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进而研究一下，君主政权制度打算对其统治的国家的人民产生的道德上的影响。在这里必须首先确立的一个原则是：君主政体建立在欺诈的基础之上。认为君主有资格享受他们所获得的显赫地位，这是错误的。他们在本质上并不占有超越其臣属的优越性。尊卑界限的划分是伪装的产物，是用来实现某些目的的间接手段，不是真实的表达方式。它践踏了事物的真正本性，它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论点：“如果不是由于一种相似性质的欺骗，人类将是痛苦的。”
其次，认为君主能够行使王权的职责，这也是错误的。他们假装管理着数百万人的事务，而他们对这些事务必然是不熟悉的。君主的感官同其他人的感官构造是一样的：他们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那些当他们不在的时候所进行的事情。他们假装管理着数百万人的事务，而他们却不具有那种神奇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在远处指挥。他们并不是他们想说服我们相信的那个样子。君主往往对他领土内一半居民都知道的事情一无所知。他的特权由其他人来行使，在职的最低级的职员，对于这个或那个人来说，通常从实效上看比君主本人更有权力。国王完全不熟悉那些以他的名义来庄严进行的事务。
要成功地实行这种欺诈行为，必须蒙蔽我们的耳目。因此君主总是戴着装饰物、带着随从、坐着马车，光彩绚丽地出席每个场合。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欲望，同时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手段。能够控制臣属们思想的一种最可怕的见解就是，君主也不过是个人。因此，他们就要小心地逃避世俗那种污秽的审视；而且当他们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他们用尽一切技巧，使我们眼花缭乱，误导我们的判断力。
这种欺诈不仅影响我们的视觉，而且还混淆我们的听闻。因此才设置了一大套夸张的宫廷礼节。我们的耳旁到处都充斥着君主的名字。好像在这国家里的所有东西，土地、房屋、家具以及居民，都是他的财产似的。我们的不动产受君主的支配。我们的身体和思想都受制于他。我们的代表是他的议会。我们的法庭是他的委托机关。遍及整个疆域范围的所有地方长官都是君主的官吏。在所有政令条例中，他的名字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他是所有犯罪者的检举人。他是“我们的国王陛下”。如果他会死去，那“我们赖以生存的血源”就会枯竭：一切政治职能都将暂停。因此“国王不能死”是君主政体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的道德原则要同我们的忠诚相适应；因此，我们政治任务的要旨（所有任务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忠心；对君主要忠诚守信；要尊敬一个也许是我们应该轻视的人；而且要服从；更确切地说，就是把耻辱当作荣誉，把放弃我们自己的理解判断能力拿来炫耀卖弄。在这种处境中，成年人的道德，是从有时教给孩子们的基本的道德中复制过来的；完美的德行被当作是盲目的服从和无条件的屈服。
这种制度对于人类的道德原则会产生什么必然的影响呢？无庸置疑，我们不能把道德和真理的原则视为儿戏。不管这种欺骗做进行得多么像回事儿，但真实情况还是不可能不被强烈觉察到的。处于社会状态的人，如果没有因为像这样混淆是非的谎言而误入歧途，是不会连优点由什么组成都不明白的。他知道一个人不会比别人优越多少，除非他比较聪明或比较善良。因此，这些也就是他自己立志要取得的一些声望。这些品质发生在别人身上并且受到他的尊敬和赞扬，因而也就成为每一个人在感情上鼓励别人要取得的品质。但是君主政体造成的任意性的差别，在这些固有的未堕落的情感上，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变革呢？我们的思想仍然保留着评判优劣的标准；但是这种标准日益变得微弱无力；我们被劝说相信这种标准在处理社会事务中没有真正的用处，所以现在就把它当作乌托邦和幻觉一样搁置在一旁。
这并不是君主政体夸张虚饰所产生的全部有害的后果。真理的简单朴素是拒绝同这种厚颜无耻的神秘主义相容的。没有人对人类的天性全然不知。他当然不会超出他的先入为主的标准而提出有力的和正确的怀疑。对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假装替他的全国同胞思考和行动，也就荒谬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程度。难道他被说服认为这种欺骗是有益的吗？他欣然地以为他有权把同样的欺骗引进他个人的事务中。他深信尊重真理会被列为错误和偏见，真理在一切情况下不但远不如它假装的那样有益，而且如果认真加以推行，它会导致人类的毁灭。
再次，如果君主们简单地以本来面目示人，那么，教育我们崇敬国王的所谓“有益的偏见”[1]就会很快消失；因此用奢侈和昂贵的代价把君主们包围起来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奢侈和昂贵的代价就成为了荣誉的标准，也因此成为人们渴求和羡慕的对象。不管这种观点对于人类的道德和幸福具有多么致命的影响，但它却是君主政权渴望珍惜的幻想之一。实际上，如前面所说[2]，道德感的首要原则就是热爱独立。一个公正的人，首先必须按照其周围事物的真正价值来对它们进行估价。但是君主国家里的原则却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最贤明的人，因为他是你的父亲[3]，并且认为君主是人类中至高无上的，因为他是一个君主。衡量一个人智力水平的标准，不再是这个人本身，而是他的头衔。乘坐八匹乳白色马牵引的御用四轮大马车是要求我们尊重的人类最高标志。同样的原则不可避免地贯穿于全国的所有阶层，而且在君主政权之下的人们向往财富，如果换个环境，他们就会为了同样理由而向往美德。
让我们假设一下，一个依靠艰辛的劳动才能勉强维持生计的人，由于偶然的机会，或者出于好奇，成为一次王室巡游这一盛况的观众之一。他能够不在心里惊叹这个高贵的人物，并且询问到：“什么使你同我之间有天壤之别呢？”如果他的头脑中没有闪现出这种想法，那就证明这种腐败的制度已经剥夺了他的所有的正义感。他的性格越纯朴和率直，就越会产生这种想法。我们对他的询问应该给出什么样的回答呢？是社会的福利要求人们不按照其真正的价值来对待的吗？不管他对这个的答案是否满意，难道他不渴望拥有人类有意给他加上很高声望的那个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财富）吗？在他相信这种制度的公正性之前，要他把原有的是非感完全颠倒过来，难道不是绝对必要的吗？如果是绝对必要的话，那就请君主制度的拥护者老老实实地宣告：按照这种制度，社会利益首先要求颠覆一切道德真理和正义的原则。
说完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再回忆一下被君主国家所采用的那句格言，“国王永不会死”。据此，我们就用一种真正东方式的夸张，来向这位愚笨的人物致敬：“吾皇万岁！”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国家是依靠他的存在而存在的。法庭是以他的名义而开的。如果他的政治才能被暂停了片刻，那么联系整个公共事务的中心就会遭到破坏。在这种国家里，一切都是统一的：一切都是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在1780年的暴动中，有人建议把贵族院的权杖送到通商大道，想靠由它的出现所造成的恐惧来平定混乱；但是有人说：如果权杖被暴动的人们强行扣留，这一切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商业会陷于停顿；他们的勋章会消失，并且，他们的立法和协商的职权也会随着他们勋章的消失也消失。当一个国家中的所有事情不是依靠正义、公共利益和理性而是依靠一块镀金的木头时，谁还能期待这个国家会有坚定和活力呢？一个国家的人民被教导相信，如果他们被剥夺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他们的虚幻指导，他们就会变得麻木，他们的四肢就会完全脱节，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还能有什么自觉的尊严和美德呢？
最后，善良品质中最本质的要素之一，就是大无畏的坚定；要破坏这一原则，没有比君主政权的精神更为强大的了。美德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不要畏惧任何人；而这种政体的第一个教训却是：要畏惧君主。人类真正的利益要求彻底消灭人为的和虚构的差异；与君主政体不可分这一特征却支持差异并使之空前的明显。如果一个人和一个妄自尊大的暴君谈话，没有意识到那不过是两个人之间在谈话，并且决不承认这个暴君的固有品质未曾加给他的优越性，那么这个人就完全不具有一种优秀的美德。在君主政体的范围之内，能培养出多少具有这种美德的人呢？在一个全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国家里，君主政体又能维持多久呢？无疑是社会的智慧消灭我们进步的一切障碍并铺平我们前进的道路，而不是用魔法召唤无数幻影诱使我们走向迷途，也不是用重重恐惧把我们包围起来剥夺我们的活力。
在一个君主国家里，美德从来没有受过多大的尊敬。是奉承者和君主们的爱好和兴趣玷污了美德的声誉；而他们这种企图也非常成功。在他们的观念里，美德是傲慢、犯上、难以驾驭、不合情理的。那些自称有美德的人们装出这付外表来打算满足自己残暴的性情，或者达到他们的秘密意图。在君主政体的圈子里，美德总被人们以可耻的怀疑来对待。认为利己主义是人类一切行动的首要动机的哲学体系，以及人类道德的伪装，是这些国家的产物[4]。为什么正直和公德心的言论在我们中间常常被当作伪善呢？并不总是这样的。直到凯撒篡位，这个暴君和他的党羽才著书立说，以证明加图几乎是一个信口雌黄的妄求者[5]。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很少被人谈及，却它似乎并不是无足轻重。在我们关于正义的定义里，我们看到，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所担负的义务包括为了他们的幸福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努力，以及为了他们的需要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救济。在公众的法庭上，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任何一点才能、任何一刻时间和任何一先令财产，都不得不负有责任，都不得不把它们捐献给公共利益的总库。在这些事物的每一个当中，都有一种最好的而且是最高尚的正义要求我们必须要选择的方法。但是这个原则对人类生活的奢华和阔气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在这些奢侈品中有多少能够经受得住检验，并经过审核之后可以证明是使用我们财产的最好对象呢？难道这是常有的事吗：许许多多的人应该遭受最繁重的、永无休止的劳动，却使得一个人可以逍遥自在地把能使广大群众获得安乐、闲暇以及因此而获得智慧的一切东西都消磨掉。
无论是谁时常出入奢侈之人的住所，他都会很快地沾染上奢侈的恶习。习惯了华丽服饰的大臣们和君主的侍从们，就会看不起被不幸的乌云所遮蔽的美德。对于当权的人那挑剔的感官来说，如果贫穷似乎用其有毒的臭气笼罩着美德和才能，那么美德可以抗声申诉，才能可以恳求声望，都是徒然。就连走狗都知道怎样把不合宜的美德，从伟人的门前赶走。
在这里，那条在君主政体的一切巢穴中被不断地高声宣读的教训呈现在了我们面前：金钱是伟大的必需品，如果缺少了它，什么也无法弥补。人类的声望、敬意和尊重，是靠钱买来的而不是挣得的。有钱人不需要麻烦自己去邀请它们，它们也会不请自来。很少会看到有什么不能用金钱来赎买的罪行，有什么不能用财富来加以掩饰的卑鄙龌龊的人格。因此金钱是值得你追求的唯一目标，只要能够得到它，不管使用什么险恶和怯懦的手段都是无关紧要的。
诚然，德才兼备的人不需要贵人的帮助也能生活得很好，而且只要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们就会用公正且文明的怜悯来回报贵人对他们的嘲笑。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常常对自己的力量没有清楚的认识，而经常采取他们看到别人都普遍采取的错误对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会更加幸福，但是总体的风气或许还是一样。总体的风气是由国家政权的形式和精神塑造而成的；如果，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总体的风气不再屈服于这种模型，它也会很快地去改变那种它并没有向之屈服的政权形式。
从贪财，过分的爱财和过度追求财富中产生的罪恶，的确如此明显，已经成为我们经常悲叹和抱怨的对象。在这里，我们的目标是研究一下这些罪恶在君主政权之下发展和严重化的程度，更确切地说，君主政权这种制度的实质就是把大量的财富积聚到一个人的头上，并且把豪华的虚饰确立为受人尊敬和崇拜的工具。我们的目标是研究宫廷的奢侈，宠臣的柔顺，那种永远同君主政体分不开的体制，即把人们的嘉许和美言都当作可以收买的，个人贿赂政府骗取恩宠、而政府收买个人骗取拥护的一种体制，研究这一切对于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害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只要宫廷恒久不变的惯例仍然是结党营私，只要结党营私恒久不变的趋向依旧是打压才能、反对美德，是用狡猾代替真诚，使卑屈顺从优先于坚定不屈，视顺从自私优于自然坦率，并且宁愿研究贵人名禄而不愿研究普遍福利，只要是这样，君主政体就会是人类真正利益的最凶狠、最强劲的对手。
[1]参见伯克：《法国革命感言》。
[2]参见本篇第二章。
[3]“对于养育你的人要比对我热爱得多得无以复加。”“他们的行为应该作为你的行为的榜样，你的想法的标准。”“正如孝道这个词所包含的，我们对父母所应有的尊敬乃是一种崇拜。”参见《一个家庭女教师的训导》第一卷。
[4]参阅罗歇富科公爵阁下所著《格言集》，艾普里先生所著《论人类美德的伪装》。
[5]参阅普鲁塔克所著的传记《凯撒和西塞罗传》中的《西塞罗致阿提库姆的书信》第十二卷第四十、四十一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