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史实角度考察了政治社会之形成，得到了一个假设推论：政治制度拥有的影响力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更为有力的、更为广泛。
但是我们若在分析影响人类行为的外因之前就对其妄下断言，其结论一定不够精确。在这一部分，我将试图证明两点：其一，人类的行动和心愿是环境和事件的产物，而不是出生时原已确定的；其二，人们自觉的行动主要不是取决于直接的感官冲动，而是取决于理性的判断。如果这些观点能被充分证实，那么我们就可认为人类能够获得的快乐与他们用以指导追求快乐的思想之正确性成正比。为了把这些逻辑应用于我们所探求的问题上，我们应从证明人类的观点在绝大程度上完全受控于政治制度这一点开始。
首先，人类的行动并不是某种“偏好”的产物，即不取决于他们对某一见解或性格的喜好或对另一种的厌恶，而是完全源自一系列让人产生感知印象的外部环境和外部事件的刺激。
有人认为决定人类思想的方式共有三种，且它们都独立于外物和感知而存在：第一，天性；第二，本能；第三，其生理结构的天生不同，加之我们在娘胎里所受到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按顺序一一考察。
首先是先天判断的原则！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所有知识中，最为重要的那类知识对我们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同时，我们也不能通过任何外界证据和系统的推理来追溯出它的根源。所以，他们想象这类知识原来是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人脑中存在着某种倾向，影响着我们对外界的反应，使我们确信之事更加根深蒂固。因此，他们建立了一个人类普遍认同的标准，以确实无误地衡量基础事实。依他们的体系看，我们被赋予神秘的 “第六感”，这种感官的存在，并不能像其它感官一样能用直接、适当的证据来证明，而是根据对于人类思想史上的某种现象的考虑，这种现象除了这种假定外，又是无法解释的。
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有一个根本的先天不足，它完全取决于我们对无知的兴趣：你若不能用某些事件所属的那些门类学问的已知法去解释它们的发生发展，因此你必须为解释它而发明一个新规则。推理的最可靠的原则表明：在我们的假定中接受不必要的原则是错误的；在可以同样方便地把发生的一些现象归因于显然存在，而且每天都看得到它们的结果的来源时，却把这些现象归因于遥远的和特殊的来源，这也是错误的。单就这条准则就足够说服我们拒绝接受“天性原则”。我们若能考虑到影响人类思想以及产生个人见解所涉及的因素是无穷多的，如不同的原则、论点、模仿、倾向、早期的偏见和想象中的利益等，这样，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觉最困难无过于指出在人类中间存在着某种意见，然而它又不能产生于上述的任何原因和因素。
对于建立在像先天影响这样模糊基础上的观点，一个慎重的研究者不能不深感怀疑它是否足够健全。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事实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否认感觉的存在，就想我们不能否认数学公理一样，因为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用数字的此消彼长来证实某些观点就是它本身，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数学演绎的正确性不可辩驳，因为它从同一个命题出发，经推论而得出结论。但是，对于并不以此为基础的断言，我们又能给与多大的重视呢？在每个时代的每个国家里，对于那些找不到任何合理论证的荒谬命题而言，在先天原则的解释下其正确性则被看成是与天俱来的，吸引着各个莫名其妙的政府。但是，那些追求真理、拒绝被政府误导的研究者将发现：我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假定先天正确的无端主张，因为他们要的是经恰当而充分论证的结论。
但是，还有一个更加无可反驳的理由证明先天原则的假定是荒谬的。每个原则都是一个命题：要么被证实，要么被推翻。每个命题都至少和两个观点相联，这两个观点要么相统一，要么相背离。除非有关的观点是先天的，那么命题才可能是先天的。在所有的推理中，那些没有联系的联系、那些既没有论点又没有结论的命题必然是没有条理的假定。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并不是带着事先确定好的观念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不妨假定有一条先天原则：“道德是一种准则，我们有义务加以遵守。”那么有三个主导观念与此相关（姑且不论那些从属性的观念是在我们理解这个命题之前就必须形成的）。什么是道德？在形成同这个笼统的名词相对应的观念以前，似乎有必要先观察赖以辨认道德的不同特点，以及规定正当行为的不同次要条件，这一切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称之为道德的实际判断的总和。正因为这一切远不是先天的，所以，对于如何描述道德的本质，最公正、最辛勤的研究者们尚未取得一致性意见。上述命题所包含的第二个观念是一种准则，据此来考察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规范。最后，还有义务这个观念，它的性质和来源从何而谈？施惠人和制裁力、惩罚和奖赏又从何而谈？
在科学进步的现代情况下，谁会相信这一大串的知觉和概念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呢？谁会相信它们仍是封存于人类胚胎中的一个神秘宝库，将随着外部环境的介入而被一点点的打开呢？谁会看不到：他们乃是当外物在人脑中留下印象后，人们通过联想和思考而整合出来的呢？
但是，仍有一些人认为：即使我们没被赋予先天的判断原则，却可能有一些行动的本能，引导我们去进行某种有益和必要的活动，而事前并没有考虑到进行这些活动有什么好处。这些本能，就像我们考察过的天生的决断力一样，也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人类固有的天资，而不是来自人脑受到外物影响所形成的思想和认知。可见，用来反对“先天论”的那些理由，同样可以用来反对这种本能说。试图肯定这种说法的理论体系不过是求助于我们的无知，竟想象我们全都认识了各种已知力量的一切可能的作用，于是把一个未知力量当作说明某些现象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强加给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现象，我们应该审慎地宣布已知的原则和原因不足以解答那些现象。如果经过细致而成熟的研究后，能够找出这些现象的大部分根源，这里所主张的审慎态度当然就更加必要了。
一个未知的原因之所以应予反对，一是因为原因数量的增加和促使科学进步的经验总是相悖的；二是因为它易于破坏构成宇宙历史的一系列因果关系的平衡。它引入了一个显然没有前因后果的参照关系，引入了一个玄妙神秘的、不能作进一步考察的东西，所以就阻碍着研究的进展。它对于人类未来的知识增进无所裨益；而是把我们已知的限度当作人类智力的限度罢了。
我们不妨检验一些被引证来支持人类本能说的常用例证，并且看一看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自圆其说。首先检验一下看来是以最直接和不可抗拒的方式产生的某些动作。
手掌受到某种刺激会产生抓取动作所具有的手指收缩。起初，人们做这种收缩动作时并无目的，只是无意识地抓起某一物体，不假思索地挥出去；待如此重复几次后，才慢慢感知到这种行为的性质，再做时就会意识到它的趋向，甚至当他想要的东西接近他时，手就会自然伸出来。如果在孩子面前放一支点燃的蜡烛，明亮的烛光一定会让他产生一种感官上的愉悦，他很有可能伸手去抓那烛火，直到有了被灼烧的痛感，才会理解让火烧的痛苦。
当人进入成熟期后，一旦觉得某个潜在的危险向他们逼近时，就会马上闭上眼睛；这种动作如此习以为常，即使一个成年人诚心想不闭眼，但不这样做都很困难。婴儿就不同，他们就没有这种意识，当一物体靠近他们时，也许很近，也许很突然，他们都不会产生克制自己不去闭眼睛的想法。此外，儿童还完全不懂得皱眉头，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皱眉是同愤怒联系在一起的。恐惧本身是一种预见，只有经历过恐惧，才会知道它的滋味，否则它根本不会存在。
有人说，自我保全的欲望是先天的。我要问，这种欲望指的是什么？难道我们不是应该把它理解为活着总比不活好么？要是不懂得一种东西是好的，难道我们会喜欢它么？由此可见：在我们拥有使我们觉得活着好的动机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喜欢活着的。实在说来，生和死的观念非常复杂，并且形成得很晚。儿童很早就会趋乐避苦的愿望，但很久之后才能够具有不再活着的想法。
又有人说，利己主义是生来就有的。但是，再没有比这更显而易见的错误了。所谓利己主义，我们认为就是趋乐避苦，但这只不过是知觉能力的另一个名称罢了。谁又曾否认过人是有知觉的生物呢？谁又曾想象过知觉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本能才能发挥作用呢？
同情心有时也被认为是先天原则的一个实例。较之其他人，年轻人和没有多少教养的人似乎更容易产生这种感情。但是，无须经过细致分析，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威胁和愤怒，这类曾经同我们自身痛苦有过联系的情况发生在别人身上时，也会在我们身上引起痛苦的情感。悲痛的哭喊、肉体上的痛苦无疑会使我们那些尘封已久的痛苦回忆再次复活。较长时期的经验和观察会使我们比以往更能准确地分清别人的灾难和我们自己的安全，分清这个人的痛苦和其他人的快乐或所得到的好处，分清同一个人目前的痛苦和以后的快乐或将得到的好处。
如果人脑中既不存在天性原则，也没有本能这一概念，那么先于政治制度的影响并独立于各种后天教育而对人类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情况就只剩下两种了，即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存在于思想之中的某些品质和源于动物结构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
对于从这两种情况出发的反对意见可以做同样的回答。
第一，观念之于大脑，就像原子之于身体。此消彼长的趋势是永恒的，没有什么会是永远稳定的；相隔一段时间后，没有哪个分子还能不折不扣地保持原状。谁人不知在人的一生中，即便那些最稳定的性格基因也会经历二、三次革命的变化？躁动不安的人也会时常变得安静深沉，慷慨的人也会偶尔吝啬，坦诚和善的人也可能变得暴躁古怪。下面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当我们遇到一个二十年没见的密友，本以为自己会欣喜若狂，但事实上我们多半会惘然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努力找寻他当年最让人赞许的那些品质，结果却是除了失望一无所获。既然最深的根源显然在于习惯，谁还会特别强调一个婴儿在母胎中可能受过的影响呢？
用心体会人生的人不会没注意到：在人的性格和素质中几乎没有什么改正不了的错误。那些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的人可能在许多情形下会陷入悲观失望，但是那些本性真挚、精力充沛的人将从失败中找到新的动力。什么不幸的感觉影响了一个青年人的思想了吗？只要一个有见地的监护人了解到这种影响的性质并及早下手，再没有比纠正和消除这种影响更容易的事了。一个儿童曾经在骄纵任性的习惯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当这个儿童回到家里时，一个有才干的父亲会知道这种恶习劣行并不是不可纠正的，并且以坚定的毅力着手消除这种恶习。人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种影响如不加以抵消，将会决定一个人终生的事业和命运，但在其他情况下，同一个影响的作用也许能在半小时内就被降低到零。
它对躯体构造的影响和精神上的是一样的。我们最初在婴儿时期的想法非常肤浅，在头脑中短暂地停留一下就消失了。很少有成年人还会记得在他们生命的最初两年中发生的事情。难道我们能够设想那些在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东西会在日后产生多大的影响吗？人类的躯体构造就是这样的：生命之初乃是一种未完成的雏形，并不具有什么特性或者决定性的特征，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人的外貌才逐渐对其心智特点产生了一种适应。但是，如果我们说这是由于思想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来不断改变它的机体，是不是不合情理了呢？其实，贵族老爷的孩子和搬运工人的孩子大体上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假定贵族的孩子不是生下来就带有哪种不能医治的疾病，如果在摇篮中就把他换过来，那么日后在学习他义父的行业、做一个干重活的搬运工人时，他是不会比另外的那个孩子感到更多困难的。那些经常被用到的肢体的肌肉往往会特有弹性或特有力量。如果我们发现智者的脑容量比愚人的大，这应该在于智者在不断重复脑力活动；尤其在我们想到构成婴孩大脑的物质是何其灵活，想到智力特别发达的人还很年轻时，就形成了某些将来具有的性格，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了。
同时，质疑刚出生的孩子们是否存在真正的区别也是荒谬的。毋庸置疑，Hercules和他的兄弟，一个是世上强壮得都用不着细心呵护的婴儿，而另一个则要操心劳神才扶养得大，他们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迥然各异。如果他们俩同时都能受到相当平等、相当优秀的教育，那个先天低劣一些孩子应该会受益匪浅，但是那个天资聪慧的孩子在受到外界良好熏陶后会更占优势。不过，这些思考并不会从本质上影响本章的主旨，原因如下：
第一，教育永远不会是平等的。天资极为相近的两个人所处的境况有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这种情况在我们目前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莫过于此：所有的孩子，无论个头怎样、样子如何，都同样能够变得聪明。身材高大、精力旺盛的人在智力上不一定能超过他的同伴，外部条件都好以及最健康的人也是同样。那些启发心智、激发想象力以及让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动力会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人，无论你的高矮美丑，无论你是明眸者还是目盲者。但是，如果明显的生理差异都不能决定人们相应的情智差异，那么，把它归因于一些微妙得都看不出来的差别，自然就更加没有道理了。这些差别既然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指明的，我们又怎能毫无理由地想象它们能够说明最重大的结果呢？这种神秘的解答是为了给懒惰打掩护的欺骗行为，是与严肃认真、坚持不懈的研究精神格格不入的。
第二，回想一下精神动力的性质，就足以使我们满意地看到它的效力几乎是无限的。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他们所持观点的不同、支配他们的外部环境不同。难道一样的思维训练会造就出不同的人？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发生。让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他曾听过并接受某一个名人的全部理论。一样的论调，被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滴水不漏地在民众中公平零售，不带半点增减。结果怎样？他会培养出一批观点完全一致的信徒。这些同样的刺激，不加以保留，无论是任何直接的或偶然的保留，一定会造成同样的倾向。无论这些名人选择哪种学问、哪种职业，它们一定也会成为我们假定受过相同影响的人所喜爱。总而言之，观念造就了人！和威力无穷的观念相比，动物结构赋予人们的生理差异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微不足道！
如果在这方面我们对动物和人类的情况作一个比较的话，一定会更加理解为什么我们说观念之类的精神动力对人类而言决定性更大。在低等动物中，生育繁衍至关重要，明智的**会保留上一代的遗传基因，产出惊人相似的后代。但是，这在人类中并不常见，因为慷慨的血统和英勇大无畏的精神绝不会由父辈遗传给儿女！正如欧洲政府现存惯例一样，伟大的祖先过逝后，他的子嗣被指定冠以一个特殊的头衔，但是，我们也很难发现，接受了某某头衔后，这些子嗣就成了逝去了的英雄主义的典范，即使他们受过所有最好的现代教育，也无济于事。动物和人的这种差别究竟从何而来呢？很可能从那不可抗拒的精神原因而来！在我们中间的某些差别可能已经消失，而在野蛮人中则仍然是明显的。如果人像动物一样被剥夺了智力发展的种种方法，如果他们从睿智的祖辈那里毫无继承，如果每个人都不得不完全从头开始支配和整理各种观念，那么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降生时有所区别的血统或其它条件，一定会象在不具备人类优越条件的畜类身上一样，也在人类身上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看来即使对于畜类，如果我们不再想使善跑的良驹退化成为驾车的驽马，那么人的驯教和照顾也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在植物界，土壤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每一种植物将来的特性。但是有谁会认为大自然中的冷暖干湿等条件会塑造一个人的个性？对我们人类而言，精神方面的考虑压倒了一切其他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对人们提出一个追求的目标，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阐明其利害关系，这将使物质作用那缓慢无声的影响像朝阳下的露珠一般归于消逝。
基于上述考虑得到的结论是：人在出生的一刻起确实具有某些区别于他人的性格，我们在娘胎里形成某种感知的岁月中所经历的事确实会产生一定影响。在生命开始后，人们所经历的外部事件无穷无尽，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生物结构。宇宙万物都是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儿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即使在一处消逝，其影响也会在遥远的另一方再次出现。相反，如果哪个哲学家断言人生来相同，那么这种有欠慎重的说法一定会使他所要维护的真理失去光彩。
但是，虽然精确地讲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差异，但若从更旷阔的角度看，所谓的差异根本无足挂齿。如果生命初期形成的那些观点只是昙花一现，那么我们又怎能期盼那些在母胎中混乱模糊的印象能够抵抗得住磨灭其痕迹的后来经历的种种观念呢？如果成年人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都会性情大变，又怎能期望婴儿的性情中有任何持久和不可改变的东西呢？既然在性质上没有，在理解力上岂不会更少吗？
对你的孩子说出事实真相，就不要担心结果；向他证明你的劝告是有价值的、值得听的，就不必怕他会不喜欢它。你若能说服他赞同你，他的体力和智力就都将为你所用。人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都是天生成的，这种假定不是长期以来使天才教育家灰心丧气的原因吗？让我们相信，教育一个人并不是给他增加才智而只是使他原有的才智显露出来，这种怪论不是长期以来使得世界受到欺骗吗？教育的失败不是源于它的局限性，而是来自与之俱来的错误：我们原本想灌输爱好，结果却引起憎恶。我们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而并不象原来应该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去观察我们听众心中的感情（我们应该要看到）；我们错把强制当劝诫，妄以为专横乃是通往内心的唯一道路。
但是，如果从事教育的人知道自己的职业领域有多么的宽广，如果他们能意识到教育的效果——学生们将来是能成为意志坚定、有进取心的人，还是成为呆板乏味的傻瓜？——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引导方式，那么教育还将继续前行，并焕发出光彩。如果人们普遍承认：进步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可以用勤奋加以克服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比以前勤奋十倍。广大群众应该摒弃束缚他们的成见，摆脱掉那一套令人扫兴的神秘原因，并把人类看成理性的行为者，能以其自身认可的动机和前景来做行为的指导，而摒弃那些尚没有适当认识和不能做出估计的缘由；在广大群众做到这些以前，他们绝不会发挥出取得特殊成就所必需的那种潜力。
把上述理论应用到政治领域，我们可以推论出：决定人类性格的好坏的原因并不是不能被改变的。假如我们抱有错误的观点或犯过大错，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命运的定数就是如此，只要我们消除无知和错误的根源，厄运就会停止。你若十分清楚地给我指明一条对我最有益、最合理的前进之路，只要我能一直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一定会执著地追求。这就是说，人类的行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受控于自己所做出的判断和被感染的情感。
在所有决定人类性格的外部因素中，教育似乎是最为重要的。这里所说的教育是指可能附加到这个词上的最广泛的意义，包括每一件在人的思想上引发任何观念并能导致一系列思考的事情。为了进一步理解这里所研究的问题，在此，让我们具体从三方面对教育进行诠释：第一、偶发事件的教育，指教师计划外的教育；第二、最具普遍意义的所谓的教育，即教师有目的的教育；第三、政治教育，即现实生活中的政府对我们观念的改变。接下来，我们将探求各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相互影响。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人们强调两个一起受教育的青年人表现得是多么迥然不同。而这一点曾被用来作为一个决定性的论据去支持“人类的根本差异是与生俱来的”这个观点，但是，持这种论点的人——除非极其疏忽——原本是不会这样说的。几乎每一个瞬间，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产生无数的想法或变化，而这些有多少是在教师的计划内呢？两个孩子一同走路，一个忙着采花引蝶，而另一个则乖乖地跟着他们的督导；两个人看同一幅画，他们永远不可能从一个角度去欣赏它，更确切地讲，他们看到的根本就是两幅画；如果他们坐下来听一个演讲，他们也绝不会表现出同样的专注和兴趣。由于两个人的心智之前处于不同的状态，因而他们对外界的反应也就不会一样。我们曾经在几个杰出人物的经历中看到：最微不足道的条件有时候竟成为唤起他们思想中的热情和决定他们学习上爱好的最初起因；如果有更准确的记载描述这些人年轻时大胆经历的话，我们大概还会看到更多的类似情形。
从本质上考虑，有计划的教育是否比偶然性教育更有优势呢？此种质疑也不无道理。如果前者何时何处都表现得不尽如人意，那么就其体制而言，很可能存在某些问题：教育者要么智商不够，要么缺乏情商，要么二者都不具备。他们可能由于经常犯卖弄学问的忌讳，也可能由于不够耐心，其意见往往只起一种矫正的作用，而没有真正吸引人的力量。教师们往往藏起一部分真理，说出一部分真理，还会对青少年提出普通的、当时流行的主张而感到自鸣得意，这种做法对于成年人的理解力来讲简直是一种侮辱。但是，儿童们也不会把这样的老师看成真正的朋友，因为他们看得出他是在企图欺骗他们。作为教育者，如果我们足够坦诚、有足够的技巧，如果我们能致力于激发孩子们的同情心和争取他们的信任，我们就不会不相信：教师们有系统的教育措施和偶然教育那不连贯的作用相比，肯定是具有优越性的。孩子们是放在我们手里的一种原料、一种柔顺可塑的物质，如果他们最终没按我们的意愿被塑成形，那正是因为我们的愚蠢而没有很好地运用交付给我们的权力。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同样起决定性作用的错误：教育的目标设错了！教育者的确付出了劳动，但用错了地方——我们所教的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在这种情形下，教育的力量就必然减半。但是，迷惑人的企图是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不由自觉地不断传授正确推理的要素；对有理智的人讲，推理是他的真正实践，真理是他的固有本质。所以无怪老师们那些拙劣的计划将总是失败；孩子们被有系统的错觉和偏激、晦涩、扭曲的事实暂时蒙住了双眼，注定了他们绝不会变成教育者们企图使之成为的模样。
最后要研究的就是政治制度和政权形式在每一个人的教育上所占的分量。它们的影响的程度决定于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首先若把教师的教育和在某种政体影响下所受到的教育互相对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即单看前者，可能觉得它很有力量，但其威力永远不能同后者相抗衡。如果某人跟我们谈到教育是如何把一个年轻人从险恶的腐败政府中救出的，我们理当问问他的教师是哪位高人，居然能有如此高明、英勇之举。他也出生在我们普通人中吗？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他的性格迄今还没被外界所改变？人们已达成共识：活在公正或近于公正状态里的人会表现得坦诚、率真和勇猛；而那些生在阶级不平等中的人将习惯于冷血、犹疑和胆怯。难道我们谈到的那位老师能能够完全超然于这些气质吗？我们当中，有谁能按照真正智慧所要求的那样，明确大胆地道出自己的想法呢？有谁没发现自己由于根深蒂固的影响和旧习惯而随时都在说谎或含糊其词呢？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能否找到那种出污泥而不染、众人皆浊我独清的非凡之人。只要家长和老师都生活在某种政治制度之下，那么他们无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受到政府的教化和熏陶，在我们有力反抗或产生怀疑之前就已然被毒害了心灵。就像东方土耳其野蛮的统治者，剥夺了人民的权利，使他们从摇篮里就沦为奴隶。因此，认为政治同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这种广泛流行的观点是多么错误啊！
其次，假定教师在教育中可以提出合理的要求和主张，试想，他将会同什么样的势力进行斗争呢？政治制度，它的权威有力地提醒着落入其势力范围内的一切人，何路可行，何路该退。在基本上是荒谬的政府的统治下，他会看到刚毅的美德被排斥，奴颜婢膝和寡廉鲜耻被一贯礼遇，而道德本身也沦为一种变相的筹码。不当行为在社会各阶级中大行其道，这种情景将会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怎样的混乱啊？教师无法逃离这个世界，也不能防止他的学生跟这样的社会打交道。这种作法一般总是令人不快的，它给人一种诡诈、偏狭和侵犯别人的印象。所以早从孩提时代起，教师们的高尚言论和广大民众卑躬屈节的世俗观点间就矛盾地存在于学生的头脑中，因此也产生了混乱、狐疑和动摇。假使整个社会是有道德的和明智的，人们一生所受的影响当然也就相应地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影响，虽然一时是模糊而看不出的，却可能在青春期爆发出来。当学生第一次成为他自己行动的主人，自己选择他的爱好和同伴时，他必须熟悉他以前知之甚少的许多事情。这时，世界上那些愚蠢的事情带着十分诱人的面目来到他面前。他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想到：以前的成长原来笼罩在教师的欺骗下。他一旦发现受骗，就会自然而然地愤起反抗。剩下来的惟一希望，就是过一段时间后，期望他会悔悟和觉醒；而与此同时，社会上的种种**又步步紧逼，威胁着这种希望——肉欲、野心、卑鄙、自私、虚妄、嘲弄不断破坏着他人生之初的天真无邪。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的结果就是：最后，当他不断犯错误，不断被播撒在灵魂深处的堕落之种折磨得心力憔悴、疲惫不堪时，重新清醒起来而接受真理。
[1]在计划写这部书时，原来认为在一开始最好不急于提出详尽而艰深的理论。当时看来研究道德和政治哲学似乎可以采取某种和一般的通俗形式有所不同的方式，而不影响研究的正确性和深度。但是在校订本书时，我发现由于对这个问题考虑太多，实际上，第一篇的论述受到很大影响。本章和下一章的现有内容就属于这一情况，如果读者感到这两章艰涩难读的话，建议跳过去阅读本书的其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