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教养；它所产生的效果也就很容易被猜想出来了。在青年时期思想上所受到的影响，通常都会一直保持到老年阶段；我们目前所谈论的也仅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有这样的国王，如同也有这样的普通人一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特殊原因超过了一般原因，一般而言，这种例外情形与君主政体是好是坏没有多大关系。大自然并没有塑造王子智力的特殊模具；君主政体当然也不是根据神权建立的；因此，无论我们在天赋才智这个话题上采取什么体系，平凡的国王，最多也不过拥有普通人类的智力。在已经谈论过和将要谈论到的问题上，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在天才的身上，而应该考虑一下最为常见的那类人。

尽管一个人未来的性格在极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所受的教育，但是，把这种讨论再深入下去，或许也是有所帮助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青年时期的事情；但是，从更严格、更准确的意义上来说，对于一个有智力的个体来讲，他所受的教育只能随着他的生命终结而结束。我们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产生一种情感的根源，而且它或者确定，或者否定我们思想中已有的观念。

那些在国王未成年时期对他们起作用的原因，会继续在他们成年以后对他们起作用。可能会使他们想起自己是人的所有事物，都被小心翼翼地设法控制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外。能够劝说他们相信自己与众不同，受不同的生存法则的支配的一切手段都通通尝试过了。“一个国王，虽然担负着种种神圣的责任，但是他履行这些职责只对上帝负责。”这至少是君主专制政体的座右铭。更确切的说，他所受的**比普通人多一百倍，他却不像普通人那样通过感官这个媒介经常接受外界有形事物给他们的思想所加的限制。他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自己可以超越那些约束普通人的限制，并且只受对他所特有的一种法则的支配。一切事物都取决于无形世界的意旨；这些意旨，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无论他们应该被授予什么样的评价，目前人类都无法理解，这是置身于尘世中的人所不能强烈感受到的，而在同感官印象和有形事物的**力相抗争的时候，胜算的机会也是很小的。

“所有的君主在本质上都是暴君。” 这是一句被全世界公认的格言。而且这句格言在实验中也很少未能得到证实。立宪君主和专制君主，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相同之处还是要多于其不同之处。严格地讲，完全不受限制的君主或许只是一种从未存在过的现象。所有的国家对于专制政体都有某种限制，并且使用蛊惑的语言使这些限制看起来是对其独立自主的充分保证。所有的国王都享受到高度的奢华和安逸，都曾被奴态和谎言所包围，并且可以完全免除个人责任，以致于损害了人类思想自然而又健康的面貌。被安置在这样高的位置上，他们感觉自己和社会权利的顶峰之间只差一小步，他们不能不并急切地想要跨出这一步。他们在多数场合下看到自己的命令被盲目地服从，他们在阿谀奉承、奴颜婢膝的环境里受到了长期的熏染，因而对于那些限制了他们无限权力的正直敢言的人，他们就不无法不产生愤怒。但我们随即可以证明，“所有的君主在本质上都是暴君，”也就等于说，所有的君主，不可避免地必然是人类的公敌。

有道德的行为的主要源泉，是理想。一个只顾眼前利益的人，将永远是欲念和私心的奴隶。他没有任何法则可以抑制自己的贪欲，或者促使他去从事正义和慈善的事业。善良无邪的道理，不管多么地辞意恳切，却是一听就会忘记。因此，没有什么能比沉思冥想更有助于达到道德上的卓越之处；没有什么能比耽于逸乐对此更不利。指望君主会记得他在流亡或失意时的美德，那简直是荒谬可笑。我们常常看到，即使是失去一个奉承者或宠臣，他们也会很快地安慰自己。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他们头脑中飞速地闪现，没有一个能留下持久的印象。造成这种道德感缺失的一个条件，就是由于长期自我放任而养成的娇气和怯懦在痛苦的想法面前，在唤醒他们努力的动机面前，在要求严肃探讨的想法面前，他们的思想无法抵抗地畏缩不前。

一个异乡人，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对我们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没有一个朋友可以提供建议或帮助就参加到我们的纷杂繁忙的事务中来，还有比这更为不幸的处境吗？如果这样一个人还能得到什么东西的话，那我们一定会看到一群窃贼、骗子和敲诈的恶棍即刻将他包围起来。他们会把最难以置信的故事拿出来欺骗他，在每一件他所需要的或要拿来交易的物品上都会蒙骗他，而最后，当他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就如同他当初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一般，无依无靠，对这个国家依然是一无所知。君主就是这样的一个异乡人；但是却有一点不同，如果这个异乡人是个睿智又具有洞察力的人，他就可以逃过这群恶棍，一路向前，找到一些值得信任的人，这一切对于一个国王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几乎是不会发生的。他被置于自己特有的一个圈子里。他周围环绕着一种气氛，正因为此，他无法感知事物的真象。与他亲近的人结成了阴谋集团，他们所最关心的事，就是不让他了解真情实况。一个不易接见每一位来客，把自己交由别人来监管的人，并且在不知不觉中被同他所最应该了解的人和物隔离开，无论他有着什么样的尊称，事实上都是一个囚犯。

无论人世间的独裁制度伪装成什么面孔，我们的天性所具有的更为强大有力的制度，不允许一个人处理数百万人的事务和照顾他们的幸福。一个君主不久就会发现，有必要把自己的职务交给臣仆们来掌管。他养成了一种习惯，靠他们的眼睛来看，靠他们的双手来办事。他感到有必要有所保留地信任他们的忠诚。如同一个被长期关在地牢里的人一样，他的各种器官的功能已经不再强大，无法经受住真理光芒的照射。他已经习惯于以其他人作为媒介来获取有关人类感情的信息，所以他不能直接担负起处理事务的重任。任何人要想他不再信任他现在的宠臣，劝谏他把已经采纳的主张和资料忽略不计，重新加以详细审查，这样相当于要求他去完成一件再痛苦不过的任务。他会立马把谏言者赶走，转而把这项指控告诉他的宠臣；而他早已习惯的那些宠臣们所说的话，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个新的揭露粉饰过去了。他把半信半疑、忧虑焦急和猜测怀疑通通抛到一边，依旧和往常一样寻欢作乐；或者赏心乐事自动送上门来，胡搅蛮缠使他不能不接受，不久就让他把那个使心里充满犹豫和怀疑的故事忘得一干二净。关于阴谋诡计和表里不一这类事经常被人谈起。它们被认为破坏了商业经营，影响了学者间的交往，并且在乡村的小事上制造了纠纷。但不管有没有它们不会出现的场所，无庸置疑地，在宫廷里它们找到了适意的气候。把消息传到君主耳朵里的告密者，在那个圈子里，是大家共同厌恶的对象。宠臣总把他当作陷害的对象；而君主由于性情迟钝而无动于衷，不久就会把这个人交给要求对他进行报复的对手手里。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情况，费讷龙说：“君主是人类中最不幸的、最容易误入歧途的人。”[1]

但是，事实上，即使君主们掌握了比较真实的情报来源，也没有什么效果。王权不可避免地与罪恶结成同盟。道德品格越高，人也就越公正、越有操守、越真诚。但是君主们，从他们出生开始就堕落了，同时又被他们所处的环境所摧毁，所以他们与这些品质无缘。真诚，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提醒他们自己的怯懦；公正，不受表面的神圣尊严的影响，会根据真正的功绩对人做出评价；操守，任何**都无法使其偏离正直无私；所有这些品质在君主的心目中是可憎的、无法忍受的。他们急忙躲避这些“不速之客”而去接近那些有着顺从性格的人，因为他们会过分夸奖君主们所犯的错误，粉饰他们的行为，毫无顾忌地帮助他们纵情于自己的欲望之中。在人类的天性中，几乎没有一种能够抵抗住长期奉承和顺从的不屈品质。在我们中间成长起来的美德，是在平等的开阔的土壤里、而不是在宏伟的人共气候中培养起来的。我们需要寒风的锻炼，正如需要热力的抚育一样。有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承诺得很好，但是当他们的事业一帆风顺，没有打击使他们清醒、没有灾难使他们反省的时候，终究无法经受住长期放纵和安逸的考验。

实际上，君主政体是一种十分不人道的制度，一直以来，人们就非常怀疑它对人类幸福极为不利。在重要的问题上，真理的力量应该说是不引人注意的，而非被人完全抹去；而谎言几乎从来没有这么成功过，以至于能够不在其信仰者心里引起真理的强有力而不知疲倦的反抗。一个吃力地勉强能够维持生计的人，看见君主的豪华显赫不能不产生一种不平之感。他不可避免地要在心里质问，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雇用来服役的官员究竟有什么用处。如果他相当准确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就会察觉到，并且还会非常惊讶地察觉到，一个君主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在能力、才干和道德的各个方面超越他的人有很多，而和他不相上下的人还要更多一些。因此他会感觉到，如果认为这样一个人是管理国家大事最合适的人选，并且最有资格，那是毫无根据和最不公平的。

这些反省是不可避免的，以致于君主们们自己也常常意识到在他们虚构的幸福中所蕴藏着的危险。他们有时候会对人类思想的进步感到惶恐；更经常的是认为他们国民所享受到的安逸和兴旺是恐怖和忧虑的根源。他们正当地把自己的职能看作是一种公开展览，其成功依赖于观众的轻信，而判断力强和勇敢的人一定会很快使之受到轻视。因此，君主统治有一句众所周知的格言是这样说的：安乐是叛乱之母；为了使民众顺从，必须使他们永远处于贫困的状态之中。所以，专制统治者总会发这样的牢骚：“安乐出顽民，富裕起争端。” [2]因此，经常就会向君主们宣读这样一项训诫：“如果让你的国民们富裕，他们很快就会拒绝劳动；他们就会变得顽固不化，妄自尊大，一心反叛。只有无能和贫穷，才能使他们顺从，才能防止他们反抗权威。”[3]

君主的处境非常值得同情，这是一种世俗常有的看法。“他的一切行为都被忧虑和怀疑所困扰。他无法像其他人一样逍遥自在；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而又尽责的领导者，他就不能不考虑到，被他无谓地浪费在欢娱上的时间，或许对于挽救一个有价值的并且正遭受迫害的人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有了他的干预，不知会产生多少好处；不知多少天真无邪的心灵会因他的公正而欢呼雀跃。君主的行为是应该受到人们最严厉的批评的，而他们的处境的性质使他们无法听到这些批评。无数事情是以他们的名义来做的，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参于；无数事情都瞒着他们的耳目，使他们不能发现事情的真相；君主是大家的替罪羊，所有臣属的罪过都由他一个人来顶替。”

没有哪种描绘能比上面这种更为恰当、更为公平、更为人道的了。为什么那些反对君主制度的原则的提倡者却被认为是君主们的敌人呢？他们会把君主从“足以覆没一个舰队的过量的荣誉”[4]中解放出来。他们会把君主们晋升到普通人的那种幸福快乐、令人羡慕的环境中去。事实上，把君主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职责强加在一个人身上很不人道，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不公正、更加残酷的了。这对于行使君主职权的人和对于受到君主职权支配的人是同样不公平的。如果君主们了解自己的利益，他们一定首先拥护这些原则，并且最渴望听到这些主张，对那些使他们的同胞认识到这个重要真理的人表示最崇高的敬重。

[1]参见费讷龙：《泰雷马克奇遇记》第十三篇。关于同君主统治不可分的罪恶，这部著作的这一篇和下一篇作了我们在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最有力的和最生动的描绘。

[2]参见《珍妮·肖尔》第三幕。

[3]参见费讷龙：《泰雷马克奇遇记》第十三篇。

[4]参见莎士比亚：《亨利八世》第三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