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弑暴君这个问题是同实现政治完善的方式相关的，并在政治理论家中间曾经掀起国一次热烈的讨论。古代的伦理学家认为这种做法是具有合法性的；而现代的伦理学家却普遍对此加以谴责。
赞成诛弑暴君的论据建立在一种非常明显的原则之上。“应该普遍地实施正义。低级的犯罪行为受到或假装受到法律普通作用的约束。但是，那些侵犯到全体人民福利和破坏人类自由的罪犯却逃脱了这种约束。如果司法公正仅仅在次要的情况下才执行，富人可以压迫穷人而免受惩罚，不得不承认，少数这样的例子还不足以批准人类最后的请求。但是没有人会否认，篡夺者和暴君的案例具有最残暴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国内政策的规定都被取代了，正义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每个人都只好自己去执行永远公正的判决。”
然而，有人可能会怀疑：一个暴君的毁灭，是否在任何方面都是那些在平常情形下应该遵守的规定的一个例外情况呢？暴君的身上的确没有一种独特的圣洁，当目标是击退个人的侵犯时，那么就如同杀害任何其他人一样，杀掉一个暴君也是不需要犹豫的。但是在其他所有情况下，由一个自己钦定的权威去消灭罪犯，似乎不是反对非正义的恰当方式。
因为，首先，你想要消灭那个暴君的国家，要么是已经成熟到能够声明和保持自身的自由，要么还不够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暴君就应该被全然公开地废黜。对于一件关系到大众福利的事，却当作黑暗和可耻的事来处理，这是最不恰当的事情。当一种建立在普遍正义的广泛基础之上的行动被允许逃避公众的详细审查时，对于人类而言上了会产生不良影响的一堂课。手枪和匕首可以易于用来帮助行善也同样易于用来帮助作恶。禁止一切暴力，不忽视任何能够获取知识和公平公正的手段，这是在一个符合理性和真理的问题上最为有效的保证。
另一方面，如果那个国家没有成熟到可以保持自身自由的地步，那个自认为有权行使暴力来干预他人的人，的确可以炫耀他观念的激烈并且确定可以得到远扬的臭名；但是他也一定会成为他的国家新的灾难的始作俑者。诛弑暴君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这个企图被证明是失败的，它会使暴君比以前血腥十倍、凶恶十倍、残酷十倍。如果诛弑暴君成功了，暴政又卷土重来时，它同样的影响将在继承者身上产生。在专制的大气候下，某些另类的美德可能会萌发出来；但在阴谋反叛中，既没有真理，也没有信心，也没有爱和人性。
其次，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暗杀的性质，这个问题的真正价值就会被进一步地了解到。在这个问题上所引起的错误主要归咎于人们对它肤浅的看法。如果鼓吹暗杀的人曾经跟踪那个阴谋家，看到了他所有鬼鬼祟崇的行径，察觉到他因担心暴露真相而不断恐惧的心情，他们大概就不会那么不分清红皂白地予以赞扬了。无法想象出有其他任何行为能更直接地同坦白而直率的原则相抵触。如同所有恶行中最为可憎的事情一般，它因阴暗隐匿而高兴。它要躲避白日太阳光的直射。它逃避所有的审问，它在质问者面前说话结结巴巴，直打哆嗦。它故作镇静，强颜欢笑，且只有在最彻底的伪善下才能做得恰到好处。它改变了语言的运用，摆出一副嘴脸，为的是更好地行骗。
在计划一件可怕的行动和开始行动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里[1]——充满了神秘和隐讳。相信一个满是犯罪迹象的人会从事一件缘于道德而做的事情，这可能吗？同样的口是心非会，表里不一会跟着他直到最后。想象一下那些跪在凯撒脚下的阴谋者，这就如同他们在杀死凯撒之前那一瞬间所做的那样！不是布鲁特斯的一切美德，都能使他们从你的愤概中逃过一劫。
没有比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更好的实例来证明普遍真诚的重要性。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一种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会由于这方面的一个缺点而趋向推翻正义和幸福的根本基础。无论哪里有暗杀，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信任都会消失。坚决的抗议和郑重的誓言都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胆敢冒昧地说他了解他的邻人的意图。以前被用来划分诚实正直之人和行为不检之人的分界线不复存在了。人类的真正利益要求的不是取消分界线，而是确认这些分界线。所有收益于相互信任和尊敬的道德将随着这种信任理由的日趋明显而发展扩大，并且必然随着这一基础的破坏而衰败。
[1]参见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第二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