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学与生命感

——《我们》杂志对话陆晓娅

《我们》:很多的资料都显示,陆老师您是研究生死学的学者?

陆晓娅:谈不上研究,我只是为大学生开了一门课。我觉得那跟搞学术研究是不一样的。

《我们》:您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讲“影像中的生死学”这一门课的呢?

陆晓娅:前几年北京师范大学要开通识教育课,他们曾经邀请过我,但我退休后忙于创办公益机构歌路营,只能推辞。到了2012年,快60岁的时候,我开始考虑第二次退休,因为要照顾患有老年失智症的妈妈,自己也觉得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能把宝贵的生命再浪费在通勤上了。可我觉得自己还有余力做事,比如在大学开门课。

但开什么课呢?这些年我仍在不断地读书,有一些人的书对我有挺大的影响,如美国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欧文·亚隆。他写过很多心理小说,包括《爱情刽子手》《当尼采哭泣》《叔本华的治疗》等。前几年他出了一本新书,叫作《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从亚隆的书中我看到,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仍然是可以有机会去成长的,或者说,死亡会逼着他重新去审视自己的人生,然后会有一些改变。

另外一个因素是,2003年SARS以后,我曾和“青春热线”的志愿者团队一起,在高校、中学和一些机构做危机干预、哀伤辅导的工作。加上我对大学生这个群体蛮熟悉的,多年的“青春热线”服务,使我知道他们可能有哪些沟沟坎坎以及他们对学习的渴望。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课,不一定完全跟心理学相关,它能够与大学生的生命成长相关,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拓宽知识面、拓宽视野。

我觉得生死学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兼顾两者的课程,它涉及生物学、医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法学、美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非常广阔,同时又可以涉及生命成长的一些课题,比如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与危机。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在生死学的框架下做些教育的尝试。

我很希望在经历过多年的应试教育之后,能通过这样一门课程去挑逗起学生的求知欲望。是的,我用了“挑逗”这个词,因为很少有自主性学习体验的人,要开始真正的求索、思考,是很难的。生死学没有标准答案,这会逼着学生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来思考,我想这个过程也许对学生的成长来说,比学习知识还重要。

《我们》:为什么您会觉得“生死”这个切入点特别具有挑逗性,特别能够激发年轻人呢?

陆晓娅:人在二十啷当岁的时候,面对自我和社会,就会有很多思考、很多纠结,会想“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甚至“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觉得这个阶段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他们活出自己的开始。

当然现代社会**多,加上家庭与学校对学生的控制多,因此现在的年轻人要进行这样的思考会比较难,即使有一些思考,也很少有机会去讨论和交流,甚至被认为是怪异。这种心灵上的隔绝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我就希望创造一个机会,让学生可以谈论这些东西。从心理发展上来说,青年这个阶段往往是对死亡有好奇的,觉得它恐怖又神秘,你看他们会穿骷髅头的T恤,仿佛很酷。当然,我并不希望把谈论死亡变成一件很酷的事情,而是希望找到一个切入点,一个对学生来说神秘的切入点,然后去探索从个体到人类所面对的挑战。例如,作为个体的我,怎样去寻求到自己的生命意义。再比如,从社会的层面、文化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生与死又出现了哪些新的课题。

我的学生说,没有一个课的老师会让他们去想这么多问题,在生死学课上,一堂课想的问题比一个星期还多。我觉得这就对了!我对他们说,我是一个播种困惑的老师,我不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者,因为我觉得在生死学这样一个领域,谁敢说自己拥有真理?谁敢说自己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而生?又怎样去死?重要的是,我可以跟学生们一块来探索。怎么探索?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电影来搭平台。

电影是非常有趣的载体,它不是系统化的理论,而是生活的故事、生命的故事,多义性、模糊性全在里头。电影不提供标准答案,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从中感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也正因此,讨论的空间就出来了,思考的空间出来了。有些老师搞生命教育,会对学生说“生命很宝贵,你要珍惜”之类的话,我觉得很空。我们是通过电影看一个个故事,然后去问一个个问题。例如,在《死亡诗社》里,尼尔自杀了,那么,他有没有权利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自由,毋宁死,还是不自由,仍可活?除了自杀,尼尔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活下去?学生就会很细腻地来讨论这些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进行了多重对话。首先是和电影文本对话,一边看电影,他心里一边在发生对话;然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再来对话。每次我还会准备阅读资料,班上还有漂流书,他们还会和这些文本对话。

伽达默尔说,通过与他者的对话,可以超越自身的狭隘。有时,这样的讨论和对话也让学生产生困惑。但困惑不正说明学生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了么?这样的困惑也许比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答案要好得多。

《我们》:嗯,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

陆晓娅:对!其实,我在这个课上是唤起了一些死亡焦虑的。适度的焦虑从心理学上来讲,是有意义的。学生很年轻,常常会觉得死亡跟我没有关系,但其实死亡跟他是有关系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生了,何况生命一天天地流逝,你每天都在死亡。所以,当学生意识到我虽然年轻,但我是必死无疑,而且我还不知道我哪天死,就会反过来开始考虑自己的生。

《我们》:你觉得中国的大学生是否已经具有一定死亡意识?需不需要普及死亡教育?

陆晓娅:我觉得是需要的。“死亡学”的概念是诺贝尔生物学奖的得主梅契尼科夫在1908年提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等国家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死亡教育的课程,包括大学,也包括中、小学。

我看到过一个台湾学者的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对死亡的恐惧比美国学生强,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有死亡教育。当然,文化也不一样。例如,电视剧《纸牌屋》里有一幕,女主角跑步,跑着跑着就跑到墓地里去了。欧洲甚至有墓地公园,里面有咖啡馆,人们就坐在墓园里喝咖啡。

过去,死亡就发生在身边,比如在乡村中,人死了还要在家里停几天灵。但是现在死亡都医学化了,人都死到医院里去了。离死亡越远,死亡就变得越神秘和越让人感到恐惧。我每期开课的第一个作业就是让学生去写《死亡离我有多远》。非常有意思的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会写得很生动,写得有人情味;大城市里长大的学生就写得很抽象,很空洞。

《我们》:那您觉得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一个避讳谈论死亡的社会和一个愿意谈论死亡的社会,它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一直避讳谈论死亡,它的弊病在哪里?

陆晓娅:我觉得死亡它毕竟会带来一定冲击。不管是社会因素造成的死亡,还是个体因疾病、意外等造成的死亡,死亡总是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死亡是一种无法弥补的丧失。人死了不会再活过来,很多事情就改变了。面对这样的冲击,需要通过一些仪式、一些过程来接受、调整、适应,重新开始生活。如果没有机会或没有办法去面对和处理死亡带来的冲击与改变,它就会成为“未完成之事”,影响人们今后的生活、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

有部法国电影叫《莎拉的钥匙》,犹太女孩莎拉和家人面临被纳粹抓走的危险,为了保护弟弟,莎拉把弟弟锁在了衣柜里,拿走了钥匙。莎拉被带到集中营后,千方百计逃出来去救弟弟,但是回到家中打开柜门时,弟弟已经死了。虽然莎拉后来得救了,移民到美国,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最后还是非常抑郁地自杀了——对于莎拉来说,她的悲伤、她的内疚、她的恐惧,都还在那里。我自己也在心理咨询中发现,没有机会去言说、表达、处理“丧失”这件事时,甚至会对几代人造成影响。

《我们》:目前看来,同学们在参加了生死学这门课程之后有什么变化吗?

陆晓娅:我不敢说有多大的变化或者多么深刻的影响,不过有学生告诉我,上完这个课他重新拿起了放下已久的画笔。看上去,这好像也不是直接跟生死有关的事情,但我非常高兴,因为他开始要重新找回他自己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是什么时候丢了画笔的呢?在什么情况下丢的?那个画笔对他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一个学生马上去学架子鼓了,我觉得她发现了生命中有一个东西可以释放她的**。还有个学生说,上这个课好像找回了一块一块的自己,把生命重新拼接起来了。

这些变化说明学生们的生命感出来了,而不再是满足于“活着”。很多人活着,但他的生命缺乏生机,缺乏“有机感”,自己和自己失联了。中国的学生被应试教育和社会文化中的压力搞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但是上这个课可能会让他思考“我怎么活出我自己”,“怎么样让我自己的生命是活泼的”。

《我们》:嗯,虽然现在是娱乐时代,却大多数人又都觉得活得无趣。

陆晓娅:对!不好玩,活得不好玩。因为跟那个本真的我是完全没有连接的,他是在为别人活着的,他已经好长时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记得我第一堂课让学生写“死亡离我有多远”,有个学生就写了一句话:“我已经死了,我被中国的教育杀死了。”我还和学生做一个叫作“谁和我一样”的游戏,有个学生站起来说:“我想知道谁和我一样,非常不喜欢现在的自己。”他说,他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现在这个人没了!还有的同学说,非常希望通过这个课重新去燃起对生命的热情,觉得自己现在变得很冷漠。

《我们》:那最起码这些同学们有一个意识,觉察到自己“死了”,觉察到自己很冷漠,成人世界里的人们可能连这个都没意识到。

陆晓娅:我上这个课,就是希望学生变得跟自己的生命贴近一点,让自己能拥有更加丰富的生命体会,恢复到一种活生生的有机状态。比如说,看电影可以掉眼泪,看见春天的花朵会觉得很欣喜,看到天上鸟儿飞过就对自由充满向往,这都是活泼泼的生命的感觉。可以痛,可以大笑,可以默默地流泪。我觉得这些都是生命感的东西。

《我们》:说到电影,可否请您为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个帮助我们思考死亡的电影清单和书单?

陆晓娅:试试看吧。

死亡十书

《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欧文·亚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让你欲罢不能,让你泪流满面,让你豁然开朗,让你会心大笑——心理治疗家亚隆就有这样的本事,带着温暖和智慧,让你和他共同直面死亡。勇敢打开《直视骄阳》,走上对死亡的探索之旅,你得到的是启迪,是陪伴,也是疗愈。

《生死学十四讲》 余德慧 中国长安出版社

余先生是有哲学深度的学者,也是有情感力量的服务者。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在台湾花莲的慈济大学重开生死学课程,并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心莲病房为生命末期患者服务,也在那里送走了自己。他的书因此拥有哲学的深邃和对生命的真实关切,像暗夜中的篝火,让人在温暖中望向浩渺的星空。

《最后一堂生死课》 辜琮瑜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生死学”不是学问,而是生命的态度与终极关怀的探索——此话深得我心。作者是台湾的佛学讲师,带着从容不迫、开阖有度的气息,探讨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生死之间应做何事。他在“生死学”的框架下,阐述中西哲学和不同宗教的生死观,也涉及生死学许多实务的层面,是很好的生死学入门之书。

《死亡如此多情》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编 中信出版社

死亡总是引起最强烈最复杂的情绪,纠结、无助、失落、哀伤、愧疚、怨恨和愤怒;死亡也是一个机会,让人可以把最温柔、最深沉的情感释放出来。因此,死亡“多情”。百余位医护人员的口述实录,让这多情的死亡呈现出真实的面目。

《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 肯·威尔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肯·威尔伯的述说与阐释和崔雅的病中日记彼此交织,如同深夜里的一曲弦乐二重奏,开始时它只是在我的耳边若有若无地回响,渐渐地它渗入到我的灵魂深处。因为,它不仅仅是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癌症患者的心路历程,更充满着对心灵的拷问和对生命的思考。

《时光队伍》 苏伟贞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我愿《时光队伍》永远不拥有太多的读者,我宁愿自私地把它据为己有,虽然这不可能——这种能被视为灵魂伴侣的书,应该深藏,不应暴露。作者把悲壮的家国故事和悲伤的死生别离,编织得如此浓稠细密,字里行间既殷殷泣血,又朗朗有声。“死之将至,所余唯风格而已”,酷!

《让“死”活下去》 陈希米 湖南文艺出版社

自以为见过许多死亡,陪伴过许多悲伤,遇到这本书,才知道自己远远不懂悲伤需要多少的尊重!史铁生说,“我要一直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铁生坦然赴死,希米却要在孤独中用漫长的时日,去让“想念落实了想念,悲伤驱走了悲伤”,然后带着“死”活下去。

《生命的余味》 鲁培希特·施密特、朵特·席珀 吉林文史出版社

德国一个五星级餐厅的主厨,在事业的巅峰期去了一家安宁病所,给临终者做饭。第一天,面对那些活不了几星期的人,他不知道自己该严肃点还是轻松点,不知道做的美食病人是否喜欢。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让他感到自己中了人生的大奖……

《汉娜的礼物:来自一个美丽生命的启示》 玛丽亚·豪斯顿 中信出版社

读汉娜会想到周国平的妞妞,两个被癌症夺去生命的小姑娘,都让人泪如雨下,心痛如绞。不同的是,我不忍再读《妞妞》,却愿意重读《汉娜的礼物》,并把它推荐给更多的人。因为它告诉我的是,当死亡不可避免时,可以怎样美好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杀戮的艰难》 张娟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多数中国人从小就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理”,死刑仿佛总是代表着正义的审判。台湾张娟芬女士的这本书,却用一个个案例,把这条“天理”变为一个需要思考和讨论的对象。死刑存废,在当下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容回避,这就是此书需要去读的理由。

死亡十影

《姐姐的守护者》 导演:尼克·卡索维茨

为了挽救一个生命,是否可以“制造”另一个生命?当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深地介入生命过程的时候,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谁有权力对他人的生命做出决定?这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这个故事,是展现,是探索,也是警示。

《心灵病房》 导演:迈克·尼科尔斯

许多的俯拍镜头、许多的女主角的独白,给这部电影带来了一种冷静的疏离感。人到中年的女知识分子,因为罹患癌症,被卷入现代医学强大的、带有男性特质的技术气场,这似乎更加深了生命的脆弱与孤独。还好,两位女性陪伴者用温暖的人性,挽救了生命的尊严和安宁。

《雨中的请求》 导演:桑杰·里拉·布汗萨里

人到底有没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没有品质的人生是否可以放弃?这部热闹的、带给人视觉享受的宝莱坞电影,最终要表现的却是如此冷峻的一个主题。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安乐死这个残酷的话题将会越来越多地被提起。

《呼喊与细语》 导演:英格玛·伯格曼

死亡是一种边缘处境,没有人可以逃避它。这种处境的一个作用,或许就是暴露灵魂、检验人性吧。伯格曼用一间红屋、四个白衣女人、一场死亡,不动声色地展现着人类的痛苦与孤独,绝望与渴望。伯格曼细腻的风格化的表达,战胜了故事的沉闷与压抑。

《生之欲》 导演:黑泽明

黑泽明的这部黑白老片,印证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家亚隆的观点: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与人生虚度的感觉紧密相关。你越不曾真正活过,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强烈。和半个世纪后的美国电影《遗愿清单》不同,它所表现的对死亡恐惧的超越更具有社会性。

《活着》 导演:张艺谋

在这部名为“活着”的电影中,有许多的死亡,它们不是自然死亡,也不是天灾或疫病导致的死亡,它们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作“社会性死亡”。有些时候,社会性死亡会有一个“意外死亡”的外表,但“意外”掩盖不了这些死亡的荒诞与残酷。

《永生之法》 导演:古斯塔沃·罗恩

在死亡的灰暗背景上,两个白血病男孩演出了他们多彩的生命故事。有些时候,孩子就是上帝派来的信使吧,通过他们透亮的眼和单纯的心,人们得以重新理解生命,包括它的艰难和沉重,也包括它的甜美和丰盛。

《特别响,非常近》 导演:史蒂芬·戴德利

9·11,九岁男孩奥斯卡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一把藏在花瓶中的钥匙,让他带着幻想开始了不可思议的寻找。或许,每个人在经历了巨大的丧失之后,都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展开一次寻找。然后,重新发现生活,让心有一个着落。

《入殓师》 导演:泷田洋二郎

入殓,是一种行为,一个过程,是丧葬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这部电影中,它成了行为艺术。入殓,为什么可以如此精致,如此细腻,如此庄重,如此美丽?因为入殓师视其为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非生命的过程,它无声无息地化解着死亡的恐惧和别离的哀伤。

《遗体:面向明天的十天》 导演:君塚良一

看这部电影需要一点儿勇气:大海啸过后,一具具遗体被运到体育馆,其状恐怖而惨烈。一个即将退休的老人请求加入志愿者行列,帮忙安放遗体和协助家人认领。在混乱与悲恸中,宁静和庄严慢慢升起,逝者由此获得尊严,生者因之得到抱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