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时常有人提出这样一种值得进行公平考虑的原则[1]。赞成这个原则的人认为：“君主专制，由于负责管理的人的缺陷，在极大程度上会产生罪恶；”但是他们声称：“在一个贤明而又有德行的君主治理之下，这是一种最完善的和最理想的政权形式。”他们说：“它可以承受一切善良的天性的恩泽，如果被腐蚀了，通常会从最美好的事物变成最糟糕的东西。”如果我们重视前面所引证的，用来说明我们通常能够期待王子具有什么样的品德和性情那些论点的话，这种说法对于整个问题当然就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它会使我们在思想上对这种幸福而完善的专制政体产生一种偏爱；而如果能够表明这种说法是假的，那么，仅从这一点来说，就会使主张废除专制政体的论点更加全面，更加完整。

现在，不管任何人有什么要增进别人幸福的心愿，为了促使这些心愿得以实现，以下两个条件必不可少，那就是：洞察力和能力。我之所以能够增进少数人的幸福，那是因为我对他们的处境有着充分的了解。我之所以能够在某些一般事情上增进许多人的幸福，那是因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只需对人类思想的本质有足够的了解，而不必知道每个人的具体处境。但是，要一个人承担起管理数百万人事务的重担，不是提供一般原则和明晰的推理，而是要提出特定的办法和满足当前需要的措施，这在一切事业当中是要求最过分，最荒谬可笑的。

实际施政中，最简单和最明显的制度，就是让每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在某种情况下，当人类的缺点、狭隘和错误使这个制度不合时宜或者不切实际时，另一条出路就是收集他同等人的意见，这些人，由于同他们邻近，可以推测其对于情况具有某些常识性的了解，并且有空闲和办法来详细地调查问题的是非曲直。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时所采取的权宜之计，也可以同样被那些平常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在规定赋税、从事商业以及办理跟他们共同利益有关的其它事务上所采用，只是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般性程度，更普遍地推行协商会议，或者陪审团制度就可以了。对此，我们不应当有所怀疑。

君主政体，不是把每一个问题都提交给有关的人或者他们的邻人，而是把其委托给一个单独的个人，这个人被置于同社会上普通成员之间距离最大的位置上。这种制度并不是把应该做出判断的事情原委，划分给尽可能多的小组，以便于有时间和机会进行审查，相反，它是把这些原委集中到一个中心，使调查和研究都无法进行。一个专制君主，无论有多么善良，也不得不在黑暗中前进，从别人的报告中了解情况，依靠别人的手段来执行自己的决定。君主政体似乎是被人性所排斥的一种政权；而那些把自己的君主描绘成具有正直和美德的品性的人，忘记了给他的品质上再添个全知和全能，这两种品质同样是使他更适合于他们替他准备的职位所需的。

让我们假设一下，这个诚实又清廉的君主都是由这样的官吏来服侍的，贪婪，伪善，见利忘义。靠着君主的善意，民众能得到些什么呢？他想要给他们最大的好处，但是，他并不了解民众的处境、民众的性格以及民众的所需。他所得到的报告常常与事实恰好相反。他会被告知，有个人立了大功，应该受到奖赏，其实这个人唯一的功绩就是俯首帖耳的服从，以此来实现他做官的目的。他会被告知，有个人是社会的害虫，其实这个人之所以受到这种攻击，只是由于他以自己坚贞的品德，抗拒并击败了恶政。他想要给他的国民谋求最大的福利；但是，当他按照他们的利益进行一些指示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臣子们却在顺从的伪装下，做出一些完全相反的事来。没有什么比尽力消除大臣们对君主的蒙蔽再危险不过的事情了。勇敢尝试这一艰巨任务的人，会成为他们永远仇恨的对象。无论君主的审判如何清正廉明，但总会有他视听不及的时候，然而怨毒和报复却永远在窥伺着机会。如果他能把国家监狱的秘密揭开，他会发现，他并不知道那些以他的名义被囚禁起来的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并且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或许他们还是他所敬重的人。这些就是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那些慈善而博爱的专制君主们的故事；从这一切可以得处一个结论，那就是：哪里有专制政体存在，哪里就永远会有专制所带来的罪恶、反复无常和专横迫害。

“但是难道一个明智的君主不会给自己找来好心的、有美德的臣仆吗？”无庸置疑，他能够达到一部分目的，但是他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一个以代表的身份去执行职务的人，永远不会用与负责人相当的精神去履行义务。要么大臣是他要实行的计划的起草人，那么除去国王选择臣下时是否正直无私这一点以外，国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没有多大关系了；要么大臣必须扮演一个从属的角色，那么他思想里就不能充分反映出他主人的敏锐和活力。无论哪里有专制政体存在，政权就不可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而必须完全通过各级权力机关的环节传递到每个人手中。要使专制政体执行仁政，并产生有益的影响，不仅需要君主具备人类的各种高贵品质，而且还要求他的所有官吏都必须具有明察秋毫的才智和清白无暇的美德。如果他们达不到这个要求，那就会像伊丽莎白的大臣一样，有时是虚有其表的浪**公子[2]，有时是非常善于处理技术性事务的人，但是在许多事情上却只考虑一己私利，趋炎附势，结党报复，阻碍新进[3]。无论连续性在哪里中断，罪恶的洪流就会压制它前面的一切。哪怕是一个意志薄弱或者不真诚的人，都会成为无穷灾难的根源。

另外一种主张，并不比认为有道德的专制政体具有合理性的主张提得少，它认为：“共和政体是一种只能在小国家里实行的政权形式，而君主政体则最适合于庞大而繁荣的帝国。” 这种主张，至少就君主政体来说，乍一看，似乎刚好同事实相反。任何政权的能力都不能靠纯粹的标准来衡量，而应该靠了解情况的范围及其准确程度。在这个方面，君主政体似乎在一切情况下都显得异常无力；但即使它有时被我们所承认，那也一定是在狭窄和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才能假定一个人能对所有人的事情和利益都了解得非常清楚，而且并不十分荒谬[4]。

[1]参阅《汤姆?琼斯》第十二卷第十二章。

[2]莱斯特的达德利伯爵。

[3]财政大臣索尔兹伯里的塞西尔伯爵、海军大臣诺丁汉的霍华德伯爵等人。

[4]潘恩：《致共和党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