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充分理解意见在改良社会制度中的力量和作用，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真理的价值和活力。除此之外，对于政治科学原理或对于本书的论证，没有其他更基础的论题了。也只有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清晰地描绘出那些相对立的理论，一边是权贵的鼓吹者，一边是拥护平等和正义的普遍尺度的人的理论。这两种理论的信徒，至少是其中相对比较有上进心和荣誉感的那些人，都承认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谋求整个人类和社会的幸福安宁。但是，那些政权陈旧理论的信徒则断言，“人类思想的低能使其不适于自行照管；人的真实情况只不过是一种未成熟的状态；他受着**和偏见的支配，不能由纯粹的理性和真理来约束；聪明人要做的不是去破坏在他自己或者别人身上的有用的幻想和那些有益的偏见；如果有人企图用任何方式来引入一种社会形式，在那里既没有条件可以用愚弄去制止我们作恶，理性又无法限制我们去作恶，那么，他就是同类的最可恨的敌人。” 对于这里列举出来的主张，一切完全相信或部分坚持这些主张的人也许都会成为贵族制的拥护者，只是他们实践的后果各有不同的程度罢了。

同这些主张相反的主张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大纲。如果迄今为止我们所引证的那些理论中存在任何真理的话，我们就有资格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德、关于人类幸福的学问、把个人和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机制、以规范我们按照对人类最有益的方式去行动为目的的诱导力量，不是建立在欺诈和愚弄上的，而是建立在永远会被新发现推翻、却永远不会被智慧驳倒的理由上的。因此，我们不需要充满欺骗性的诱饵来把我们引向恰当的、有理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去担心这样的情况：一个最有远见并具备最完美洞察力来进行判断的人，相比他受到错误支配的时候，会被低估或贬值，或自己因为别人的幸福和美德而相形见拙。如果我需要奉行的行为准则是合理的，那么说服我加以奉行的最简单或者最有力的方式，莫过于让我看到其本来面貌以及真正能够从中获得的利益。只要我看得到这种利益，我就愿意、也会有足以实现这种利益的热情来付诸行动，并且会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而实现得很充分。而且，如果情况确实重要，我的热情也会比掺杂着狭隘的观点或虚幻的空想更为真挚，更能经得起考验。真理和谎言是格格不入的：在真理和谎言并存的情况下，一个把问题的是非曲直看得清清楚楚的人是不会同时为偏见或者迷信所捉弄的。我们也完全坚信，健全的信念在影响上绝不会逊色于诡辩和错觉。[1]

如果我们对真理进行细致的考察并研究其效果，真理的价值就会更加鲜明。当这种考察研究是抽象地进行时，真理就叫作科学和知识；当结合实际予以考察研究时，当真理涉及到日常生活事务和人与人间交往时，真理就叫做真诚。

抽象地讲，真理不仅能够促进个人的幸福和道德，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社会制度的改善。

一个公正和深思的头脑所习惯于赞美的一切，似乎绝大部分都可以包括在真理的发现和认识中。没有人不懂得知识的乐趣。在人类生活当中，必然要有时间的分配，也必然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也许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像智力活动那样听任我们自由支配，也没有一种获得快乐的手段象智力活动那样少有被剥夺的可能。高尚而开阔的观念产生优美的情操。真理的获得，对于命题的层出不穷和科学的逐步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从未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毫无所获。知识以两种方式增进我们的幸福：第一它给我们创造了新的快乐之源，其次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途径用以选择一切其它快乐。见闻较多的人都不会认真怀疑，在增进幸福方面，相对于未开化的人的有限的概念，发达的智力更具有优越性。善良的情操是个人快乐的另一个源泉，而且比智力的提高更为美好。但是，道德的本身的价值是取决于智力的能量的。如果我们能够使之受益的对象并不比未开化的人感受更多，那么我们在为他们造福或者在考虑他们的幸福上就不会有多大的乐趣。然而，人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快乐，能够达到如此完美崇高的程度，从社会角度来看能呈现出如此美妙的外表，他自己又能够如此真实地估计并欣赏这种外表，因此，当我们参与促进人的福利时，我们实际是在从事一件高尚的令人神往的事业。无论我们的努力是以群体还是以个人的福利为目的，情形都是这样。相比于拯救一个未开化的人，当我们把一个普通人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更加高兴。因为我们能够明白他感受更多、贡献更大的程度。根据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拯救我们的人在才能和德行上成就更大，因此而产生的喜悦的程度也会更高。

其次，真理有助于提高我们自身的道德水平。道德在其最纯净和最开明的意义上，假定对原因及其结果作一个广泛的考察，从而使我们可以对人类事务中的利害作出一番公正的比较，进而可以采取能够实现最大实际利益的行动。道德像人类其他所有的天赋一样，容许有程度的不同。因此,那些依靠最健全的判断力选择了最伟大的和最普遍的快乐的人，应该被公认为最有道德的人。但是，为了选择最伟大的和最美好的快乐，他必须非常熟悉人的本性以及它的一般特点和多样性。为了实现他所选择的目标，他必然会考虑到影响人们思想的不同手段和运用这些手段的方式，他还必须知道开始行动的最佳时机。无论我们从哪一方面来看道德，无论我们是从行动上还是从心愿上来看待它，它的程度都必定同知识的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一个人对于道德的美及道德产生最实在、最持久的幸福的倾向没有敏锐而生动的感知，那么他就不可能十分热爱道德。在苏格拉底的道德与霍顿脱人或西伯利亚人的道德之间可以进行什么样的比较呢？关于这一真理是如何被普遍认识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可以从德尔图良的著作中找到。德尔图良作为教会的一个长老，不得不断言异教徒所奉行的道德是空虚毫无意义的，从而,他断然地对我们说：“在基督教天启法之下的最无知的农民也比最明智的古代哲学家拥有更多的真正的知识。”[2]

如果我们考虑到道德的最高任务是对其本身进行宣传，我们将会对道德与知识的关系有更充分的认识。只有道德值得被看作是产生真正的幸福的途径，这种真正的幸福是最牢固最持久的。感官上的快感是短暂的；它所带来的快乐只占我们时间的很少一部分，却留下了长时间痛苦的空虚。感官上的快感的迷人之处主要在于它的新奇；由于不断重复，它开始减缓其刺激性，最终变得近乎于使人厌恶。或许部分要归咎于对感官上快感的过高期望，所以老年才来得这样早而且总会带来这样的摧残。我们对于这些快感的品味必然会下降，随着品味的下降，我们的活动也随之逐渐减少；随着我们活动的减少，那些依靠这些活动作为生活来源的人的快乐、活力和生命也都会逐渐趋于消灭。即使是知识和智力的发展，在不与含善心和同情心的感情相结合时也是可悲的。不带有几分社会感的情操，几乎从来不会撼动人心和引发强烈的情感。当人的思想在艺术和诗歌创作中得到发展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在引起这一发展的根源中存在着某些道德成分；科学和理论很快会显得冰冷，除非人从有关社会的观念中取得新的吸引力。因此，快乐的持久度，情操的优美度，是跟个人的道德成正比的。此外，仁爱之心也是一个永不枯竭的资源；相反，我们的爱国主义和仁爱之心越是成为习惯，它们就越有力量和越强烈。

道德没有话语权的情况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在社会里有它不断发挥积极作用的机会。如果一个人不是交往的更好人选，我是不会选择跟他交往的。如果他已经是公正和有道德的，这些品质也可以由于交往而得到发展。如果他是有缺点和有错误的，那就一定有我能帮他消除的某些偏见以及我能帮他克服的某些错误。然而，要是我自己也是有偏见和有缺点的，那我的偏见和缺点恰巧和他的完全相同的可能性就很小。所以我可以告诉他我所知道的真理，甚至通过偏见的冲突也能得出真理。如果我抱着真诚的行善动机不知疲倦地为他的进步而努力，那是不可能没有良好结果的。我也不会在独处的时候有失落的感觉。独自一人时，我可以积累一些社会福利的资料。没有任何情形会跟排除这种努力的程度那样令人绝望。当伏尔泰被关在巴士底狱中，是生是死他毫不知情，尽管被夺去了写作和阅读的一切工具，他却安排了进行《亨利记》[3]的创作的计划并且完成了部分内容。

所有这些推理的目的在于使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给予别人的最宝贵的恩惠是道德。而道德的最高任务是对其本身进行宣传。但是，在我自己看来，道德同知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道德只能靠知识来传授给其他人。除了靠灌输全面的观点和传达有力的真理之外，怎么能产生我们刚才所设想的那种道德呢？只有那些全面了解这种观点和真理的人才有资格灌输这些观点、交流这些真理。

让我们暂且假定善心是可以脱离知识甚至是超越知识而存在的，（后一种情形肯定是可能的）；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道德是如何的不值得传播。在这种情形下，最高尚的观点也常常会导致最凶恶的行为。克兰默这样的人会被煽动起来去烧死异教徒，而迪格比这样的人也会去策划炸药叛国案。但是，撇开这些极端的例子不谈，在那些错误的道德导致悲惨和残暴行为的情形下，人的思想都会由于其实施的作为而感到不满意和郁闷。真理，不朽的和无所不在的真理，其力量如此巨大，以致于尽管它存在各种偏见，一个诚实的人在决定采取一种同最朴素的道德准则不相容的行动时，也会怀疑自己。他会变得忧郁、不满和担忧。他的坚定会蜕化成固执，正义感会蜕化成为可说服的严重性。他越坚定地按自己看法行事，错误就越大。他越坚定地按自己看法行事，就越对它感到不满。就像真理是平静和快乐的无穷尽的源泉一样，错误将大致大量繁殖的错误和不满。

至于第三点，真理有助于我们政治制度的改进和改善，这一论据对于我们所从事的研究是最为必要的，而且没有多少怀疑或争论的余地。如果政治学是一种科学，调察研究必然是对这门科学进行阐明的手段。如果人们在彼此相同方面要比在彼此相异方面具有更多更本质的特点，如果为了他们所能实现的最佳意图是让他们自由，善良和明智，那么就必定会有一种可以实现这些共同目的的最佳方式，还有一种从他们的本质中可以推论出来的最佳社会生活方式。如果真理就是这种天赋本质之一，就必定会有一部以我们之间相互的义务为主题的真理法典。调查研究不仅仅是探知政治正义和幸福原则的最佳方式，也是引进这些原则、确立这些原则的最佳方式。讨论是通往发现和示范的一条道路。一大群一大群的人思想中所酝酿着的动机，使他们的情绪产生变化，直到他们的社会模式也经历了某种变化，而且其变化比他们情绪的变化还要令人难忘，人的思想越是对这些动机里所包含的观念和表现这些观念的建议熟悉，它被推向同这些观念和命题相符合的一般行动方式就越是无法抵抗。

注释:

[1]参见第一篇第五章，第五篇第十五章。

[2]见德尔图良：《获教论》第四十六章。参阅附录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论述。

[3]参见《伏尔泰传》第四章。这大概是关于这位伟大人物所出版的最好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