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心尽力地在完成我的职责，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正在朝着被击落的命运笔直飞去。我沉浸在失败的痛苦中，失败的滋味从四面八方渗透过来，我手里的操纵杆就是失败的象征。
油门杆已经被冻住了。我必须全速飞行，两个毫无用处的金属操纵杆却构成了我无法解决的难题。
这架飞机上任何螺旋桨桨距的调整都是被严格限制的。如果我油门全开，那么我势必会达到接近每小时500英里的速度。引擎将会加速，而不断加速的引擎是可能坏掉的。
如果采取极端措施，我可以切断点火装置。但是那样的话会造成无法恢复的失速，随之而来的也是任务的失败和飞机的坠毁，而且不是所有的地形都有利于一个时速115英里的飞机着陆。
所以我有必要来解冻这些操纵杆。方向杆的问题一次性就解决了，第一右舷却怎么都不肯让步。
我可以通过让唯一受控制的左舷引擎减速，让飞机在一个可承受的速度范围内降低飞行高度。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我必须采取措施来控制来自右舷的侧推力，以防飞机向右倾斜。而且我还必须抵抗飞机的旋转力，可是抵抗旋转力的舵杆也被冻住了。这样一来所有的制衡方法都行不通了。一旦我让左舷引擎减速，我就会陷入自我矛盾的僵局。
我只能冒着风险以超过引擎解体的理论速度来加速下降飞行高度，也就是每秒3500转。
所有的事情都失控了。我们的世界像一个由不完全咬合的齿轮构成的手表。制作手表的材料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没有钟表匠。
经历了九个月的战争，我们已经无法说服工厂升级飞机机枪还有控制系统来适应更高的要求。然而我们不是说人没有过失。大多数的人都是认真工作并且品德优秀的。他们的惰性通常只是他们效率很低的一个影响因素而不是导致他们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他们的效率低下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就像是带着刺刀的步兵们面对着坦克，打群架时一打十，他们的效率低下给那些把升级机枪和控制系统作为本职工作的人带来沉重的负担。
我们生活在一个管理体系没长眼睛的肚子里面，这个体系就是一台机器，它越好，就越能消除人类主观的影响。如果人们都只是这个系统中的齿轮的话，那么懒惰、欺骗和不公正将再也不可能获取权势。
正如机器是被用来确保一系列的预定行为，它并不能创造新的事物，它只能管理，对任何错误处以恰当的惩罚，对任何问题给予同样的解决方法，人们是不会利用一个体系来解决意料之外的挑战的。假使你放一根木头在轧钢机上，它是不会给你生产出家具的。然而，对于一个应用于生产目的的机器，人们有权利把它拆分开来，但对于一个被设计成专门管理人性主观影响的体系，它的齿轮并不接受人类的干预。它们拒绝钟表匠。
11月的时候我成为了2/33侦察中队的一员，入队第一天我的同僚就警告我：
“你会过得相当愉快——不用机枪和控制系统就能在德国人头上飞。”
然后他又安慰我道：
“不过别放在心上，不会有太大差别的，因为在你看到敌方战斗机之前他们就把你击落了。”
现在是5月，距11月已经过去6个月了，机枪和控制系统仍旧冻得死死的。
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句谚语，和我的祖国一样古老的谚语：“当法兰西失去一切，它终将被奇迹挽救。”现在我有点明白这句话了。有时候一场浩劫使美丽的管理机器脱轨了，它受到不可修复的损伤之后，为了使情况好起来，少数人就会顶替它的位置，而正是这些人挽救了法兰西。
如果航空部被炸成了废墟，他们就会急迫地找个人——随便什么人——告诉他：
“你的职责就是使那些控制系统解冻，你有充分的权利做任何事。但要是两个星期后它们还冻着，你就等着坐牢吧。”
说不定这样控制系统才不会被冻住。
我可以对这个有瑕疵的体系举出上百个例证。北方某部门的征用委员会征用了怀孕的母牛，并因此把屠宰场转化成胎儿的墓地。这台机器里面没有哪个齿轮，或者说征用委员会里面没有哪个上校有权力作为齿轮之外的存在，就像在一只手表里面，他们都要屈从于另外某个齿轮的运转，反抗都是徒劳的。所以这机器只要稍微失去一点平衡，它就会急切地想要宰杀那些怀孕的母牛。或许它没有这么邪恶，但是如果让它脱轨得更严重，它或许会开始宰杀它的上校们。
我从骨髓深处为这崩坏的状态感到深深的沮丧，但是沮丧对点燃我的引擎没有一点帮助，我只能再一次把全身的重量压在右舷的油门杆上，直到自己感觉反胃，才重重地坐回椅子上。这次的努力让我的胸口又是一阵痛楚。人类的确不是被造出来在33000英尺的高空做体力劳动的。那痛楚是一种闷痛，是一种奇怪地苏醒于黑暗人体器官中的警醒。
要是这些引擎想爆炸，它们自己就可以爆炸，我他妈的根本改变不了什么。我现在要专心地为了呼吸而战，如果我不专心我可能永远都不能呼吸了。我想起传统的生火方式伴随的吼叫声，我在重燃自己的生命之火，希望自己还赶得上。
我是造成了什么不可挽回的灾难啊？在33000英尺的高空哪怕一个小小的耗体力的动作都会撕裂心脏的肌肉。心脏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啊，需要长期的养护，要是为了做这样粗鲁的工作置它于险境，那真是十分荒谬，就像熔烧钻石去煮个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