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夜，我们中的一个会醒来，唤醒另一个。我最后一次醒来，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无力的阳光滤过混浊的空气，把房间照得金灿灿的。我下床，从床头柜上拿起手表。时间已近中午。
快穿好衣服时，我发现她给我留了一张便条，夹在梳妆台上方，玻璃和镜框之间，字很小，笔迹工整。
我读道：
亲爱的——
孩子们喜欢怎么说来着？昨晚是我余生的第一晚。
我有很多话要说，但以现在的状态，却又无以言表。请打电话给我。请给我打电话。
你的女人
我通读好几遍，小心地把便条叠好，塞进钱包里。
信箱里只有一条信息。福尔曼在凌晨一点半左右打过最后一次电话。之后，他显然彻底死心，去睡了。我从大厅给福尔曼打电话，电话占线，便出去吃早餐。从窗户望去，空气污染得厉害，但走在街上，空气还算很干净。也许是因为受心情影响。我已经很久没有神清气爽的感觉了。
喝完第二杯咖啡，我起身给福尔曼打电话。电话仍然占线。我又回去喝第三杯咖啡，拿出一支给戴安娜买的香烟吸起来。昨晚，她吸了三四支，她每吸一支，我都陪她吸一支。我吸完半截烟，把烟盒留在桌子上，第三次试着打通福尔曼的电话。我付过账，步行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去看福尔曼在不在那里，或者是否去过。他不在，也没去过。
有一种感觉在意识边缘徘徊，哀怨地向我抱怨。我用阿姆斯特朗酒吧的公用电话再次打给福尔曼。同样的忙音，听起来和通常的忙音不一样。我打电话给接线员，告诉她我想知道某个号码是占线还是没挂好听筒。我显然遇到一个不会说多少英语的姑娘，她不知道如何完成我要求她完成的任务。她主动提出让我和她的主管联系，但我离福尔曼的住处只有六个街区，所以告诉她不用麻烦了。
我动身去福尔曼家时心平气和，到达时却不胜焦虑起来。也许我在接收信号，随着距离减小，信号越来越强。出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我没有按大楼前厅的门铃。我往里面看看，见周围没有人，便用电影胶片捅开了门锁。
我爬楼梯到顶层，没有碰到任何人。楼内鸦雀无声。我走到福尔曼家，敲门，叫福尔曼的名字，再敲门。
里面没有任何反应。
我拿出那截赛璐珞胶片，看看胶片，又看看门。我想到了防盗警报器，想在警报器发出声音之前把门打开，这样，即使警报器响了，我也能逃离那里。这就排除了用胶片捅开门闩的可能性。精明有精明的妙处，但有时也需要蛮力。
我只一脚就踹开了门，因为门没上锁定插销。需要一把钥匙来上锁定插销，就像需要一把钥匙来设置警报器一样。最后一个离开福尔曼公寓的人或者没有钥匙，或者不愿费那个事，所以警报没有响。这于我是福音，但我得到的福音仅限于此。
坏消息在里面等着我。从警报没响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会是什么消息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在到达公寓楼之前就知道了，但那是直觉知识。警报保持安静时，直觉知识变成了演绎知识。我看见他那一刻，演绎知识变成了冷酷的铁一般的事实。
福尔曼死了。尸体躺在办公桌前的地板上，看起来好像凶手发动袭击时他正伏案工作。我不用碰他就知道他死了。他的左后脑勺被捣成了糨糊。房间里弥漫着死亡的臭味。死去的结肠和**会将体内的物质排出体外。未经殡仪馆处理的尸体，气味和支配尸体的死亡一样难闻。
不管怎样，我还是摸了摸他。我想知道他死了多久。他的肉体传出一股阴冷之气。我只能作出大概判断，他至少已经死亡五六小时。我从未费心学习法医知识。实验室的小伙子们负责这一领域的工作，他们喜欢装模作样，仿佛极有本事。但哪怕他们的真本领只有平时吹嘘的五成，他们也是相当擅长断定尸体的死亡时间的。
我走到门口关上门。锁没用了，但地板上有一个警用锁的弹簧片，我找到钢条，把弹簧片安放到门上。我不想待太久，更不想被打扰。
电话听筒与座机分离。没有搏斗的迹象。我估摸凶手拿掉电话听筒是为了拖延发现尸体的时间。如果凶手真这么伶俐，就肯定不会留下指纹。但我还是加倍小心，不添加自己的指纹，也避免涂抹掉凶手可能无意中留下的指纹。
他是什么时候遇害的？床铺没有整理，也许他不是每天都整理床铺。独居的男人通常不会每天都整理床铺。我来拜访他时，床是不是整理好的？我想了想，还是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确定。我回忆起整洁、精确的印象，这表明床是整理好的，但我也有一种舒适的印象，这又与未整理的床相配。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没必要纠结是这样还是那样。验尸官会确定死亡时间。我很快就会从验尸官那里了解到情况，不用这么着急。
想到这里，我坐在床沿上，看着道格·福尔曼的尸身，努力回忆他说话的确切声音和他面部的表情。
福尔曼曾三番五次联系我。一次又一次，我却不接电话。因为他对我藏着掖着，我有点恼火。更因为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女人耗尽了我全部的注意力。而这于我又是特别新奇的经历，我一刻都不想让我的体验被干扰冲淡。
要是我接了电话呢？他可能会告诉我一些他现在已经永远不可能告诉我的事情。但更有可能的是，他只会证实我对他和波西亚·卡尔关系的猜测。
要是我接了电话，他现在还会活着吗？
我可以浪费一整天时间，坐在福尔曼的**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不管答案是什么，我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我打开警锁，把门推开一条缝。走廊里空无一人。我溜出福尔曼的房间，走下楼梯，走出大楼，没有碰到任何人。
中城北警局过去叫作第十八区辖区，位置在西五十四街，距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我来到一家名为第二次机会的酒吧，在公用电话亭里给中城北警局打报警电话。酒吧里有两个喝葡萄酒的酒徒，后面好像还有一个喝葡萄酒的酒鬼。电话接通后，我报出福尔曼的住址，说有人在那里被谋杀。值班警官耐心地问起我的名字时，我把听筒放回了原处。
情况紧急，搭出租车来不及。地铁更快些。我乘地铁经过布鲁克林大桥，在克拉克街地铁站下车，通过问路找到皮尔庞特街。
这个街区大部分是外墙为褐沙石的建筑。利昂·曼奇住的大楼有十四层，简直是街区建筑群中的巨人。门房是一个粗壮的黑人，额头上有三道深深的横纹。
“我找利昂·曼奇。”我说。
他摇摇头。我拿出笔记本，查看地址，抬头看门房。
“地址没错。”他说。门房是典型的西印度群岛口音，说话时嘴巴张得很夸张：“问题是你来得不是时候。”
“我们约好的。”
“曼奇先生已经不在这儿了。”
“他搬出去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他等不及电梯，”他说，“走了捷径。”
“你什么意思？”
后来我断定，门房说这种不着调的隐语并不是有意轻慢我，而是绕着弯子表达难以言说的禁忌。见我追问，门房放弃了先前的策略，直截了当地说：“他跳楼了，就坠在那儿。”他指了指人行道上看起来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就坠在那儿。”他重复道。
“什么时候？”
“昨晚。”他以手触额，做了一个类似屈膝跪拜的姿势。我不知道这动作究竟属于个人习惯还是源自我不熟悉的仪式。“是阿尔芒当班。如果换作我，遇到有人跳楼，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死了吗？”
他打量我一眼。“哥们儿，你觉得呢？曼奇先生住十四楼。你觉得呢？”
最近的警署所在地，也就是我认为负责此案的属地，就在乔拉莱蒙街区公所附近。我赶到警署，幸运的是，我认出了几年前和我做过同事的叫金塞拉的警察。同样幸运的是，金塞拉显然没有听说我在为杰瑞·布罗德菲尔德工作，所以他没有理由不配合。
“昨天晚上发生的，”金塞拉说，“事情发生时不是我值班，但是马特，看起来案情很清楚。”他拿出一些文件，摆在桌子上。“曼奇独身，想必有特殊取向。一个男人，又在那个社区独居，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十有八九是那种人。”
再加上一成厕奴，他这人就百分之百了。
“让我们看看。人是从窗户跳出去的，头先落地，送达阿德尔菲医院即宣告死亡。死者身份由死者口袋里的物品、衣服标签以及窗口的位置确认。”
“没有经过亲属辨认？”
“我印象里没有。没列在这里。对死者身份有疑问吗？如果你想亲眼看看，那是你的事，但他是头朝下落地的，所以——”
“反正我从没见过他。他坠楼时家里就他一个人吗？”金塞拉点点头。
“有目击证人吗？”
“没有。不过他留下一张便条。在他书桌上的打字机里。”
“便条是打出来的？”
“没有说。”
“我能不能看看便条？”
“马特，没有丝毫机会。我自己也看不到。你要是真想看，就得和案件负责人谈，他叫卢·马尔科。马尔科今晚会来值班，也许能帮你。”
“我觉得看不看都无关紧要。”
“等一下，原话被抄下来了，在这儿，你看看有帮助吗？”
我读道：
原谅我。我的人生一团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完全没有提及杀人。
可以断定福尔曼之死是曼奇干的吗？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福尔曼何时遇害，而在法医的验尸报告出炉之前，我无法确定福尔曼的遇害时间。假定曼奇杀了福尔曼，回家后悔恨不已，打开窗户——
我不喜欢这个假设。
我说：“吉姆，曼奇是什么时候坠楼的？我没有看到列出的具体时间。”
金塞拉皱着眉头翻阅记录。“按理说应该有个时间，不过我没看到。这里有阿德尔菲医院出具的送达医院已经死亡的证明，时间是昨天夜里十一点三十五分，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什么时候从窗户掉下去的。”
但追查曼奇坠楼的确切时间其实已经没有必要。道格·福尔曼在凌晨一点半给我打了最后一个电话，此时距医生宣布利昂·曼奇死亡已经过去一小时五十五分钟。
我越想心里越透亮。于我而言，一切谜团都开始解开，我豁然开朗。曼奇不是杀害福尔曼的凶手，也不是杀害波西亚·卡尔的凶手。也许曼奇就是杀死曼奇的凶手。也许他因为找不到笔，才用打字机写了绝命书。也许他的懊悔中含有对做厕奴生活的厌憎。我的人生一团糟——唉，谁的人生不是一团糟呢？
眼下，曼奇是否自杀并不重要。也许有人送了他一程，但这是我无从知晓的事情，也不是要急于证实的事情。
但我知道是谁杀害了波西亚和道格二人，就像我在到达福尔曼的公寓之前就晓得道格·福尔曼会死一样。我们把这种认识称为直觉的产物，因为我们不能精确地绘制出思维活动的图表。虽然我们的意识被引向别处，但是我们的头脑依旧像计算机一样运转。
我知道凶手的名字，对凶手的动机洞若观火。在圆满收官之前，我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最棘手的部分已经结束。一旦知道要寻找什么，剩下的就手到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