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的这个部分中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实现政治制度的改革，普通公民组建社团是否适当的问题。
有很多主张被提出来支持这种社团的组建。有人说过：“政治社团对于使舆论产生效力是必要的。舆论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无力对抗被普遍反对的弊害或者实现大多数人的希望。”它们被说成是“为了探知舆论所不可缺少的，否则舆论一定始终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疑问的”。最后，它们被指出是“产生健康舆论和以最迅速有效的方式来传播政治信息的最有用的手段。”
为了回应这些主张，有多方面的事情需要注意。见解总有自己的份量；[1] 一切政权都是建立在见解之上的；[2] 公共制度将随着见解的变动而起伏动**，为此目的并不需要给见解提供特别的喉舌；[3] 或许这些论点在本书之前各个部分中都已有充分的证明。这些原理可以作为支持政治社团的前两个理由的有力的反驳；对于第三个理由应该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
政治社团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以部分捍卫全体的倾向。一群人，有时多有时少，联合在一起。他们联合的意图，通常是公开宣布的，但常常不可避免地给予他们的意见一种分量和作用，这种分量和作用是分散的个人的意见所不具有的。更多的人并不参加这样的联合，有些人由于私事繁忙，有些人由于天性厌恶众议纷纭的场面，还有些人则由于从心里不赞成所采取的手段。在这类事情上，那些刻薄、过激和狡猾的人通常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些谨慎、冷静、多思和深思的人，那些没有怨恨要发泄，没有私心要实现的人，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反而会被压制，感到失落。少数人只是由于性情偏激和好走极端而取得地位，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使人觉得他们在集体中比他们作为个体更伟大、更重要。对此，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呢？这种人能将改革事业彻底又明智地进行下去吗？此外，支持一套政治原则的政治社团可能引起支持另一套政治原则的相对立的社团。这样，我们就可能陷于抵抗的一切危害和革命的一切**之中。
只有以发现政治真理为媒介，政治改革才能有效地实现。但是，如果不能远远地抛开暴力和**，真理的研究永远也不会有收获。无论我们把这种现象说成是由于人类思想所固有的什么天性或者影响它的意外情况，无疑真理并不是浮在表面上的。在几乎一切情形下，是艰苦的研究促成了重要的发现。因此如果想要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邻人从偏见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我们就必须除了论据之外不容许其它任何东西在讨论中占统治地位。提供给公众引起注意的著述和原则需要依靠它们自己的优点。没有什么赞助、没有什么推荐，或是什么值得尊敬的人物的名单可以让我们表示赞同，没有强求可以让我们加以重视或表示支持。然而，这些都是小事。当任何种类的出版物得到政治社团的赞助时，情况就糟糕得多了。人们需要阅读这些出版物，不是为了看一看它们的内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是为了从中学会怎样认识它们所讨论的那些问题。于是一个宗派就产生了，其基础和曾经侵害人类的最坏的迷信一样不合理。
如果我们要获得真理，每个人就必须被教会独立地研究和思考。如果有一百个人自发地投入其全部精力来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成功的机会就会比仅仅十个人这样做大一些。根据同样的理由，如果这些人的智力活动是单独进行的，他们的结论又得之于事物本身的道理而不受强迫或者共鸣的影响，成功的机率也会得到相应的增加。但是，在政治社团里，每个人的目标是使自己的信念与邻人相同。我们学习一个派别的特有用语。我们不敢让我们的思想在研究的原野上自由驰骋以免我们得出为我们的派别所嫌弃的主张。没有促使我们研究的**力。派别也许比其他任何情况更能使思想陷于呆滞不动的状态。它把所有的认识都溶为一体，并从每个人身上抽掉唯一能够使他有别于一架没有思想的机器的多样性，而非使每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象整体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认识到我们这个派别的信条之后，那些能够使我们发现它的错误的能力就不再有用处了。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已经到达了真理这卷书册的最后一页；而所有剩下的只是用某种手段使我们的观点被采纳以作为整个人类的正义标准。那些正义和真理不屈不挠的信仰者将坚持一种与此相反的行动方式。他将同人们自由来往；他将同各阶级、各派别的人交往；他会害怕自己的交际圈仅仅限于任何一类人，以免他的思想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歪曲，以免他会让自己身陷一个狭小的天地之中，而无法在大自然所容许的自由而丰富多彩的仙境中漫游。总之，从这些考虑看来，政治社团不但对真理的发展和传播起不了促进作用，相反，只能阻碍它的积累，并极力使其作用违反自然规律，产生有害的影响。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提及，它能有力地证明这种立场。政治社团必然伴随有长篇大论和雄辩。任何人数众多的社会团体的大多数成员都会把这些长篇大论看作是自己学习的学校，以便成为其余人类实用真理的宝库。但是，长篇大论和雄辩只会导致**的产生，而非知识。听众的记忆里充满了华而不实的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满是形象化的比喻而不是论证。他永远不会被容许保持充分的清醒去平稳地权衡事物的轻重。删掉一切华丽而庸俗的修饰语就与雄辩的艺术不协调了。演讲者不是用一种流畅而规律的论述来增进听者的理解力，却偏要对细节小心，偏要把一切内容以很快的速度灌进听众的耳朵里，并不时激起听众的**以获得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真理是无法在挤满了听众的大厅里和嘈杂的争辩中获得的。当希望和恐惧，胜利和怨恨在不断泛滥的时候，更为严肃的调查研究能力就被迫退避三舍。真理寓于深思。我们很少能够在摆脱错误和错觉上取得太大进展，除非在幽静的隐避之中或两人之间安静的意见交流之中。
在每个具有众多成员的社团里，总有一部分人是喜欢竞争和野心勃勃的。那些在会议中出头露面的人物会渴望其支持者和拥护者的数量得到增加。这种渴望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诡计。在为公众考虑得很多时，通过这种倾向，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使其为自己考虑得很多。在他们提出的这一主张中，在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中，在他们对待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中，他们必然会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派系最能接受什么，什么最受他们的听众欢迎而有所偏颇。对于特殊人物有一种偏爱是值得表扬的。我们应该尊敬有用的人才，拥护有价值的人才。但是，由于双方的软弱而不诚实地产生的偏爱则是不足取的。领袖首先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来珍惜并利用其追随者的缺点，这种由理解上的相互屈从而产生的偏爱，会给公共福利带来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不能有所收获；相反它却被遗忘了，而错误，作为更圆通的原则，就会显得有利而被利用来达到宣扬错误的人的个人目的。
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反复磋商争论不休是人们集合到一起来处理事务所带来的另一个特点。每个人都拥有并且也应该拥有自己看待和判断事物的独特方式。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事情是歪曲每个人的判断力。这样，尽管起初每个人的看法全然不同，但到了最后却全然相似。以全体的名义来草拟建议、文件和声明，怎么办？也许最初是委托给一个人，但后来却按照许多人的想法来修正、改写和变动，直到最后，那曾经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东西就变成了最无法理解的天书。逗号可以被修正，小品词也值得大家争论。难道这是有理性的人做的工作吗？每个人按照自己确定的语气不受拘束地说出和写出自己的想法；每个人在发泄自己观点的狂热时，并不担心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恰好就是别人选择用来表达自己思想所使用的语言，难道这些做法是对这种简单自然的情景的改进么？
有一种欲望终日使参加政治社团的人的情绪烦乱，那就是要做一些事情，以免他们的社团落入到无关重要的地步。事物必须服从他们，而不是他们服从事物。他们并不满足于当发生社会紧急情况，似乎要求他们的干预并向他们指出一种正当的行动方式时采取行动；他们偏要利用紧急情况来满足自己的不安稳的性情。因此，他们总是随时准备去扰乱科学的平静和妨碍真理不受束缚、不知不觉的发展。他们以自己狂暴性格所引起的恐慌来威胁社会上其余的人，使他们不敢大胆发表意见并把他们束缚在自己的偏见之下。——在这些情况下应该永远记住：所有的联合行动都带有统治的性质，本书的意图在于揭露政权的罪恶，主张把政权限制在尽可能狭小的范围之内，因而本书的一切论点都同样是反对政治社团的。政治社团还有一种自己所特有的劣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借口说自己受到社会大众的委托，很明显地，它们是在侵犯公众的权利。
关于政治社团的缺点，最后一点需要被列举出来的是其造成纷乱和**的倾向。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放纵更臭名昭著了，靠着它，群聚欢宴就容易堕落成为酗酒闹事。当意见的共鸣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特别在那些感情不大习惯于受理智约束的人当中，所决定采取的那种行动往往是所有的人在单独思考的时候一定会否定的。没有什么比暴徒的胜利更为野蛮、残忍和无情。需要被记住的是，这种政治社团的成员不断地培养一种特别敌视政治正义，憎恶个人的情绪，不是一种对平等的慈爱，而是一种对他们的压迫者痛苦的、个人的憎恶。
虽然政治社团，从这个词被普遍接受的意义上来说，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非常危险的性质的工具，提供了可以毫无保留地交换意见的条件，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醒悟过来追求真理的人们，但毫无疑问却是有利的。现在，世界上存在隔膜，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远。在实际交往中，有一套人们总会使用的权术，任何人都不告诉其邻人自己是如何评价自己的成就和品质，应该如何使用和提高这些成就和品质。有一种与人共处的策略，其目的在于避开人们的好奇，维持谈话的进行而不流露出自己的感情或表达自己的意见。正义的拥护者，最衷心希望实现的目标就是消灭这种表里不一。对自己同类怀有善意的人，在每次社交来往中，会使自己惯于去考虑如何使情况得到最有益的改善。在他渴望唤起人们注意的那些话题中，政治问题会占主要部分。
由于书籍自身的性质，它们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然而，由于它们可以流传百世，它们的系统论述和容易得到，所以它们有资格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几乎完全不读书的那些人的数量是非常大的。对那些读书的人来说，书籍具有一种本质的沉沉死气。我们带着闷闷不乐的心情去评论一个“傲慢的革新者”的论据，不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胸来接受这些论据的力量。我们艰难地鼓起勇气踏上那杳无人迹的小径，去怀疑那被普遍所接受的原则。但谈话却使我们习惯于倾听多种观点，迫使我们锻炼自己的耐性和注意力，让我们的考察更加地自由和充满弹性。如果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回顾一下自己智力发展的过程，他就会发现自己从口头指示的激励和意外中收获了无价之宝；而如果他回顾一下文学史，就会察觉到思想锐敏、能力卓越的人通常都是成群地生活在一个时代。
因而断定，要促使人类获得最大利益，主要依赖于自由的社会交往。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读书和沉思来充实了自己的头脑，习惯于在坦率和没有任何保留的谈话中比较彼此的观念，提出彼此的疑问，研究彼此共有的难题，并养成一种发表观点时具有明了而活泼风格的习惯。让我们假定他们的交往没有局限在彼此的世界里，而是想要广泛地传播自己所熟悉的真理。让我们假定他们的例证不仅立场公正，态度明确，而且具有性情谦和及精神包容的特点。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知识如何可以不断地发展壮大并在其传播手段中不带有任何危险。他们的听众会受到鼓动而把自己的所得传授给另外一些听众，教育的范围就会不断地扩大。理智将得到传播，而非盲目和毫无思想的共鸣。
讨论或许从来都不会像两个人之间的谈话那样具有活力和效用。它可以在友好的圈子里有效地进行。它们人数稀少难道就意味着这种讨论的稀有吗？远远不是这样的。用一个适当的例证向人类证明，不受政治敌意和激动影响的政治考察的优势在哪里，那种前景的美好很快就会使考察感染周遭的事物。每个人都会和同他的邻人谈心。每个人都渴望讲述，渴望倾听全人类利益所要求他们要懂得的东西。步入真理殿堂的障碍都将被清除。过去难以攀登的崎岖陡峭的科学高峰将被夷平。知识将被更为广泛地接受。智慧会成为人类流传下来的宝贵传统，它会接纳每一个人，而漫不经心和不加珍惜的人例外。真理，首先是政治真理，是不难获得的，除非由于其宣扬者十分傲慢。它过去的发展是缓慢和沉闷的，因为有关它的研究被委托给了博士们和民法专家们。它对于人类的实践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它并没有被允许坦率而直接地诉诸人类的智力。清除这些障碍，使它成为公共所有物，让其每天都得到运用，我们就有理由保证自己可以获得无法估计的价值。
但这些结果只是独立自主和公正不倚的讨论的产物。如果一旦这种具有研究精神的人的毫无野心且公正坦白的考察被嘈杂集会的无底深渊所吞没，发展的机会就随之而湮灭了。那些对于智力的锐敏有巨大贡献的可喜的各种各样的观点也随之而消失了。于是就产生了意见上虚伪的一致性，没有人是出于信服而支持这种看法的，但所有的人却为之卷入一个无法抵抗的潮流。真理拒绝与受别人支配的人群为伍。
这个问题有着和前面关于革命的问题同样的限定。虽然从我们所说过的来看，可以充分表明政治社团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人们想要的，但有一些考虑有时却能引导我们以温和而宽容的心去评判它。有一种方式，依照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利益的谋取，而且这种方式应该一直被采用。但人总是不完美的。当见解在悄然无息地向前发展时，急躁和热情可能会被指望稍微超过它的发展。政治社团作为一种本质上有误的手段，明智的人会竭尽全力去阻止和拖延它的发展。但是，当危机到来时，他不会受平等的拥护者们不寻常的态度的影响去保持中立，而会在情况性质允许的条件下，竭力促进见解的影响。甚至可能发生的是：在动乱发生的时刻和普遍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中，一切具有政治社团性质的事物可能与大众安全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即使承认这一点，也不需要预先准备好。这种准备可能会损耗掉其权宜性。当一个真正对公众自由有利的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德才兼备的人在时机的推动下，起而响应一般政治的，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他们不得不遭遇的情形。这种人成长的土壤，更多的是研究和教育，而不是行动。
此外，政治社团可以为自己提出来两个目标，即全面改革和补救某些紧迫而短暂的危害。这些目标有权享受到不同的待遇。第一个目标的确应该以一种从容不迫的步调来推进并尽可能在安静的环境中加以实现。第二个目标似乎有些需要更多的行动。主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是真理的特性，它是靠信念的力量来抵抗入侵而非用武力。然而，被压迫的个人似乎特别有资格得到我们的援助；群众的合作能最好地提供这种帮助。当一个人被当权派的全部力量非法攻击时，他应该受到人们的支持和保护，这些提供援助的人决心在不妨害和平和秩序的情况下抵抗这种压迫性的非正义，并防止全体人民的权利由于这一个人受害而遭到损害，这看来是合理的。然而，很可能每个政治社团都会堕落并成为弊害的集中地，如果它们被容许长期存在，或者它们的存在超过了必需的时间，在必需的这段时间里，它们有理由成立的那唯一且暂时的目的可以得到实现。
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似乎无需补充以下内容：从事这里所责难的事务的个人通常是由最良好的意图所激发，为最开明的见解所激励。如果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被发现具有危险的倾向，由于他们未曾预见到的后果而对他们进行不分皂白的责难，那当然是极其不公平的。但是，根据他们观点的纯洁性和原则的健全性，可以期望他们能够严肃地考虑自己要使用的手段。如果只是考虑其意图，那些人类福利最真诚的朋友，却由于他们不明智的行为而成为人类福利最实际的敌人，那就非常令人遗憾了。
[1]参见第一篇第五章。
[2]参见第一篇第六章；第二篇第八章。
[3]参见第一篇第五章；第三篇第七章；第四篇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