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体上对君主政体的性质作了探讨以后，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再研究一下，如果使君主政体改为由选举产生，它的危害可能会受到多大程度的限制。

反对这种补救办法最为明显的理由之一，就是困难会伴随着这种选举而来。有些领导集团过于强大，人手都无法操控；有些行动过于庞杂，人的制度都无法控制。人民大众和君主之间的距离如此悬殊，被托付给他的信任如此重大，需要决定的对象如此诱人，以致于会使一切困扰情绪的**都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因此选举要么会缩减为空洞的形式，一张在结尾处印上当选人全名的“选民证”，这是一种永远在同一个家族内延续，或者依照传宗接代的先后而进行的选举；否则就会变成无数灾难、外来阴谋和内战的信号。一般人都已经对这些弊害有所了解，因此从选举产生的君主政体这个名称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向来都没有多少拥护者。

从卢梭给波兰人民的建议中可以看出，他就是这些少数人之一，也就是那些并不喜欢君主政体，而认为由选举产生的君主要比世袭的君主好很多的人之一，他竭力引进一种抽签的办法来防止选举产生混乱[1]。在本书的另一部分，我们将探讨一下凭借机会和抽签所作出的决定同具有健全道德或冷静理性的原则相一致的程度。目前，只要说明卢梭的计划大概会被归入下面这个进退两难的选择中的一部分就足够了，因此它也会被瞄准最明显的选举方式而提出来的同样理由所驳倒。

把选举引入到君主政体的建立中的设想，要么一定是想把一个具有卓越才能和非凡天赋的人选拔到王位上去，要么就是想推举出一个具有中等才智却心地善良的人以防止王位落入以低能而著称的人手中。很多人会反对第一种设想。他们会说：“天赋通常只被天才当作实现其最恶毒的意图的一种手段。”尽管这种说法有很大程度的偏颇和错误的夸大，然而却无法否认，在目前人类具有各种缺陷的情况下，天才确实是与非常严重的、基本的错误相一致的。如果各种各样的**能够导致天才陷入实际的错误当中，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为那种异乎寻常地充满着**力的环境的影响而担心吗？如果次等重要的考虑就能误导人的思想，那么我们又将怎样考虑这种最使人兴奋的位置，一种超越一切限制的处境，既没有人类道德所产生的一切意外变化，也没有任何有益的阻力，更没有任何平等的人之间所进行的智力上的竞争，相反却只是考虑不停地为奉承者、仆人和随从所包围的处境呢？设想一个人永远保持德才兼备，无庸置疑地，就如同是设想怎样考虑都不会使我们期待它出现的某种东西会出现在每一个角落里一般。而且，如果这样的人能够被找到，我们必须自我想象选举人同被选举人差不多一样的善良，否则错误和偏见、派别和阴谋就会使他的当选极不稳定，甚至不可能。此外，从已经列举的以及不久就有机会重述的君主政体的各种无法改变的弊端来看，十分明显，一个有美德的君主，如果他的洞察力和他的德行相匹配，那么他行使君权的第一个行动，将会是废弃那曾经把他捧上王位的宪法。

但是我们将假设一下建立由选举产生的君主政体的目的，它不在于使王位上经常坐着的是具有卓越天才的人，而仅仅是为了防止王位落入一个以低能著称的人手中。但是，君主政体的性质是这样古怪而且有害，那么这样做是否有益就值得怀疑了。无论君主政体在哪里存在，只要人只是用眼看、用手干，那么，宫廷和各个行政部门就必定在哪里存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类机构存在如此多的弊端，所以对于人类的最大危害之一，或许就是使人相信这些机构是清白的。在最善良的专制君主领导之下，偏宠和阴谋，以及对一个人的不公正提拔和对另一个人的打压，也肯定是存在的。人们心中本来有真实的泉水，人们希望拥有优点，并且意识到周围的人也会察觉到这种优点，然后由于人们的敬重这种优点能上升到它们适当的高度，但是在最善良的专制君主领导之下，这些心潮都会被割断，取而代之的则是卑鄙和做作的动机。我的优点只被那些无力提升它的人所看见，又有什么用处呢？被关在自己的圣殿里、被繁文缛节所包围的君主，永远也听不到它的声音。他怎么会听到呢？他能够知道自己王国里那些遥远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能够追寻到天才和美德开放出的第一朵娇嫩的花吗？人们自己也会丧失对这些事物的洞察力，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洞察力实际上是软弱无力的。思想的产生日益成为祭祀君主政体的天才发明人的牺牲品。理性和真理的种子，在这不健康的气候里都得无法孕育。不断展示在人们眼前的那种偏爱财富和诡计而不重正直和才能的实例，对于那些乍一看好像毫不关心远大抱负目标的广大群众产生了最强有力的影响。无论这种伤害达到何种程度，在一个明君的领导之下比在一个昏君的领导之下对我们的影响要更深远一些。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只是通过使用暴力来抑制我们的努力；而在前一种情形下，它却诱使我们的认识误入歧途。不顾根本性错误的缺点并掩饰表面上的缺陷，的确是非常危险的，对于人类的最高利益来说或许具有毁灭性的危害。

同时，对于这里提出的那些想法也应该保持怀疑的态度并谨慎小心。对于从恶行和灾难中可以产生利益的说法，我们可以抱有很大的怀疑。如果我生活在由选举产生的君主政体之下，我当然不会冒险把我的票投给一个反复无常的、纵欲的、或者愚蠢的候选人，而不投给一个清醒又温和的候选人。但是，像那些使人们习惯于专制和训练人们向他们的继承人的暴政屈服的君主继承，例如相继即位的图拉真、阿德里安和安东尼们难道不是隐藏着的害多于利吗？似乎在人类感觉到一种灾难以前，先用一种温和而阴险的手段使他们甘心接受这种灾难，这种手段才是一种真正而重大的灾难。

曾经提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有可能把选举和世袭两种君主政体结合起来，英国的体制曾被引用作为这种可能性的实例。在革命当中并且在议会把王位继承权交给汉诺威家族的时候，议会做了什么呢？他们选举的不是一个人而是选举了一个新的家族来占据这些王国的王位。他们为自己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有权变更王位继承，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例子。然而在他们采取行动的同时，他们也在口头上加以否认。他们采用最强烈的语言来约束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后代，要他们永远拥护这次安排。他们认为当时是一种紧急状态，考虑到他们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和限制，这种紧急状态永远不会发生了。

事实上，由一半世袭和一半选举构成的君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君权呢？一个家族的继位原本是一个选举的问题，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切政权都是建立在民意之上的；而且毫无疑问每一个新政权建立时都是由一个或大或小的选民团进行某种选举而产生的。在这个具有混合特性的政权里，当第一个掌握君权的人死去的时候，君权又属于谁呢？属于他的子孙后裔。一个人在他出生以前半个世纪就被选定了继承王位，这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呢？他根据什么去继承王位呢？无庸置疑地，是因为世袭。因此一个英格兰国王可以独立地保持他的王冠，或者如同人们那义愤填膺的表达，“蔑视”人民的选择[2]。

[1]参见《波兰政府的研究》第八章。

[2]伯克先生在他所著《法国革命感言》一书的开头，曾以丰富的论证和不可抗拒的雄辩力量提出过这个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