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研究一下君主政体;我们先假定君主的继任是可以世袭的。既然这样,就更有利于我们研究那个打一出生起就被置于万人之上的贵人。

国王的抽象概念具有极其重要和超乎寻常的性质;尽管因为偶然受到了教育,这一概念从幼年时起就被我们所熟知,但或许多数读者仍能记起那个时候,它使其感到惊讶,使其大惑不解的时候。十分明显地,某种政权是必要的,而且个人必须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一部分使他成为自己言行主宰的那种神圣而重要的权利,下一步就必须考虑用什么权宜之计来取代这最初的主张。这些权宜之计之一就是君主政体。每个人所关心的是:他的个性应该尽量不被侵犯;更不允许由于肆意妄为、险恶狡诈,或者忿怒、偏私和冲动而遭受侵犯;从社会每个成员的特权当中征收来的这种权力,必须有节制、审慎地使用。因此,毫无疑问,把这种宝贵的东西交给一个人保管,是一种绝对大胆的冒险行为。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人类的能力,不管是体力还是脑力,就会发现他们更适合于监督私人事务,给予别人偶然的援助,而不适合于接受正式委托去管理数百万人的事务并守候他们的幸福。如果我们还记得人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平等,那把一个人安置在跟他的同类距离如此悬殊的地位上,显然就是对这一原则极为粗暴的侵犯。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人通常是如何受教育的,或者他们期望受到怎样的教育,他们对担任这一高位准备得有多好。

人们通常认为:“一切非凡的美德必然是在逆境中养成。法国的亨利四世和英国的伊丽莎白,在登上王位之前,都经历过重重磨难。艾尔弗雷德的出众美德曾被野蛮时代的朦昧历史记载过,他曾在流浪和逃亡的生活中饱尝辛酸。即使弗雷德里克和亚历山大的那种瑕瑜互见的,总的看来是有才无德的品质,也并不是没有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和迫害就形成了的”。

然而这种假设似乎有些偏激。认为不经历不公平就不能养成美德,并不比另一种流行的见解更为合理,这种见解认为不经历欺诈和谎言,人类幸福就无法得到[1]。这两种错误见解有着共同的根源,那就是不相信真理的万能。如果这两种错误见解的提倡者更深入地反省下人类思想的本质,他们就会认识到一切人类的自觉行动都是出于智力的判断,那些具有最明智、最有益本质的行动,必然地都是衷心相信真理的结果。

虽然这里谈到的言过其实的有关逆境的有用性见解是不正确的,但它却如同我们的许多其他错误一样,同重要的真理有关。即使认为逆境不是必不可少,也必须承认顺境是有害的。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那种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顺境,而是指通常所理解的那种顺境,前者只包括健全的心智和能够靠着适度而有节的劳动为自己获得生活资料、美德和智慧;而后者是从人类任意规定的制度中得到的一种本领,靠着它可以使我们四体不勤、无所用心;尤其指的是王公贵族的那种顺境,即一种豪富,它剥夺了我们与同胞之间的一切平等交往,使我们成为政治犯,的确可以以虚荣和显赫使自己满足,但却不能到社交的真正利益和对真理的理解。如果真理本质上是强大的,以致于不必靠逆境来引起我们对它的注意,可是奢侈和富有对于歪曲真理却有着致命的影响。即使真理不需要借助外力来增加它的能量,我们仍然应该对于具有永久抵制真理作用的倾向的原则和境况保持警惕。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美德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就是坚韧。许多希腊哲学家,特别是狄欧根尼,曾经企图向人类表明,我们的必需品所要求的如何极其有限,我们的真正幸福和兴旺又如何不依赖于别人的反复无常。根据记载,在能证明这一原则的无数事件中,只需一件就足以使我们体会到它的大体精神。狄欧根尼有一个名叫米娜斯的奴隶,米娜斯某次竟然出走了。这位哲学家说:“哈!米娜斯没有狄欧根尼都能够生活,难道狄欧根尼没有米娜斯就不能生活了吗?”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再重要不过的教训。一个不知道自己不应该受别人支配的人,一个不认为自己不会受到命运变迁伤害的人,是无法拥有持久而坚定的美德的。一个理应受到同胞信任的人,必定是坚定的,因为他的思想中充满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优点;这个人也必定是快乐的,因为他知道一切意外变化都不能伤害他。如果有人选择认为道德的这种看法被提得太高,但大家必须承认那种经不起风浪、承受不住任何逆境、全靠虚伪做作才能生存下去的人没有资格得到我们的信任。如果一个人一旦被迫处在人类真实而朴素的状态中,就会陷入绝望之中,觉得自己无法生存,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应值得我们轻视的了。坚韧是由独立感产生而来的一种习性。如果一个人在设想的环境变化中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想象力,那么,他必然是软弱无能的、犹豫不决的、见风使舵的。爱好声色口腹之乐或自吹自擂的卖弄胜过美德的人或许值得我们同情,但是只有疯子才肯把自己所珍惜的东西委托给这样的人来管理。

此外,能够把真理传达给人的思想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感官的途径。一个被关在密室里的人或许永远都不会变得聪明。如果我们想要获得知识,就必须睁开我们的双眼来仔细观察这个宇宙。在我们熟悉名词的涵义和周围事物的性质之前,我们是无法理解与之有关的主张的。在我们熟悉周围事物的性质之前,我们也无法拿它们同我们已经成形的原则做比较,也无法了解应用这些原则的方式。除了在逆境中成长之外,还有获得智慧和能力的其他方式,但是没有哪条获得他们的道路不需要通过经验这个媒介。更确切地说,经验为我们的智力正常工作提供原材料;对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经验有限的人,通常会比一个经历了多少风波的人更有能力;或者不如这样承认:一个在几平方英里范围之内积累经验的人,可能比一个周游世界却不积累经验的人所获更多。

为了真实地评价经验的价值,我们必须回想一下人类思想所获得的无数进步,以及一个文明的欧洲人和一个独居的原始人有多大区别。无论这些进步如何多种多样,任何个人获得他们唯有通过两种方式:要么是间接地从书本上或交谈中获得,要么就是直接地通过我们自己对人和事物的观察。通过第一种方式我们所获得的进步是无限的,但是光靠这一种还是不行的。在我们看到书本里所讲的那些事物之前,我们就无法理解书本的内容。

了解人类思想的人,一定是亲自进行过观察的人;洞悉人类思想的人,一定是在千变万化的情况下进行过观察的人。他一定是在没有外界事物抑制人的**或诱使他做作而不流露真情的情况下对人类思想的进行过观察,不加丝毫的掩饰。他一定曾经在人们失去警惕的时候,在一时激怒使他们口不择言的时候,在希望使他们兴致勃勃的时候,在失望使他们备受折磨和痛苦的时候,在他们把灵魂深处的秘密向同伴和朋友倾诉的时候观察过他们。最后,他自己必须是这场剧中的一个演员,曾把自己的**带入到戏里面,体味过期待时的不安和成功时的狂喜,否则他对于自己所看到的事物不会有太多的认识和了解,就象通常人们对于水星上的玻璃人或者住在太阳上的火怪的事情认识和了解的那样少。——这就是真正的哲学家,真正的政治家,人类的朋友和恩人们所受的教育。

那么王子所受的教育是怎样的呢?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极其温和。来自天堂的风也不容许吹到他的身上。侍从和男仆伺候他穿衣解带。他的任何需要都会被人提前满足;他的任何愿望,不用他做丝毫努力,都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他的健康对于公众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绝对不允许他的身心耗费哪怕是一点点的精力。他一定不能听到申斥和责难的声音。凡事都得首先记住他是一个王子,换句话说就是,凤子龙孙不同凡人。

因为他是王位的继承人,所以他周围的人决不能忘记他的一颦一笑有着相当大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也从不在他的面前真诚而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管是关于他还是关于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都这部戏里的配角。他们都戴着假面具在演戏。他们自己的命运和收入在他们心底总是排在第一位的,同时他们又渴望表现出慷慨、无私和真诚的一面。他所有反复无常的命令,他们都要一一照做。一切令他满意的事情,他们都要去揣摩分析,他们看出他是一个堕落和肮脏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爱好和能力来衡量他的;他们推荐的赏心悦目的事物,足以使他坠入更深的愚蠢和罪恶的深渊。

这种教育换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由于从来没有经历过被人反驳,年轻的王子总是傲慢专横。由于已经习惯了那些被迫做奴才或者甘心做奴才的人,所以他连自由这个词的涵义都不理解。他的性情傲慢,不能容忍商讨和谏言。他一无所知,却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他还胆大妄为,并不是由于坚定勇敢,而是由于极端任性和自负。就像古代哲学家中的皮罗一样,如果他的侍从不在身旁而让他一个人呆在室外,他也许会一遇到马车就被撞倒,一碰到悬崖就掉下去。他的暴虐和傲慢同他的极度胆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他面前的第一个反抗就会使他惊慌失措;遇到和感到的第一个困难都似乎不能克服。杯弓蛇影使他发抖,些微的逆境艰苦都能使他涕泗滂沱。因此有人根据观察说过,王子们的迷信程度通常都超过普通人。

最重要的是,朴素纯粹的真理对于他的耳朵来说是很陌生的。真理这个稀客也许从来不会光临,或者即使一旦做了不速之客偶然出现,也会受到冷遇,使它没有勇气再来拜访。他习惯谬误和谄媚越久,真理在他耳朵里听起来就越觉得刺耳。他习惯谬误和谄媚越久,要他改变爱好、离开亲佞的责备听起来就越觉得可怕。他绝不是对一切人都盲目相信,或者是在发觉他最认同的人对他并不真诚以后,就会断定,一切人都心术不正、阴险狡诈。由于这最后一种看法,他会变得对整个人类漠不关心,对他们所受的苦难无动于衷,并且认为善良的人也不过是戴着狡猾面具的流氓。这就是注定要管理数百万人的事务和守候他们幸福的那类人所受到的教育。

在这幅画面中包含着构成王子教育的那些最为明显的特征,假定进行这种教育并没有使用过有干劲和有道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教育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改进,但多数特征,除去在少数情况下,都还保持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设想使他们受到像前面所描述的那种人类的朋友和恩人们所受的那种教育。

要说明这种普遍失败的原因也没有什么难处。在这种情况下,最贤明的老师,也必然要在难以克服的不利条件下工作。没有哪种处境会象一个王子的处境那样不真实,那样难以被有这种处境的人所理解,那样无法抵抗地驱使他走向错误的深渊。这种处境带给他的最初的观念具有镇静和催眠的性质。使他的头脑中充满这样的想法:自己秘密地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比别人优越的条件,凭借这种条件,他生来就是要发号施令的,而其他人则要俯首称臣。如果你断然地向他提出相反的意见,你只能指望得到一种不完全的、暂时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事实在不断证明你的话是靠不住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如果这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那为什么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渴望侍候他呢?促使那些人这样做的肮脏而自私的动机,要很久才能被他发觉。一个从来没有用自己的真正需要去检验别人说法的人,是否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完全知道那些人的话里通常也还有一些值得相信的地方,这一点甚至是值得怀疑的。一个王子,远在他能够获得使他有资格享受如此声望的任何优点之前,就已经发现自己被别人大献殷勤、受人崇拜。你能用什么理由劝说他努力去追求一种似乎完全是多余的东西呢?其他所有人都使他确信他的成就是值得赞美的,他的思想如明镜一般能洞察秋毫,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能够使他对自己现有的成就不满意呢?你将如何劝说一个发现自己所有的愿望都已经被别人事先考虑到了的人,让他去从事任何辛勤的事业,或者提出任何远大的目标来作为他的抱负呢?

但是,即使你在这方面可以成功,他努力追求的结果也可以被预计到要么是有害的要么是无用的。他的理解是歪曲的;一切道德的基础,认为其他人跟自己都是同等的人的记忆,早已被他抹去。期待他会做出任何慷慨而又仁慈的事情来是不切实际的。他已经如此的不幸了,而他的境遇还不断地把他推向罪恶的深渊,在他那正直和美德的种子还没萌芽之前,就把它们全部摧毁。如果他能敏感一些,那也马上会被谄媚的毒气所伤。娱乐和纵欲用迫切的声音召唤他,不容许他有任何思考的时间。由于他扮演的角色本来就是做作的,即使他想要出名,那也只能靠矫揉造作的虚伪的优雅高尚,或者野蛮的篡夺和征服来得到,而不会通过实施平易近人而又朴实无华的仁爱方式。

关于在王子的教育中通常采用的方法和产生的影响这类观点,可以从德·让立夫人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有个大体的了解。她在这部书中讲述了她自己是如何教育奥尔良公爵的孩子们的。她是这样描述这些孩子在交由她管教时的性情和习惯特点的:“德·瓦卢瓦公爵(年龄最长的)的行为举止通常粗俗,缺乏文雅,言语表达低下,不高尚。他用最粗俗的名称去称呼低劣庸俗的事物,他能从中找到最大的快乐;这一切都带着桑科式的怪癖,说的时候故意纵声大笑。他的空谈总是没完没了,他也从不怀疑听到这些废话的人不会感到非常满意;他还经常以能够想象的最为严肃的态度来撒谎,把它当做是开玩笑。不论是他还是他的兄弟,对其他任何人都毫不关心,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他们自私、贪婪,认为所有为他们而做的事情都是应该的,以为他们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义务去考虑别人的幸福。最轻微的谴责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度的打击,他们立刻就绷起脸或者用眼泪来发泄他们因此而感到的愤怒。他们不寻常的娇气,怕风,怕冷,不能跑、不能跳,甚至不能以足够的速度行走,每次也不能超过半小时。德·瓦卢瓦公爵对狗有着极度的恐惧感,已经怕到这种程度,只要看见一条狗,就会吓得面如土色,大声尖叫起来。” “当奥尔良公爵的孩子们交由我照管的时候,他们习惯于一到冬天就穿上贴身背心、两双长袜,并戴上手套、皮手笼等等。年龄最长的已经八岁,可是没有一两个人搀扶就从不下楼;仆人们不得不替他们做最卑贱的差事,并且只要他们有一点小感冒或任何轻微的小病,就要坐在他们身边夜夜守候。” [2]

德·让立夫人是一位才智不凡的女人,虽然她自身也不免有很多错误,但却纠正了这些年轻王子们的缺点。但是,只有少数的王子有这样好的运气,能受到像德·让立夫人这样独立而坚定的人的谆谆教诲,我们应该拿她的前任而不是拿她作为衡量的一般标准。即使不是那样,我们也已经看到,一位老师在教育王子时能够做些什么。也不应该忘记在她照管下的那些孩子们并不是似乎要继承王位的那类王子。

[1]参见本篇第十五章。

[2]见德·希勒里·布律拉夫人(前德·让立伯爵夫人)所著《一个家庭女教师给她学生的训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