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盛行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同它们紧密结合的原则，尤其是同后者的联系更为紧密，那就是门第优越论。这是对理性和正义的最大侮辱。试看一个贵族初生的儿子和一个工匠初生的儿子，难道自然对他们未来的命运划定了不同的轨道？其中一个生下来就有两手的老茧和丑陋的样貌吗？而另一个身上一定显现出天赋和智力、美德和荣誉的早期征兆吗？的确有着“天性总会突现的”和“将门出虎子，岂有不肖儿？”[1]的说法，并且这种说法一度受到人们的青睐，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就不会认为一种人天然继承来的是美和善，而另一种却是愚蠢、粗鄙和丑陋。

我们很难正确地断定，人类的性格有多少是由在他们出生以前就对他们起作

用的那些因素所决定的，又有多少是后天广义的教育所产生的效果。孩子必然会把他们父母的某些性格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不，很可能的是，人类如野兽般进行进化。并且在文明教化作用下，一代接着一代在体质构造上越来越远离野蛮和未开化。

但是还不能十分肯定这些原因的作用，因而无法给世袭爵位提出任何正当的依据。如果说一个孩子在许多特征方面与他父亲相同的话，那么也许在更多重要的方面却跟他的父亲不同。诗人的儿子不一定是诗人，演说家的儿子并不一定是演说家，一个好人的儿子也并不一定是圣贤；大量的精神和物质因素在共同起作用。有人曾幽默地提出过这个问题[2]，即要使桂冠诗人这个职位变成世袭制。如果我们发现父亲的品质和性情能够在比我们想象得大的多的程度上遗传给后代的话，这种特性也会在几代之内由于人种的杂交或由于缺乏杂交（我们有很大的理由认为后者更为有害）而逐渐消失。于是，世袭的称号变成退化了的继承人的招牌。在社会上很难找到这样一类人，他们在天性的特点上比英格兰或其他贵族阶级更加堕落到普通人格之下，这并非讽刺，而是在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们不妨进一步把高贵门第和贵族出身作为一种精神因素来研究一下它所起的作用。

深信出身在这方面的优越性，可能跟贵族制度本身一样，是由来已久的一种看法。对特殊性政权形式的解释，也可以说来源于这种看法。它被称作贵族政体，或者叫贤人的政权。在西塞罗的著作里和罗马元老院的演说里，这一阶级的被称为“贤人”、“有道德的人”、“光明磊落的人”和“正直的人”。在他们看来（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群众是驯服的野兽，缺乏固定的荣誉感或者原则性，在肮脏的私利驱使下，表现得忌妒、残忍、善变和无情无义。”他们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出现一些学识渊博和道德高尚的人，让他们对那些为数众多、较为卑下又不能自治的阶级进行垄断统治，或者至少应该作为严格的监督者去防止他们越轨，与此同时还应该拥有足以纠正和限制这个阶级的权力。”我们在讨论民主政体的缺陷时，将涉及到这个推理的主体[3]。现在有必要加以讨论的是同贵族政体的优越性有关的部分。

上述一切都是根据这样一种假定：“如果贵族不像他所继承的天性可能暗示的那样原本就比普通人要优越，那他们至少也会因为受到教育而高人一等。那些在粗俗和野蛮状态中成长起来，遭受过贫穷的冷酷折磨的人，必然容易受到许多堕落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具有那种由学问见识和高尚教养所赋与的美好的正直感和荣誉感。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一个民族必须首先战胜创业的艰难，在达到某种程度的繁荣安适后，才能提倡爱好学术的风气。在群众中如此，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样。虽然会出现某些例外，但除去这些例外，几乎无法去期待那些必须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才能获得温饱的人会达到思想开阔和知识渊博的境地。”

这个论点的某些部分是有道理的。明智的道德家从不否认教育的力量和意义。必要的是，要么找到一种使所有成员都能舒适富足的社会制度；要么赋予那些果断聪慧的人某种力量和权威来统治那些愚昧无知的人。现在假定第一种方法行不通，那么我们有理由探究一下第二种方法是否适用于贵族政体。君主政体那一部分有关教育的讨论，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这个问题。

教育是博大精深的，但华而不实的教育却效率低下。言语教育固然不可轻视，但是实例教育也必不可少。前者对于补充和发展后者具有显著的作用；但是仅仅是装腔做势的言语教育不是真实的学问，而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抽象的看，不论人类的思想可能达到何等完美的程度，但是若要从事任何非凡的事业，我们似乎常常需要找到对个人动机的一种刺激。就动机而言，下层阶级的平民因为易于满足而处在有利的位置。平民必须自己创家立业；而贵族则接受现成的。平民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具备令人羡慕的条件，就会遭受来自于他人的冷漠甚至藐视；而贵族却总是被谄媚和奴仆围绕。因此，贵族缺乏使他奋进的动机，缺少促使他从“一潭死水”中振作起来的刺激，而人类的一切非凡的才智却恰恰都是从这种死水状态中激发起来的。当然，必须承认，真理不需要环境的帮助，一个人也可以不经历艰难坎坷而坐上荣誉的宝座。但是贵族不仅没有来自艰苦的刺激，

他还受到各种软弱和错误的因素影响。

没有人能够逃脱来自违反普遍原则的惩罚。

原则而不受到惩罚。凡是独自垄断一切奢华、称号和财富而有损于整体的人，都会堕落到大众之外；虽然他可能受到群众的羡慕，但他却将被明智的人怜悯，

而且自己也会对自己常常感到厌倦。所以，把人们抬举到贵族的位置，可以说是把他们推到道德上非常危险的位置，而促使他们走向堕落；使他们成为世袭的贵族，除去少数特殊偶然的例子外，就是使他们永远远离了才智和美德。

这里所重复的关于世袭爵位这个问题的推理非常清晰。它们在任何时候如果引起争论或者被人遗忘，都有力地证明是受了幼年时代所灌输的偏见的影响。

我们清楚的看到，出身作为一种既定的客观原因，是不能被期待从中产生什么根本的可靠的东西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很难确定这种程度的局限），教育可以培养青年的进去心，但是财富却成为摧毁未来希望的成就的致命破坏力量。曾经是有过一种豪侠的美德，由于它的强烈吸引力，似乎曾经广泛地让出身高贵的青年人完成了复杂且很成问题的骑士行为；但是自从道德进取心的内容从匹夫之勇转为智力的较量以来，尤其是自从进取的范围对人类开放得更为广阔以来，竞技场上几乎完全是这样的人，艰难环境激励了他们的雄心壮志，或严谨的生活习惯和处境预防了阿谀奉承和滥情纵欲的毒害。

[1]参见《道格拉斯的悲剧》第三幕。

[2]参见潘恩：《论人权》。

[3]参见本篇第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