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登·康斯托克”是个非常烂的名字，但话说回来，高登出生于一个非常烂的家庭。当然，名字里的“高登”是苏格兰风格。如今这种名字大行其道，不过是近五十年来英国苏格兰化的一部分。“高登”“科林”“马尔科”“唐纳德”——这些都是苏格兰献给世界的礼物，除此之外，还有狼、威士忌、燕麦粥，以及巴里1 和史蒂文森2 的作品。
1 巴里：指《彼得潘》的作者詹姆斯·马修·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
2 史蒂文森：指《金银岛》的作者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康斯托克家族属于所有阶层中最悲惨的一个，中层中产阶级，是没有土地的上流人士。在凄惨的贫困之中，他们甚至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用自诩家道中落的“古老”家族来聊以**，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古老”家族，他们不过是乘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风潮而兴起，又比这阵风潮更快地衰落的众多家族之一。他们相对富裕的时间至多不过五十年，正对应高登祖父的有生之年——他们叫高登称他康斯托克爷爷，尽管这位老人在他出生四年前就去世了。
康斯托克爷爷是那种即使在坟墓里也发挥着重大影响力的人。生前他是个强硬的老混蛋。他从无产阶级和外国人身上剥削了五万英镑，给自己建了一座跟金字塔一样经久耐用的红砖宅邸。他生了十二个孩子，活下来十一个。最终他因脑溢血而骤然逝世。在肯萨尔绿野公墓里，他的子女为他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如下碑文：
永远怀念
塞缪尔·以西结·康斯托克
一位忠诚的丈夫，一位慈爱的父亲，一位正直虔诚的人。
生于1828年7月9日，
卒于1901年9月5日，
子女致哀，特立此碑。
愿他在耶稣怀中长眠。
对这最后一句话，所有认识康斯托克爷爷的人做了些不敬的评论，这里就不必复述了。但值得指出的是，刻着这些话的那块花岗岩有近五吨重，放在这里绝对有确保康斯托克爷爷不会从石头下面爬起来的意思，尽管是无意间流露的意思。如果你想知道死者的亲人们对他的真实看法，看看墓碑的重量就能了解个大概。
就高登所知，康斯托克一家人都格外的愚钝、寒酸，要死不活、有气无力。他们的缺乏活力已经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程度。这当然都是康斯托克爷爷干的好事。到他死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有些已经人到中年，他早已成功榨干了他们可能有过的任何精气神。他像园圃压土机碾压雏菊一般压着他们，他们已经被压平了的个性再也不可能有任何发展了。他们一个个全长成了那种颓唐、懦弱、一事无成的人。
没有一个男孩子有个正当的职业，因为康斯托克爷爷曾殚精竭虑地逼他们从事完全不适合他们的职业。他们中只有一个——高登的父亲约翰——违逆过康斯托克爷爷，胆敢在康斯托克爷爷的有生之年结婚。你根本无法想象他们中会有任何人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印记，或者创造什么东西，又或者毁灭什么东西。他们既不会高兴，也不会明显地不高兴，永远都要死不活，就连一份体面的收入也挣不到。他们只是在一种貌似有教养的失败氛围中随波逐流。他们的家庭就是那众多压抑的家庭之一，这在中层中产阶级中十分普遍，在这样的家庭里什么也不会发生。
从他幼年时期，高登的亲人们就让他感到可怕的压抑。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好些叔伯姑姑还活着。他们样子都差不多——灰暗、寒酸、不快乐，全都疾病缠身，全都无时无刻不在为金钱发愁，但又一直挺着，总也没到破产那般天崩地裂的时候。即使在当时，就能注意到他们已经失去了繁衍的**。真正有活力的人，不管有钱还是没钱，都会像动物一样自动地繁育后代。例如康斯托克爷爷吧，他自己就是十二个兄弟姐妹中的一个，而后又生养了十一个子女。然而这十一个孩子一共只生育了两个后代，而这两个——高登和他的姐姐茱莉娅——到1934年，还一个孩子也没生。高登，康斯托克家的最后一名成员，生于1905年，是意外怀孕生下的。而自那以后，这么多年来家族里没有过一个新生儿，只有离世者。而且不仅是结婚和生育的问题，在方方面面康斯托克家族都什么也没发生。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受了诅咒，似乎注定要过着绝望、寒酸、低三下四的生活。他们就没一个人真的干过什么事。他们是那种在任何可以想到的活动中，即使只是挤公交这种事，都会自动被挤到边缘去的人。当然，他们全都是在金钱上毫无希望的笨蛋。康斯托克爷爷最终把他的财产差不多平均分给了他们，这样一来，在卖掉那栋红砖宅邸后，每个人都拿到了大约五千英镑。而康斯托克爷爷刚一入土，他们就已经开始挥霍那些钱了。他们没一个有胆子把那钱花在刺激的事情上，比如浪费在女人或者赛马上。他们只是让它一点点地流走了，女人花在愚蠢的投资上，男人则花在有去无回的小生意上，一两年后就消耗殆尽，只落得一个净亏损。他们中一半以上直到入土也没结婚。有些女人倒是在父亲死后，中年晚婚，过得也不如意；但是男人们由于没有本事干一份体面的营生，成了“结不起婚”的人。除了高登的姑姑安吉拉外，他们全都连一个自己的家也没有过，就住在该死的“房间”里、坟墓般的旅馆里。年复一年，他们一个个死去，死于麻烦但又昂贵的小病，将他们的最后一分资产也吞噬尽了。有一个女人，高登的姑姑夏洛特，在1916年进了克拉珀姆1 （Clapham）的精神病院。英国的精神病院可真是挤得满满当当啊！最多的正是中产阶级那些没人要的老处女，她们在维持着它们的运转。
到1934年，这代人里只有三个人还活着。已经提到过的夏洛特姑姑和安吉拉姑姑——她运气好，1912年被人哄着买了一栋房子和一份小额养老保险；还有就是沃尔特叔叔，他靠着自己那五千英镑里剩下的几百英镑，经营着这样那样各种短命的“机构”来苟延残喘。
1 克拉珀姆：英格兰伦敦南部兰贝斯区的一个地名。
高登是在改小的旧衣服和炖烂的羊颈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父亲和其他的康斯托克家族成员一样，是个自己丧气也因此让别人丧气的人，但他还有点脑子，也稍稍有些文学上的造诣。眼看他的头脑是文艺类型的，而且他对任何有关数字的事物都有一种畏缩的恐惧，似乎只有康斯托克爷爷才会觉得应该让他做个认证会计。于是他就干起了认证会计的工作，但是成绩惨淡。他还总是出钱做些撑不过一两年的合伙生意，而他的收入也起起伏伏，有时能涨到一年五百英镑，有时又减到一年两百，但总是趋向于减少。他在1922年去世，年仅56岁，但已经饱经沧桑——他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忍受着肾病的折磨。
由于康斯托克一家虽然穷，却讲究教养，所以认为需要浪费大笔开销在高登的“教育”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这份“教育”是个沉重的负担！这意味着，为了把儿子送进合适的学校（也就是一所公学或者类似的学校），一个中产阶级要接连好几年过着连打零工的水管工也瞧不上的日子。高登被送到了假模假式的破学校里，一年的学费在120英镑左右。当然，就算这点费用也意味着家里要做出可怕的牺牲。同时，比他大五岁的茱莉娅几乎根本没有接受什么教育。实际上，她被送进过一两所贫困肮脏的小型寄宿学校，但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她就被永远地“带走了”。高登是“男孩”而茱莉娅是“女孩”，似乎在所有人看来，“女孩”自然就该为“男孩”做出牺牲。
更何况，家里早就认定高登“聪明”。高登既然有这份极好的“聪明”，定会拿到奖学金，在人生路上大获成功，重振家声——理论就是这样，而且没有人比茱莉娅更加坚定地相信这一点。茱莉娅是个笨拙的高个子姑娘，她比高登高得多，长着一张瘦脸，脖子有点儿太长了——是那种即使在风华正茂的时候，也叫人忍不住联想到一只鹅的姑娘。但她天性单纯热忱。
她是个自甘无闻的姑娘，忙着打理家务、熨烫衣衫、缝缝补补，是天生要当老处女的人。即使才十六岁的时候，她就已经浑身散发着“老姑娘”的气息了。她把高登当成偶像。他的整个童年她都在看护他，照顾他。就为了让他能穿着合适的衣服去上学，自己穿得衣衫褴褛；把自己可怜的零花钱存起来，给他买圣诞礼物和生日礼物。当然，一等他年纪够大了以后，他就用鄙夷来回报她，因为她不漂亮，也不“聪明”。
就算在高登上的那些三流学校里，也几乎所有的男生都比他要阔绰些。他们当然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贫穷，并让他为此吃尽了苦头。大概一个人能在孩子身上施加的最大的残忍，就是把他送到一个别的孩子都比他富有的学校里去。一个意识到贫穷的孩子将承受的势利之苦，是一个成年人几乎无法想象的。
在那些日子里，尤其在预科学校时，高登的生活就是一场长期的阴谋，一面要避免自己入不敷出，一面要假装他的父母要比实际上阔绰。啊，那些日子的屈辱啊！比如说，每学期开始时那桩可怕的任务——向校长公开“上交”身上带回来的钱。要是你“上交”的没有十先令以上，其他男生就会发出那鄙夷、残忍的窃笑。还有当其他人发现高登穿着一件花了35先令买来的非定制套装时的情景！在所有的事情中，高登最难受的时候要数他父母来看他的时候。高登那时候仍然是个信徒，以前真的会祈祷他的父母不要来学校。尤其是他的父亲，是那种你情不自禁就会为他害臊的父亲，一个行尸走肉般没有生气的男人，低低地弯着腰，衣服寒酸得不行，且过时得没救了。他浑身散发着一种失败、忧虑、厌倦的气息。而且他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习惯，当他道别的时候，会当着其他男生的面赏给高登半克朗，于是所有人都能看到，只有半克朗，而不是应有的十先令！即使是二十年后，这段学校里的记忆也仍然叫高登颤抖。
这一切的首要效果就是让他对金钱产生了顶礼膜拜的敬意。在那些日子里，他是真的讨厌他那些贫穷缠身的亲人——他的父母、茱莉娅，所有人。他讨厌他们那肮脏的房子，他们的邋遢，他们那了无欢乐的人生态度，他们为了三便士、六便士而生的无穷无尽的忧虑和抱怨。到现在为止康斯托克家中最常说的口头禅就是“那个我们买不起”。在那些日子里，他对金钱万分渴望，只有孩子才会有那样的渴望。一个人怎么就不该穿体面的衣服，有很多的糖果，能够随心所欲地常常去看电影呢？他为父母的贫穷而责怪他们，好像是他们故意要这么穷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男生的父母那样呢？在他看来，他们是喜欢贫穷。这就是孩子的思维方式。
但随着他渐渐长大，他也渐渐变了——不是没那么不讲道理了，确切地说，是以另一种方式不讲道理了。到这时他已经在学校里站稳了脚跟，所受的压迫没那么强烈了。他的成绩从来都不是非常好，他不努力，也没拿到奖学金。但他成功地在符合自己胃口的文字里发展自己的头脑。他饱读校长禁止学生们读的书籍，对英国国教、爱国主义、老式男生领带都形成了不合正统的看法。他还开始写诗。一两年后，他甚至开始给《雅典娜神庙》《新时代》《西敏寺周刊》投稿诗歌了，不过它们都被无一例外地被退稿了。当然，他还结交了一些和他一样的男生。每一所公学里面都有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小圈子。而那时候，正是战后的那几年，英国充斥着革命观念，就连公学也受了感染。年轻人们，即使是那些年纪太小无法战斗的年轻人，也都在尽其所能地和长辈们闹脾气。简直可以说每一个稍有点脑子的人那时候都是革命者。同时，老年人——就说那些六十岁以上的吧——像母鸡一样团团转着尖声痛批这些“破坏思想”。高登和他的朋友们怀着他们的“破坏思想”过了一段相当刺激的时光。整整一年，他们都在运营一份草根月报，叫做《布尔什维克》，是用胶版印制的。它宣扬社会主义、自由恋爱1 ，倡导解体大英帝国，废除陆海军队，等等。
这非常有意思。每个聪明的16岁男生都是社会主义者。在那个年纪，就算是相当拙劣的诱饵也能让人看不到伸出的钩子。
以一种天真的孩子气的方式，他开始摸索出金钱的门道。
1 自由恋爱：指反对婚姻束缚，绝对自由的两性关系。
他在比大多数人更小年纪的时候就明白了，所有的现代商业都是欺骗。不过更奇怪的是，地铁站里的广告首先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像传记作家们说的那样，他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在一家广告公司里任职。但他意识到的还不仅仅是商业就是欺骗这一事实。他所意识到的，并随着时间流逝而越来越清楚的，是金钱崇拜已经上升为了一种宗教。或许这是我们仅存的唯一真实的宗教——唯一真正为人感知得到的宗教。金钱就是过去的上帝。善恶不再有意义，唯以成败论英雄。因此出现了“混得好”这个意义深刻的短语。摩西的十诫已经减为了两诫。一条是给雇主的——也就是上帝的选民，即金钱之道的教士——“汝当赚钱”；另一条是给雇员的——他们是奴隶和下等人——“汝不可丢掉工作”。大约就在这时候，他碰到《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读到食不果腹的木匠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典当了，却坚持保留他的叶兰。自那以后，叶兰对高登而言就成了一种象征。叶兰，英国之花！我们的徽章上应该是它而不是狮子和独角兽1 。只要窗户上还有叶兰，英国就不会出现革命。
1 指英国皇家徽章，也是国徽，上面有狮子（代表英格兰）和独角兽（代表苏格兰）。
他现在不讨厌也不鄙视他的亲人们了——至少没那么厉害了。他们仍然让他大感压抑——那些贫穷而衰老的叔伯姑姑们，其中两三个已经死了；还有他的父亲，饱经沧桑、毫无生气；他的母亲，委顿颓唐，惶惶不可终日，而且“娇弱”（她的肺很不好）；茱莉娅，才21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个本分顺从的苦工，每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儿，连一条像样的裙子都从没有过。但他现在明白了他们的问题究竟在哪里。这不仅仅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钱，精神却还仍然活在金钱的世界里——活在有钱是德无钱是罪的世界里。不是贫穷而是体面的贫穷拖垮了他们。他们已经接受了金钱法则，而在这套法则下他们就是败寇。他们从来没有豁出去的意识，从不会像下层贫民那样，不管有钱没钱，只管活下去。那些下层贫民是多么正确啊！让我们对全部家当只有四便士却还敢搞大老婆肚子的工厂伙计脱帽致敬！至少他的血管里流的是血而不是钱。
高登以一个男孩天真而自私的方式把这些全看透了。他认定，有两种生活方式。你可以富有，不然就可以主动地拒绝富有。你可以拥有金钱，不然就可以鄙视金钱。唯一致命的事情就是既崇拜金钱又没法获得它。他想当然地认为他自己永远也赚不到什么钱。他甚至几乎没想过他或许拥有某些天赋，能够转为财富。这就是他的老师们为他做的，他们灌输给他，他是个扰乱治安的小混蛋，不可能在人生中“成功”。他接受了这一点。那么，很好，那他就要拒绝这整个“成功”的勾当，他愿把不“成功”当成自己的特别目标。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在这一点上，是宁做鸡尾也不做凤尾。他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属于哪一边。他反对财神和他所有的卑鄙的教士。他对金钱宣战，但当然是秘密宣战。
他父亲是在他十七岁的时候死的，留下了大约两百英镑。
茱莉娅这时已经工作了好几年。1918到1919年间她在政府机关里上班，那之后她学了一套烹饪课程，然后在厄尔斯苑（Earls Court）地铁站附近一家恶心的女性化的小茶馆里找了份工作。她一周工作七十二小时，工资25先令，包午餐和茶水。她每周从这笔钱里拿出20先令贡献给家庭开支。很明显，既然康斯托克先生已经死了，最好的办法是让高登退学，给他找份工作，并让茱莉娅拿那两百英镑自己开一家茶馆。但康斯托克家对钱的习惯性愚昧阻碍了这件事。不管是茱莉娅还是她母亲都不肯让高登离开学校。带着中产阶级那种奇怪的理想化的势利思想，她们宁愿去济贫院也不肯让高登在法定的18岁之前离开学校。那两百英镑，或者其中的大半，必须用于完成高登的“教育”。高登任由她们这么做了。他对金钱宣战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可憎地自私自利。他当然害怕工作。哪个男孩不怕呢？在某个肮脏的办公室里摇笔杆子——上帝啊！
他的叔伯姑姑们已经在阴沉地谈论着“让高登安定下来”了。
他们看一切事情都是从“好”工作的角度出发的。小史密斯在银行找了个这样的“好”工作，小琼斯在保险公司找了一个那样的“好”工作。听见他们说话就让他恶心。他们似乎想让每一个英国年轻人都被钉进“好”工作的棺材里。
同时，钱也不能不挣。结婚前，高登的母亲是个音乐教师，甚至从那时起，当家里的经济状况比平时还差时，她就时不时地收些学生。现在她决定自己要再度开始教课了。在郊区招学生相当容易——他们住在阿克顿1 （Acton）——有了这笔教音乐的费用，加上茱莉娅的贴补，她们大概可以再“挺过”接下来这一两年。但康斯托克太太的肺现在不仅是“娇弱”了。在她丈夫去世前为他看病的那位医生把听诊器放到她胸口上，表情严肃。他告诉她要照顾好自己，注意保暖，吃些有营养的食物，而且，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劳碌。教钢琴课这样又烦又累的工作对她而言当然是最坏不过的事情。高登对此一无所知，但茱莉娅知道。这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秘密，她们小心翼翼地瞒着高登。
一年过去了，高登这一年过得相当悲惨，他寒酸的衣服和稀少的零花钱越来越让他难堪，也使得女孩子们成了他恐惧的对象。但是，《新时代》这一年接受了他的一首诗。同时，他母亲在四面透风的客厅里，坐在难受的钢琴凳上，以两先令一小时的价格教着课。然后高登离开了学校。爱管闲事的胖子沃尔特叔叔有一些生意上的熟人，他过来说，他一个朋友的朋友可以在一家红丹2 公司的会计部给高登找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这确实是个绝佳的工作——对年轻人来说是个绝好的开始。如果高登愿意老老实实去工作，那他到现在或许已经混出个人样了。高登的灵魂却闹起了别扭。他突然强硬起来，软弱的人就会这样，他甚至拒绝去试试这份工作，这吓坏了全家人。
1 阿克顿：英格兰伦敦城西的一个郊区，以前为村庄。
2 红丹：又名铅丹、铅红，即四氧化三铅，工业上常用作防锈颜料。
当然有过可怕的争吵。他们不能理解他。对他们来说，有机会获得这样一份“好”工作却拒绝了它，像是一种大不敬。
他不停地反复声明他不想要“那样的”工作。那他到底想要什么？他们都在质问。他想“写作”，他严肃地告诉他们。但他怎么可能靠“写作”为生呢？他们又问。而他当然无法回答。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自己可以靠写诗想办法活下去，但这实在太荒唐了，甚至提都不用提。但不管怎样，他不会去做生意，不会进入金钱的世界。他会找份工作，但不会是一份“好”工作。他们全都一点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母亲以泪洗面，就连茱莉娅也和他“翻脸”了，叔伯姑婶（他们还剩下六七个人）全围着他做着无力的抨击，发着没用的怒火。三天后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正在吃晚饭的时候，他母亲猛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她一手抚着胸口，向前一倒，嘴里喷出鲜血来。
高登吓坏了。尽管看起来很严重，但他母亲并没有死，不过当他们把她抬上楼去的时候她看起来命在旦夕。高登赶紧去请医生。一连几天他母亲都徘徊在鬼门关前，这都是四面透风的客厅和在日晒雨淋中长途跋涉惹的祸。高登在房子里无助地走来走去，愧疚和悲楚的感觉混杂在一起叫他难受。他虽不能确定，但隐约推知了他的母亲是为了给他交学费而摧毁了自己。于是他无法再和她作对了。他去找了沃尔特叔叔，告诉他他愿意做那份红丹公司的工作，如果他们给他做的话。于是沃尔特叔叔跟他的朋友说了，那位朋友又和他的朋友说了，高登就被叫去，一位戴着很不合嘴的假牙的老先生给他做了个面试，并最终给了他这份工作，有试用期。他的起始薪资是一周25先令。他在这家公司干了六年。
他们从阿克顿搬了出来，在帕丁顿区某处一个荒凉的红色公寓区里找了一间公寓。康斯托克太太把她的钢琴也带来了，当她精神恢复些的时候，就偶尔教教课。高登的工资渐渐涨了，他们三人多多少少“撑过来了”。主要是茱莉娅和康斯托克太太“撑”着的。高登在钱这上面仍然像个孩子那样自私。他工作上干得也不特别差，大家说他对得起这份工资，但不会是那种“混得好”的人。从某种角度说，他对工作的巨大鄙视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了。他可以忍受这种无意义的办公室生活，因为他从来、一秒也没有把这当作终身职业。某个时候，通过某个办法，天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办法，他会从中摆脱出来。毕竟，总还有他的“写作”。或许某一天，他可以通过“写作”来谋生。而如果你成了“作家”，你就会觉得自己摆脱铜臭味了，不是吗？他在自己周围见到的各色人等，尤其是那些年长些的男人，他们都叫他别扭。崇拜财神就意味着这样！要安定下来，要混得好，要为了一座别墅一株叶兰出卖自己的灵魂！要变成那种戴着圆顶礼帽的典型的猥琐小人——司楚卜（Strube）的“小男人”1 ——那种驯良的小老百姓，六点十五就回家，把马铃薯肉饼和炖梨罐头当晚饭，再听半小时BBC的交响音乐会，然后，如果老婆“感觉有那心情”的话，就来点正当守礼的**！这是什么样的命运呀！不，人不该这样生活。人应该摆脱这些，摆脱铜臭味。这是他在策划的某种阴谋，他像是铁了心要与钱为敌，但这仍然是个秘密。办公室里的人从来没怀疑过他有什么不合正统的思想。他们从没发现他在写诗——倒也不是说真有多少可发现的，因为他六年间在杂志上发表的诗还不足二十首。看外表，他和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小职员别无二致——只是拉着吊环挤在地铁车厢里，早上挥师东去，晚上收兵西回的大军中的一员而已。
他母亲死的时候他二十四岁，那时候这个家已经分崩离析了。康斯托克家的老一辈如今只剩下四个人了——安吉拉姑姑、夏洛特姑姑、沃尔特叔叔，还有一年后去世的另一个叔叔。高登和茱莉娅放弃了那间公寓。高登在道蒂街找了一间带家具的房间（他觉得住在布鲁姆斯伯里2 略带文艺气息），而茱莉娅搬到了厄尔斯苑，好离茶馆近点。茱莉娅这时快三十了，看起来还要老得多。虽然还够健康，但她从没瘦得这么厉害，而且还冒出了白发。她仍然一天工作十二小时，而六年来她一星期的工资才涨了十先令。经营茶馆的那位娴淑得可怕的淑女对她亦主亦友，所以就可以一面口口声声“亲爱的”“小亲亲”地叫着，一面盘剥欺负茱莉娅。母亲死后四个月，高登突然辞掉了工作。他没有跟公司说任何理由。他们以为他将要“另谋高就”了，于是给他做了非常好的评价，从这个结果看来，他挺幸运的。他甚至没想过再找一份工作。他想破釜沉舟。从现在起他要呼吸自由的空气，摆脱铜臭味。他并不是有意要等母亲死了才做这件事，不过，是他母亲的死促使他做了。
1 指西德尼·司楚卜（Sidney Strube）的漫画人物形象公民约翰，是个总是戴着圆顶礼帽的小个子。
2 布鲁姆斯伯里：伦敦著名文化圈，曾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知识分子聚居之处。上文中的道蒂街是距离布鲁姆斯伯里很近的一条街道。
当然，在家族剩下的人之间又引发了一场更加令人寒心的争吵。他们认为高登一定是疯了。一次又一次，他试图向他们解释他为什么不肯屈服于一份“好”工作的劳役，但全是徒劳。“但你要靠什么生活呢？你要靠什么生活？”就是他们所有人对他哀号的话。他拒绝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当然了，他仍然暗藏着靠“写作”谋生的念头。这时候他已经认识了《反基督教》的编辑拉弗斯通。拉弗斯通不仅刊登他的诗歌，还偶尔想办法弄些书评的活儿给他。他的文学前景不再像六年前那般黯淡了。但是，“写作”的欲望其实并不是他真正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