，战争和征服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但，民主国家里是不会发生，除非民主名存实亡。如果为保持这类政体的清白想出权宜之计，或者，有什么东西具有智慧和提高智力的性质，总是可以使真理压倒谎言，那么，侵犯性的战争就会彻底消绝。但是这种原则刚好出自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的本质。
这里并不打算迂回强调民主没有一再成为战争的根源。它在古罗马人中间尤其如此；贵族在其中发现了分散人们注意力和侵犯人民的显著的方法。只要政体机构陷于混乱，全民族的力量可以使一班篡位者感到恐惧，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随着其民主变得简单纯粹，战争对于这些人们的性格来说就更不知所云了。
同时，尽管侵略性战争的原则同民主政治的特点相矛盾，一个民主国家还是可能与拥有相比之下更不平等的政体的国家为邻，因此，应该研究一下这个民主国家在这种竞争中可能具有的不利条件。唯一可以鼓励的战争是那种旨在抵制肆意入侵的战争。这种侵略发生的频率似乎并不高。出于什么原因，一个腐败的国家才会侵略一个与其没有共同特征据以发生误会，而且政府性质本身就是具有无害性和中立性的国家？此外，我们将立刻看到：这种最不具备招致攻击原因的国家，对于那些准备发动攻击的国家来说，将证明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敌人。
政治正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同那些骗子和爱国者过于经常一致建议我们做的是恰恰相反的。他们的训导词永远都是“爱你的国家。在集体利益面前牺牲个人利益。不要计较组成社会的个人的得失，而要注重共同财富、共同繁荣和共同荣耀。将那些感性的粗俗观念清除出我们的思想，把思想提高到对抽象的个体的思考上，在这个个体里的人是分散孤立的，只有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才有价值。” [1]
在这个问题上，理性的教导不同于这些论述。“社会是一种理想的存在，从其自身考虑，一点也不值得重视。全体的财富、繁荣和荣耀是不可实现的狂想。不要对任何事物给予固定的价值观，而是在你确信其可以使个体快乐善良的时候对某一部分事物给予这样的价值观。按照每一种可实行的模式，使每一个存在的人受益；但不要被为群体服务的冠冕堂皇的想法所欺骗，因为没有人会从这种服务中受益。社会当初不是为了荣耀或者仅仅为了给历史留下精彩的素材而形成的，而是为了其成员的共同利益才组成的。对祖国的热爱，就像经常被理解的那样，使用得太滥，而成为骗子们利用来使群众成为他们实现丑恶的想法的盲目工具的虚幻之一。”
同时，这里争论的这些原理，因为同德行方面最纯洁的情感有共同之处，却已经在世界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德行就是归纳为善良且富有同情心的感情原则。任性的感情会使我一会专门关注这个人，一会又专门关注另一个人，使我热情关切眼前的人，而忘掉不在眼前的人。美德方面渗透的成熟的感情包含着全人类的利益，而且经常要求自己创造最大数量的幸福。但是，它一方面渴望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平衡，无论情形如何紧迫也不向全体的偏见让步，另一方面它远离浪漫主义的毫无意义的空谈，总会想到：为了使幸福真实可靠，幸福就必须是个体的。
对祖国的热爱往往成为一种欺骗原则，因为它直接的目的是使人类中一个群体的利益同另一个群体的利益对立起来。在偶然关系而并非理性基础上建立一种偏爱。关于这个词的大部分理解都是美好的，但对这个词的严格的含义也许根本没有触及。一个英明博学、见多识广的人不会不是自由和正义的信仰者。他会在自由和正义存在的任何地方，为保卫它们而努力。当他自己以及他有最好的机会了解到优点和能力的其他人的自由卷入争斗中的时候，对他而言不可能是无所谓的了。但是他忠诚的是人类的事业，而并非国家的。哪里有人们理解政治正义的价值，而且准备好去维护，哪里就是他的祖国。哪里他能最充分地传播这些原则和人类真正幸福的福祉，哪里就是他的祖国。而且，为了任何国家，他也不希望有除了正义以外的其他任何利益。
将这些原则应用到战争中去——恰当应用之前，有必要想一下这个词语的意义。
因为个人容易犯错误，而且他们对于正义的理解容许被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偏见所歪曲，政府就这样建立了。因为各国家可能具有相似的缺陷，而且找不到合适的仲裁人来求助，战争就这样产生了。人们被引导来有意识地互相残杀，并且不是根据理性和正义，而是看谁最善于毁坏和谋杀的指示来解决争端。毫无疑问，起初这不过是由于极度的恼怒和愤怒，但后来却成为了一种职业。民族中的一部分雇佣另一部分人代替自己去杀人或者被人所杀；而最为不足道的理由，例如设想的凌辱，或者年轻人野心的表现，都足以使许多地方血流成河。
除非我们亲历战场，哪怕在想象中，否则，我们是不能充分理解战争的罪恶的。战场上，人们有意识地成千上百地互相残杀，尽管相互之间无冤无仇，甚至根本就素不相识。战场上横尸遍野，伤痛以各种方式折磨着人类的躯体。城镇被烧毁，船只被炸得飞向空中，砍断的肢体分散各处；田地荒芜，妇女遭到**；孩子们无衣无食。在这类恐怖场面已经使耳闻目睹的人丧失一切道义观念之后，如果我们再提到那以赋税形式向住在战场之外的居民的横征暴敛，那就未免不足为道，尽管其后果也肯定是极为深远和悲惨的。
列举这些以后，我们可以不妨来探求战争有理由的原由和规则。
这不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我们设想，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可以寻衅的邻国，使之成为试验我们中间每个人品格和性情的试金石，我们的人民一定会变得更加热忱和守法”[2]我们不能随意地对这种最严重最残忍的灾祸进行试验。
“我们曾经遭受过某种凌辱，而且暴君们也许有意侮辱那些去过他们领土的来自我们这个快乐国度的公民的。”这也不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政府应该保护其管辖范围内的居民生活的安宁；但，如果有人想要访问他国，那就必须把自己交付给一般的理性来保护。必须要协调我们抱怨的罪恶和提议的对策中所必然包含的罪恶之间的某些部分。
“我们邻国正在蓄意或威胁着发起进攻。”这也不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如果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这种不便对双方而言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相信：当一个自由国家采取不可或缺的防范措施时，一个专制国家反而能比它做出更多的努力。
有人认为如下的观点很有道理：“我们不应该屈服于小的事情，它们不会在满足巨大的要求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屈服的性情只会招惹更多的侵略。”大部分情形并非如此；至少在人们充分理解这样一个民族的性质的时候并非如此。一个不会争取名义上琐屑的目标、坚持不可变更的正义路线、不会在应该离开的时刻不离开的民族，并不是它的邻国有意入侵的民族。
“维护民族荣誉”是采取敌对的非常不充足的理由。真正的荣誉只有在正直和正义中才会发现。已经有人怀疑在次要问题上，关于荣誉的观点应该被允许到什么程度来影响个体的行为；但是，不论个人问题怎样决定关系到民族问题时，把声誉作为唯一的动机，大概永远都说不过去的。在个人方面，尽管拥有最真的正直，我似乎也有可能被人误解和歪曲，以至于使我一切有益的努力几乎都必然归于失败。但是这个理由并不适用于整个民族的情况。整个民族的真实情况是不容易被掩盖的。整个民族的有益性和公共精神，主要是属于其成员之间的事情；至于它们在邻国的事务中的影响显然是个次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一遇到战争这个词，就习惯于认真地考虑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那么，关于战争的正当原由这一问题本来是不难解答的。
准确想来，只能有两种战争的原由看来是符合正义的：一是君主的逻辑和所谓的国际法认为应该禁止的事务中的一项；这就是保卫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关于反对后一种情况的众所周知的理由是：“一个国家不应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每个民族都适合拥有任何一种不受侵犯的权利，只要他们一旦了解这种不受侵犯的权利的性质并且想得到这种权利。如果由于相邻王国的阴谋诡计和残暴的嫉妒，使一个民族不能有效地维护他们的权利，这种条件就很可能充分实现。这个原则可能被那些野心勃勃而狡猾的人所滥用；但是仔细考虑开来，那种使我尽全力来保卫祖国自由的论据也同样适用于在我有机会和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去保卫任何其他国家的自由。然而，我在这种情况下的义务也是所有的人的义务；并且在只有集体努力才能有效的场合下，这种努力就必须是集体性的。
[1]参见《社会契约论》。
[2]读者容易看到：作者在本段和以下两段引文中所想到的是在1792年4 月法国人民被煽动宣战的那些理由。在这里略述一个冷静的观察家对法国人似乎准备在任何时候采取极端措施所产生的感想，似乎并不是浪费笔墨。如果是政策方面出了问题，值得怀疑的是：倘若不是由于他们的草率，君主联盟会不会采取反对他们的行动；而且也可以问一下，由于他们放纵地采取敌对措施，期望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心目中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但是平等的博爱精神指示我们，永远不要轻易地对谋杀是否有益这个可疑的问题作出决定。这是应该首先考虑到的，与此相比，政策几乎是毫无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