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邵大夫忽然向牛冬生问道：“你脖子里那条伤疤，是不是日本鬼子砍下的？”
“你怎知道？”
“来的时候过河，你在前边牵着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是刀伤。我猜想很可能是日本鬼子造的孽！”
“你猜得对。前年春天，狗日的日本鬼子……”牛冬生说着忍不住在驴屁股上狠狠击了一掌，毛驴立刻蹬开四蹄向前跑起来。他把后边要说的话也只好咽回去了。
说起这条伤疤来，倒有一段故事。
自从张玉龙牺牲以后，牛冬生就成了村里暗民兵的头目。他们平素，白天就在村里种地，到渡口上背河；夜晚，有时跟着区游击小队割电线，破铁路，有时则是聚在一起进行军事训练。后来他们又接受了一件重要任务：这就是协助“敌工站”{“敌工站”是“××敌占区工作站”的简称。这不是对外机构，也不是武装斗争组织，主要任务是从事收集情报，策反敌伪人员，建立地下交通网络等秘密工作。}维护一条地下交通线路。
玉龙村(当时名冯家堡)地处晋绥和晋察冀两大抗日根据地中间敌占区的边沿。两大根据地之间，除了大部队调动是靠枪杆子开路之外，一般人员来往，都是靠地下交通员领着，连夜穿越敌占区。敌占区除了北有同蒲铁路封锁线外，滹沱河也是一大障碍。冬天好办，到处可以从冰上通过。冰化雪消之后，只能涉水渡河，这就需要熟悉水性、了解河床情况的人引领。这一带敌工站领导下的地下交通线有好几条，玉龙村渡口也是其中之一。牛冬生就是这个渡口的负责人。他们经常要接送来往传递文件、书信的通讯员，有时则是护送到延安去学习或是延安派出的少数干部。
日本投降那年春季。有天下午，牛冬生接到敌工站的紧急通知，说当天夜里，有从延安派出的一批干部，要通过晋察冀到东三省去。要他们引导渡过滹沱河，护送到安全地带。平素接送通讯员，只去一个人引导就行了。这次牛冬生觉得任务很重，于是就从暗民兵中挑选了水性好、胆子大的高二锁、邸大全和他同去完成这一重要任务。他们本来知道，从西山来的人，都是夜里通过敌占区，最早要到后半夜才能来到河边。这次他们为了保险起见，前半夜就溜到渡口边聚齐，然后穿起驴皮套裤，渡过河去等待。
月黑星稀。隐隐可以瞭见远处田平镇碉堡上露出的一点灯光，像萤火虫的屁股一样，一闪一闪。夜很静，万籁无声，只有河水发出低吟。河边上风很大。初春的夜里仍然很冷。三个人冻得直发抖，不敢烤火，也不敢抽烟，只有背靠背蹲在河岸边忍受。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远处村子里头鸡叫了，还看不到有什么动静。三个人都非常着急，都担心路上出了什么问题。牛冬生不时爬到地上向远处瞭望。直到附近各村混鸡叫了，这才影影绰绰看到远处走来一个人影，传来了接头的暗号。他们立即回了暗号，很快队伍就来到了河边。敌工站护送的两个同志讲，临过铁路前得到情报，敌人临时增开了一列军车，只好等到军车开过以后，才横跨过铁路，故而延误了不少时间。
看来延安来的同志有十来个人，其中还有两个女同志。牛冬生本想把他们一个个背过河去，可敌工站的同志说时间来不及了。怕再延误下去出问题。只让背两个女的和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同志，其余的人只好脱了裤子，一个个紧跟着他们从冰冷的水中涉过。
这时天已黎明。牛冬生留下高二锁和邸大全在渡口瞭哨，他自任向导领着队伍匆匆离开河边，向东急走。往日迎接从西山来的同志，渡过河后，他总是先领回家里去，喝点开水，暖和暖和，有时还要招待吃点饭，然后连夜送走。这次他没有敢领他们进村休息，而是绕过村子急行军，直奔东山。他知道，这些同志经过一夜的长途跋涉，都很疲倦了，一个个全走得满脸流汗，气喘吁吁。他很想让他们停下来歇歇脚，喘口气。可他没敢这样做。因为天色已经大明了，地里又没有庄稼，万一发生情况，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没有。他只好硬着心肠，继续急走。只是把两个女同志的背包夺过来，替她们背上了。一直领着他们大步流星走进山沟，这才放慢了脚步，沿着崎岖的山路慢慢爬行。直到太阳出山，来到张家峁村这才停了下来。
张家峁就算是这一带的安全区了。村外山头上有民兵放哨，村干部们忙着烧水、做饭，队伍则集中在小学校里休息。延安来的那些同志，都抢着和牛冬生握手，还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牛冬生只说了一句话：“只要同志们平安就好！”
干部们奔波了一夜，都累坏了，一进屋就横躺竖卧睡了。敌工站那两个同志，因为还要护送一程，也都靠着背包休息了。
牛冬生急于要回去准备春耕生产。他匆匆喝了半瓢凉水就离开了。顺利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感到很愉快，紧张了一夜的心情就松弛了。路上，忽然感到很困乏，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他随即坐在路旁，打算抽袋烟提提精神。可一袋烟还没抽完就含着烟袋睡着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抬头一看，太阳已经正午了。肚子也有点饿了。慌忙站起来，把驴皮套裤搭在肩上，匆匆向村里走去。他万万没有想到，一进村口，就被两个便衣用手枪比住了。他认出其中一个是田平镇谍报队长二和尚。牛冬生忙说：
“我是本村的良民。”说着撩起搭在肩上的皮套裤，露出了胸前的“良民证”给他们看。
二和尚说：“知道，你叫牛冬生。我们只是想找你问几句话。咱们到村公所去吧。”牛冬生只好跟着他们来到文昌庙。庙门口有日本兵站岗，办公院里也有几个日本兵。厨房里飘出一阵阵炒肉的香味。一进院子，牛冬生就被五花大绑起来。自从张玉龙与敌同归于尽以后，敌人不论审问什么人，都是先捆绑起来再问，以防不测。二和尚推着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只见村长冯守义正陪着一个留仁丹胡子的日本小队长和翻译在喝茶、抽烟。牛冬生一进门就说：“村长，你看看，我这是犯什么法了？”
冯守义忙说道：“冬生，是这么回事。今日天刚明时候，太君用望远镜看见有一支队伍，从河边来了咱们村。可上午太君他们来了以后，连个人影也没找到。是不是你把他们送到东山里了？”
牛冬生忙说道：“我根本就没见什么队伍。我是到东边看了看我家地里麦苗的长势。”
二和尚冷笑了一声说：“看麦苗还要带皮裤？”
“我先在渡口上背河……”
“别狡辩了！”二和尚打断他的话，“一来我们就在渡口上查过了。根本没见你。再说，你家村东有麦地吗？”
牛冬生租种的地不在村东，他家也不种着宿麦。那是句随口诌来的话。他看了冯守义一眼说：“你不信就问我们村长。我家的情况他清楚！”他知道冯守义暗中和村里的抗日组织有联系，料想他不敢不掩护自己。
冯守义看看周围没有本村的人，冷笑了一声说道：“冬生，我可不能跟上你说假话，卖脑袋！”又转身对敌人小队长说，“这就是那个牛冬生。张玉龙死了以后，他就是暗民兵的头目。”
牛冬生气得大声骂道：“你这个狗杂种，你……”
冯守义接上说：“我怎么样？和你们有联系，给你们具过结。帮你们给八路军动员过公粮和军鞋……你向太君报告吧。”
那个仁丹胡日本小队长听完翻译之后，微微笑了笑。牛冬生这时才知道以前自己上当了。这家伙平素表面上是个两面派村长，而且装得好像只不过是敷衍敌人而已。那次敌人拷问张玉龙的时候，他求过情，张玉龙牺牲以后，他主动救济过烈士家属，村里有的人被抓到据点里，他还保释过……没想到原来这些都是烟幕弹，实际上却是敌人的一条忠实走狗。牛冬生想起这些事来，又悔又恨，不由得咬牙切齿。要不是两手被绑着，他真想扑过去先把这个狗汉奸揍死。
这时，桌上的自鸣钟敲了十二下。日本小队长咕噜了几句日本话。翻译说：“先押起来。吃完饭再审问吧。”
二和尚立即就叫人把牛冬生押到院子东北角一间空房子里。把他吊在了二梁上，只有脚尖能点着地。他只觉得浑身酸痛，饥肠辘辘。心里又气又恨。他知道，他没有死罪，顶多是挨一顿毒打。可现在的情况是冯守义已经把知道的事向敌人告密了。显然敌人是要从他这里突破．把村里的抗日组织一网打尽。更重要的是这条地下交通线也就被破坏了。他知道，等敌人吃完饭，一定会严刑拷问他。他决心不暴露任何秘密，即使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
果然敌人吃完饭以后，就来审问他了。除了二和尚以外，日本小队长带着翻译也来了。他们没有对他进行皮鞭抽、棍棒打，而是用烟头在他胳膊上、脖子里烫。追问他这支队伍究竟是八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牛冬生一口咬定他根本就没见过什么队伍。看起来敌人根本还没弄清这只是一些不带枪的干部队伍。并没有怀疑这里有一条地下交通线，牛冬生反而倒放心了。后来敌人又问他村里哪些人是暗民兵？和什么人联系？牛冬生仍然是一口回绝。这时敌人不再用烟头烫了，而是从大殿里找来筷子粗的一炷香，点着，从脖子里插到他的背后，香火头在他背上一点一点燃烧，发散出焦糊的气味。牛冬生痛得满头流汗，全身颤抖，但他只是咬紧牙关忍受，只是疼的“哼哼”，而没有大声哭叫，更没有讨饶。不管敌人问什么，他连一句话也不回答了。敌人一直审问到半下午，也没有得到一句口供。后来敌人把人从二梁上解下来，准备带回据点去继续审问。这时冯守义走进来向日本小队长说：
“太君，要是留下这个活口，我在村里可就待不下去了！”
日本小队长听翻译说完，随即咕噜了几句日本话。敌人立刻就把牛冬生押到庙院大殿后边。这里原是西小院学校的操场，如今早已变成长满杂草的荒滩。牛冬生一来到这里，就知道自己的性命已走到了尽头，心里反而平静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像张玉龙那样，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可自己也并没有下软蛋，没有暴露任何秘密，总算对得起革命了。他忽然浮起了奇怪的念头：想看看敌人究竟是要刀砍还是枪毙。他一扭头，只见一个年轻的日本兵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在水桶里蘸了一下，正要向他砍来。牛冬生向那个拿刀的日本兵瞪了一眼。日本兵在空中挥舞着刀子，“唔哩哇啦”叫喊着，下不了手。这时另外一个日本兵跑过来，拧着冬生的耳朵把他的头扭过去，冬生马上又转了过来……不知是因为他扭过头来不好开刀，还是敌人有点迷信——被杀的人看着就不下手。这样反复拖了很长时间，敌人的钢刀在水桶里蘸了好几回，在空中不停地挥舞，这时忽听日本小队长大喊一声“八格牙鲁”，大概是在骂那个年轻的日本兵。牛冬生刚一愣神，只觉得脖子里凉凉一下，脑袋里“轰”的一声，就失去知觉了……
这天，天还不明的时候，牛大婶已熬好了一锅米汤。这是半夜里儿子临走时候安咐下的，说有一支队伍要路过这里休息一下，可是一直等到天亮，她出去瞭哨了几回，也看不到有个人影。到吃早饭的时候，高二锁跑来告她说，冬生领着队伍去东山了。牛大婶这才放下心来。半晌午的时候，听说敌人乘橡皮筏子过河来了，正在挨门挨户进行搜查。先后来她家查看了两次，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牛大婶明知儿子不在家，也就没有在意。傍晚时候，马丽英来她家串门来了。实际上她是来探听消息。自从丈夫牺牲以后，她知道牛冬生就成了村里暗民兵的负责人。今天日本人来村里闹了半日，她诚恐冬生出事。她听牛大婶说冬生一早就领上队伍上东山了，这才放下心来，两个人刚说了几句闲话，马丽英正要回家，只见看庙的老宋慌慌张张送来了冬生的驴皮套裤，也送来了一个凶讯：冬生被敌人残杀了！要她赶快去收尸。
牛大婶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当即就晕倒了。马丽英也忍不住哭了，她强忍着悲痛，在老宋的帮助下，又是曲腿，又是切“人中”，半天牛大婶才哭出声来。立即就要去看儿子的尸体。马丽英忙搀扶着她，跟着老宋来到了文昌庙。正好碰到冯守义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冯守义叹着气向牛大婶说：
“唉！这可真是天外飞来的横祸！我怎求情，怎说好话，也没保住冬生兄弟的命。你只好认命吧！”说完就走了。
牛大婶在马丽英搀扶下，慌慌急急转到了大殿背后。只见乱草丛里趴着个人，两手倒绑在背后，后脑上、背上满是鲜血，把半个布衫都染红了。牛大婶不看面孔已经认出是自己的儿子，她像疯了一样，甩开马丽英，一下子扑过去，抱着儿子的尸体嚎啕痛哭起来，从傍晚直哭到天黑。马丽英陪她哭了一大阵子，便劝她赶快回家去安排后事。牛大婶不理睬，披头散发，只是抱着儿子痛哭不止。马丽英没办法，只好留下她一个人，回村去帮忙张罗后事去了。
这里，牛大婶哭着，哭着，忽然觉得儿子在喘气，而且愈来愈响。起初吓了一跳，简直把她吓傻了，后来她确信儿子是活过来时，不由得又惊又喜。她没敢声张。正愁没办法的时候，马丽英领着冯二海、高二锁、二海嫂等几个人，提着灯笼抬着门扇来了。牛大婶一看领来的那几个人都是可靠的老邻居，也放心了，忙把这件梦想不到的事告了大家。大家悄悄商议了一阵，连夜就把冬生抬到南山里藏起来，连夜在地里堆了个假坟墓以掩人耳目。暗民兵们又通过敌工站，连夜找来个外科大夫，把牛冬生脖子里那条长长的刀口，收拾包扎了一番。大家日夜轮流守护。白天，牛大婶就到假坟墓上烧纸，哭泣。夜晚，有时是和马丽英，有时是和二海嫂，偷偷溜到南山里去送水送饭。冬生伤势很重，全身发高烧，整天昏昏迷迷不省人事。大家觉得就在山洞里这样待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后来还是通过县游击队的介绍，这才偷偷抬送到东山里八路军野战医院。直到日本投降后牛冬生才回到村里来。
驮着邵大夫的毛驴跑到河边，自动站住了。牛冬生赶到河边，忙穿起驴皮套裤，还像接邵大夫来时一样，身子紧贴着驴头，紧握着缰绳，小心翼翼地把邵大夫驮过河。一上岸，邵大夫接着刚才的话又问道：
“你负伤以后，是不是藏在南山里一个土洞里？”
“我当时昏迷不醒。后来听我妈说在那儿躲过几天。”
“你这手术是我做的，没做好。”邵大夫不无遗憾地说，“线不够了，少缝了几针。结果留下这么长的伤疤！”
“邵大夫，你原来在八路军野战医院？怪我没认出来！”
“不。我没有参加过抗日，一直是在广济诊疗所。”接着他就谈起了那次做手术的经过。他说那天夜里，有两个带手枪的游击队员摸进他家，说是有人受了重伤，要他立刻出诊。他当时又担心，又害怕，又不敢拒绝。只好带了点简单的医疗器械，跟着他们溜出田平镇。他们把他背过滹沱河，引到南山一个山洞里，黑天半夜，又没有任何医疗设备，他只好在手电照射下，把脖子那条又长又深的伤口消了毒，缝合在一起。天明以前，游击队又匆匆把他送过河。他这才偷偷溜回田平镇。这事他没和任何人说过。敌人也就没有发现找他的麻烦。
牛冬生一听说邵大夫是他的救命恩人。心情无比激动。忙说：
“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不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不知道该怎报答你才好！”
“报答？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好的报答！”邵大夫接着告他说，日本投降以后，田平镇和别的敌占区一样，也开展过反奸反霸斗争，有人揭发他曾抢救过被抗日游击队击成重伤的伪军中队长，还救护过被地雷炸坏的大汉奸谍报组长。他承认这都是事实，他说他是大夫，不管什么人找他看病都得看。当时就是抗日游击队找他看，他也一样认真治疗。他举了那次去南山做手术为例。人们问他伤员是什么人？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也不知道；连找他的两个游击队员是那一部分的？他也说不清。人们都怀疑他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编的瞎话。幸好上边派来的工作队中，有个同志证明这确是事实。因为他当时在敌工站工作，接受了上级的任务，摸进据点请大夫，他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连他也闹不清伤员姓甚名谁，但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有力的证明，邵大夫也就没有挨整。最后邵大夫说：“你看看，这不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吗？”
牛冬生听邵大夫说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深深感到他的这条命是靠了亲朋、战友以及一些根本不认识的人帮助捡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