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金钱世界才是他想要的。他隐隐期待着某种贫寒的隐士生活。他有一种感觉，如果你真心鄙视金钱的话，就能有办法像天上的鸟儿一样过下去。他忘记了天上的鸟儿不用付房租。阁楼上忍饥挨饿的诗人就是他对自己的设想。但不知怎的，诗人这饿挨得并没什么不舒服。
接下来的七个月真是毁灭性的。他吓坏了，还差点精神崩溃。他知道了连续几个星期吃面包和人造黄油是什么感受，在饿得半死的时候试图“写作”是什么感受，典当衣物是什么感受，在欠了三个月的房租后，女房东谛听你的行踪，而你瑟瑟发抖地偷偷溜上楼梯，又是什么感受。更何况，那七个月他几乎是什么也没写。贫穷的首要效果就是残杀思想。他明白了，好像这是什么新奇的发现一样，人就是无可救药的金钱的奴隶，直到你有足够的钱可以生活下去——用丑恶的中产阶级的话说，就是“有能力”。最终，在一场粗俗的争吵之后，他搬出了他的房间，在大街上过了三天四夜，真是太惨了。他在大堤上遇见了另一个人，在那人的建议下，他在比林斯门海鲜市场（Billingsgate）里度过了三个早上，帮着把运鱼的推车沿着崎岖的小山从比林斯门一路推到东市场（Eastcheap）路上去。你的酬劳是“推一个两便士”，而这份工作会让你的大腿肌肉痛得要死。有一大群人都在干这份同样的工作，要等轮到你你才能上。如果从早上四点到九点你能挣到十八便士，就算是幸运的了。干了三天，高登就放弃了。这件事有什么作用？就是把他打败了。除了回家里去，借点钱，再找份工作以外，别无他法。
但是这时，当然找不到什么工作了。有好几个月，他都在家里吃白食。茱莉娅一直接济他，直到耗尽了她自己那点积蓄里的最后一分钱。这太可恶了。这就是他那清高劲儿造成的结果！他与抱负决裂，与金钱为敌，而这所有的一切不过导致他来吃姐姐的白食！而茱莉娅，他知道，痛心他的失败要远远超过心疼自己的积蓄。她对高登有过那么高的期望。在康斯托克家的所有人里，只有他一个人有本事“成功”。即使是现在，她也相信，某一天，他会有办法重振家声。他那么“聪明”——只要他努力他肯定能赚到钱！整整两个月，高登都和安吉拉姑姑一起，住在她海格特（Highgate）的小房子里。
贫穷的、萎顿的、木乃伊似的安吉拉姑姑，自己都食不果腹。
这段时间他都在疯狂地找工作。沃尔特叔叔帮不上他，他在商业界的影响力从来就不大，现在更是几乎为零了。然而，最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时来运转了。茱莉娅的老板的兄弟的朋友的朋友，给高登在新阿尔比恩宣传公司的会计部找了一份工作。
战后，宣传公司在伦敦遍地开花——或者不叫开花，可以说是从腐败的资本主义中萌生的点点菌斑——新阿尔比恩（The New Albion）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家处于上升期的小公司，凡是接得到的各类广告它都做。它为燕麦黑啤酒、自发面粉等设计过不少大幅海报，但它的主要阵线还是女帽及在女士画报上做漫画广告，还有两便士的周报上的小广告，比如“治疗女性失调的白玫瑰药片”“拉拉汤加教授的星座播报”“维纳斯的七个秘密”“破产者的新希望”“业余时间每周赚取五英镑”“赛普洛拉克丝洗发水，抚平所有不听话的翘发茬”。当然有不少商业画家受雇于他们。高登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露丝玛丽的，她在“工作室”里帮助设计时装图样。过了很长时间他才真正跟她说上话。一开始他只把她当成一个遥远的人物，小巧黝黑，动作敏捷，富有吸引力但很令人发怵。当两人在走廊上擦身而过时，她看他的眼神带着讽刺，好像她对他了如指掌，而且觉得他有些可笑，然而她看他的频率似乎有些不必要地高。他和她在业务上没有任何关系。他是会计部的，只是一个每周三英镑的小职员而已。
新阿尔比恩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它在精神上完完全全的现代化。公司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清清楚楚地明白，宣传、广告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制造的最肮脏的骗局。在红丹公司尚且残存了一定的商业道德和实用精神。但这样的东西在新阿尔比恩会遭到嘲笑。大多数雇员都是美国化的、没心没肺、野心勃勃的类型。对他们而言，这世界上除了钱没什么是神圣的。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犬儒观念：公众是猪，广告就是在泔水桶里的搅拌棍。但在这种犬儒主义下，又有着终极的天真，就是对财神的盲目崇拜。高登不着痕迹地研究着他们。像以前一样，他的工作干得过得去，他的同事们瞧不上他，他的内心世界毫无变化。他仍然鄙视并抗拒着金钱法则，迟早他要想办法逃脱它，即使是现在，在经历了第一次惨败之后，他仍然在谋划着逃脱。他身在金钱世界，但并不属于它。至于他周围的那几类人，那些从不转变的戴圆顶礼帽的小蛆虫也好，那些野心家也好，那些美国商学院的豪车公子1 也罢，他们简直都让他好笑。他喜欢研究他们那种奴性的“保住工作”的思维方式。
他是个藏身于他们之中做记录的异类。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个人碰巧在杂志上看到了高登的一首诗，然后宣扬说他们“有了个办公室诗人”。当然其他的职员都笑话高登，但没有恶意。从那天起，他们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吟游诗人”。但尽管觉得好玩，他们也微微有些鄙夷。这确证了他们对高登的看法，一个写诗的家伙可不大像能“混得好”的人啊。但这件事有了个意想不到的后续发展。当职员们差不多厌倦了开高登玩笑的时候，公司的常务董事厄斯金先生却叫他来，给他做了个面试，他此前一直极少注意高登的。
1 Gutter-crawler是指车技高超，喜欢沿着路开钓妹子的人。故译为豪车公子。
厄斯金先生是个体型硕大、行动迟缓的男人，长着一张健康而没表情的阔脸。从他的外表和他缓慢的语速，你可能会自信地猜想他在干农业或者养牛业。他的脑筋也和他的动作一样迟缓，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等别人都议论完了，他才刚听说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掌管一家广告公司的，只有资本主义的怪神仙们才知道。但他是个很叫人喜欢的人。他没有那种常常和赚钱的能力相伴而生的，惜字如金、趾高气扬的架子。而某种意义上，他的愚钝也帮了他的忙。由于对流俗的偏见不敏感，他得以基于别人的优点来评价他们，结果，他非常善于遴选人才。高登写诗的消息，不仅远没有吓到他，反倒有点儿打动了他。新阿尔比恩要的就是文学才俊。把高登叫来后，他以一种催眠似的、旁敲侧击的方式来考量高登，问了他几个没有定准的问题。他从来不听高登的回答，而是以“嗯，嗯，嗯”似的声音给自己的问题断句。“写过诗啊，他？哦，是吗？嗯。
而且在报纸上发表了？嗯，嗯。他们应该会为那种东西付你报酬吧？不多啊？不，应该不会吧。嗯，嗯。诗歌？嗯。有点儿难啊，那肯定的。要把每行都弄得一样长啊什么的。嗯，嗯。还写别的东西吗？故事之类的？嗯。哦，是吗？很有意思。嗯！”
然后，没有更进一步地提问，他就把高登晋升到一个特别的职位，做新阿尔比恩的首席文案，克鲁先生的秘书，但实际上是学徒。像所有其他的广告公司一样，新阿尔比恩也在不停地寻找具有一丝想象力的文案。这虽奇怪，但要找有能力的美工可比找能想出“QT好酱料，老公真需要”和“早餐脆麦片，孩子天天念”这种标语的人要容易。这时候高登的工资并没有涨，但公司对他另眼相看了。运气好的话，一年的时间他就可能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文案。这绝对是个能“混得好”的机会。
他和克鲁先生共事了六个月。克鲁先生是个大约四十岁的沧桑男人，长着坚硬的发丝，他常常把手指插到头发里去刮。
他在一间拥挤的小办公室里工作，墙上挂满了的海报，都是他过去的辉煌战绩。他友善地将高登收编麾下，给他演示其中门道，甚至愿意倾听他的意见。那段时间他们在做“四月雨露”
的一套系列杂志广告，这是示巴女王卫浴用品公司（就是弗莱克斯曼的公司，真是巧）正要打入市场的神奇新款除臭剂。高登怀着暗暗的憎恶开始了这份工作，但这时却有了一个相当出人意料的发展。那就是，几乎从一开始，高登就显示出了极高的文案天赋。他可以轻易地构思广告，似乎他天生就是做这个的。那令人印象深刻挥之不去的生动短语，那漂亮整洁的短小段落，把万千的谎言都糅入百来个单词之中——这对他而言几乎是信手拈来。他素来就有语言天赋，但这是他第一次成功地运用它。克鲁先生认为他大有前途。高登看到了自己的发展，首先感到惊讶，然后觉得搞笑，最后却生出一种恐惧。那么，这就是他的结果！编写谎言把傻子们的钱从他们的口袋里骗出来！他，一个想当“作家”的人，获得的唯一成功就是给除臭剂写广告，这真是可怕的讽刺。然而，这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奇怪。他们说，大多数文案，都是梦想成为小说家而不得的人；或者相反？
示巴女王对他们的广告非常满意，厄斯金先生也很满意，高登的薪水每星期涨了十先令。就在这时高登害怕了。他到底是被俘虏了。他在下滑，下滑，滑进金钱的猪圈。再滑一点他就会一辈子陷在里面。这些事情发生得真是奇怪。你对成功背过脸去，你发誓绝不“混得好”——即使你想“混得好”，你也诚心实意地相信自己做不到；然后发生了某个意外，某个纯粹的运气，你就发现自己几乎不由自主地“混得好”了。他明白了，如果此时不逃脱，就永远逃脱不了了。他必须要摆脱出来——摆脱金钱世界，要在自己陷得太深之前，彻底斩断退路。
但这次他不会再因为挨饿而屈服了。他去找拉弗斯通，请求他的帮助。他告诉他，他想要某种工作，不是一个“好”工作，而是一个既能维持他的身体，又不会完全收买他的灵魂的工作。拉弗斯通完全理解了。不用跟他解释工作和“好”工作的区别，他也没有向高登指出他干的这事儿有多荒唐。这就是拉弗斯通最好的一点，他总能明白别人的想法。毫无疑问，这是有钱的魔力，因为有钱人才能聪明得起。而且，因为他自己富有，他才能为别人找工作。仅仅过了两周，他就告诉高登可能有个事情适合他。有位麦基奇尼先生，偶尔会和拉弗斯通打交道。他是个相当潦倒的二手书商，正在寻找一位助手。他不想要一位熟练的助理，那要付全部工资；他想要个看起来绅士，还能谈论书籍的人——某个能打动有书卷气的顾客的人。
这简直就是“好”工作的反义词。时间长，工资可怜——两英镑一星期——而且没有晋升的机会。这工作是个死胡同。而当然了，死胡同似的工作正是高登所寻找的。他去见了麦基奇尼先生，一个昏昏欲睡的和蔼的苏格兰老头，长着一颗红鼻子和被鼻烟熏脏了的白胡子。他问也没问就雇用了高登。这时候，高登的诗集《鼠》也正要出版了。他把它寄给了七位出版商，第七位接受了它。高登不知道这是拉弗斯通干的。拉弗斯通和这位出版商有私交。他总是偷偷为不知名的诗人们安排这种事情。高登认为未来向他敞开了。他功成名就了——或者，照斯迈尔斯1 的、叶兰的标准来说，是“功不成名不就”了。
1 指塞缪尔·斯迈尔斯，19世纪苏格兰作家，代表作为《自助者天助》，倡导人应该通过自身努力，自我完善，取得成功。
他在办公室里提前一个月递了申请。这完全是一件痛苦的差事。当然，茱莉娅为他第二次放弃一份“好”工作而前所未有地沮丧。到这时候，高登已经认识了露丝玛丽。她并没有试图阻止他丢掉工作。横加干涉是违背她的准则的——“你得过你自己的生活”，就是她一贯的态度。但她丝毫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很奇怪，最让他伤心的一件事是和厄斯金先生的面谈。厄斯金先生是个真正的好人。他不想让高登离开公司，也坦白地这么说了。带着一点笨拙的礼貌，他克制着没骂高登是个少不更事的傻瓜。但是，他却问了他为什么离开。不知怎么的，高登没法让自己避而不答，也无法说明——唯一能让厄斯金先生理解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为了追求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他面带惭愧地冲口说道，他觉得做生意不适合他，而他想从事写作。厄斯金先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写作，呃？嗯。
这年头干那种事情更赚钱了吗？不多啊，呃？不，不会吧。
嗯。”高登觉得自己很荒唐，看起来也一样，他喃喃地说：“有一本书马上就要出了。”“一本诗集。”他补充道，好不容易才发出这个词。厄斯金先生偏头看着他，然后才说：“诗，呃？嗯。诗？靠这种事情谋生吗，你想？”
“呃——不算谋生吧，确切地说。但可以帮衬帮衬。”
“嗯——好吧！你自己最清楚，我估计。任何时候你若是想找个工作了，就回我们这里。我敢说我们可以给你腾个地方。我们这儿容得下你这样的人。可别忘了哟。”
高登离开的时候，有一种讨厌的感觉，他觉得自己表现得既不可理喻，又不知感恩。但他必须要这么做；他必须要摆脱金钱世界。这很奇怪。整个英国的年轻人都在为没有工作而心急如焚，而他高登呢，明明说到“工作”这个字眼就犯恶心，不想要的工作却硬塞到了他身上。而且，厄斯金先生的话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或许他说的是真心话。如果他真的选择回去的话，很可能真有一个工作在等着他。所以他这破釜沉舟还不彻底。新阿尔比恩在他身前身后都是一个恶咒。
但刚开始的时候，他在麦基奇尼先生的书店里是多么开心啊！有一会儿——非常短暂的一小会儿——他有一种真的脱离了金钱世界的幻觉。当然，跟所有其他的行业一样，图书行业也是欺骗，但这是一项多么不同的欺骗啊！这里没有喧攘，不用“混得好”，也没有豪车公子。图书行业凝滞的空气没有哪个野心家能忍受十分钟。至于工作，这非常简单。主要就是一天在店里待十个小时的问题。麦基奇尼先生不是一个老坏蛋。
当然，他是个苏格兰人，但办事儿没那么苏格兰。不管怎么说，他都不算贪婪，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似乎是懒。他滴酒不沾，属于某个基督教新教派，但这对高登没有影响。高登在店里干了约一个月的时候，《鼠》出版了。有不少于十三家报纸都评论了它！而且《泰晤士报》“文增”版块说它展现了“卓越的前景”。直到几个月之后，他才意识到《鼠》是个多么无可救药的失败。
而直到这时，当他已经落到一星期两英镑的地步，也几乎断绝了自己赚更多钱的希望时，他才终于明白了他在奋战的这场战斗的真正本质。它的坏处在于，放弃的光辉从不长久。一星期两英镑的生活不再是一个英勇的姿态，而成了一个肮脏的习惯。失败是和成功一样的巨大骗局。他扔掉了他的“好”工作，并永远放弃了“好”工作。好，这是必须的。他不想回头。但要假装因为他的贫穷是他主动加在自己身上的，所以他就逃脱了贫穷附带的种种弊病，这是没用的。这并不是艰苦的问题。一星期两英镑不会真的吃什么苦，而且就算真的吃苦，也没关系。关键是缺钱在心智和灵魂上毁了你。心理上的呆滞，精神上的低俗——当你的收入降到某个特定的水平以下后，它们就会不可避免地找到你身上。信念、希望、金钱——只有圣人才能在没有第三项的情况下拥有前两项。
他越来越成熟了。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到他这个年纪，未来就不再是玫瑰色的模糊憧憬，而变得实在而险恶了。
他尚在人世的亲人们的境况越来越让他沮丧。他越是长大，就越觉得自己和他们血脉相连。这就是他将要走上的道路。再过几年，他就会变成那样，就和那一模一样。他甚至对茱莉娅也有这样的感觉。他见她的次数要多于见他的叔伯姑姑。尽管他下了各种各样的决心，决不再这么做了，但他还是隔三差五地向茱莉娅借钱。茱莉娅的头发白得很快，两边瘦瘦的红脸颊上都刻上了一道深深的皱纹。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固化成了例行公事，而这并不叫她不快乐。她在店里要工作，晚上在厄尔斯苑的开间里（三楼里间，一周九先令，没有家具）要做“缝纫”，偶尔和同她自己一样寂寞的老处女朋友们聚会。这是典型的、身无分文的未婚女人会过的沉闷生活，她接受了它，根本没意识到她的命运可以有何不同。但对她来说，她为高登难过甚于为自己。家族日渐衰败，亲人接二连三逐个死去，什么也没留下，这在她心里是一种悲剧。钱啊钱！“好像我们谁都没赚得什么钱！”就是她挂在嘴边的哀叹。而在他们所有人中，高登是唯一一个有机会赚钱的，而高登选择不去赚。他毫不反抗地和其他人沉入了同样贫穷的深渊。第一次争吵结束后，她太讲究体面，不会再因他扔掉新阿尔比恩的工作而跟他“翻脸”了。但他的动机对她来说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以她无言的女性的方式，她明白对钱的犯罪就是罪大恶极。
至于安吉拉姑姑和沃尔特叔叔——噢天哪！这是怎样的一对啊！他每次看他们一眼就觉得老了十岁。
例如沃尔特叔叔。沃尔特叔叔非常让人沮丧。他67岁，靠着他的各类“机构”，守着他仅剩的一点遗产坐吃山空，他的收入可能每周接近三英镑。他在柯西特街边上有一个小小的房子当办公室，而他自己住在荷兰公园一家非常便宜的旅馆里。
这是大有先例的，所有康斯托克家的男人都自然而然地漂泊在旅馆里。当你看着可怜的老大叔，还有他那颤巍巍的大肚子，他那透着支气管炎的嗓音，他那宽大、苍白、胆怯却傲慢的脸庞，像极了萨金特1 作的亨利·詹姆斯的画像，那寸草不生的脑袋，那眼袋沉沉的双眼，那永远低垂的胡子——他尝试将它推成往上弯的样子，却徒劳无功。当你看着他的时候，你完全无法相信他什么时候年轻过。难道你能想象一个这样的家伙血管里曾有过生命的激**？他爬过树吗，从跳台上扎过猛子吗，坠入过爱河吗？他的脑筋有运转的时候吗？就算回到1890年代早期，算起来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可曾对生活发起过何种冲锋？或许有几次偷偷的心不在焉的寻欢作乐吧。在沉闷的酒吧里喝过几杯威士忌，去过一两回帝国大道1 ，在快旅玩过几个妓女，就是那种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博物馆关门后，埃及木乃伊之间发生的肮脏而无趣的**之夜。而那以后，就是在该死的寄宿公寓里度过漫漫的平静岁月，饱尝生意失败、寂寞和凝滞的滋味。
1 指美国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他是“当时的领军肖像画家”，曾为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作肖像。
然而人到老年的叔叔大概并非不快乐。他有一个爱好吸引着他永不衰退的热情，那就是他的病。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得过医学字典里所有的疾病，而且永远不知疲倦地谈论着它们。
实际上，在高登看来，似乎他叔叔所在的旅馆里——他偶尔去那里——每一个人除了他们的病以外什么也不谈。垂垂老矣、面无血色的人们遍布整个黑漆漆的客厅，两两坐在一起，讨论着病症。他们的谈话就像钟乳石和石笋间的滴滴答答。滴答，滴答。“你的腰痛怎么样啦？”钟乳石对石笋说。“我看我的克鲁申盐让我好点了。”石笋对钟乳石说。滴答，滴答，滴答。
还有安吉拉姑姑，六十九岁了。高登甚至常常不由自主地努力不让自己想起安吉拉姑姑。
1 帝国大道：伦敦的帝国剧院曾经的一大特色，妓女们会定期在一片露天区域游行，在1894年被取缔。
可怜、亲切、好心、善良又令人沮丧的安吉拉姑姑啊！
贫穷、委顿、面黄如纸、皮包骨头的安吉拉姑姑啊！在她那位于海格特的可怜的半独栋小房子里，房子的名字叫荆棘坡（Briarbrae）。在她那位于北方群山之间的宫殿里，住着她，这位安吉拉，永远的童贞女，既没有和男人同居过，也没有哪个活着的或入了土的男人能真正地说自己曾在阴影的掩护下为她的双唇印上过情人亲密的爱抚。她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边，一天到晚东转西转，手中拿着用倔强的火鸡的尾羽制成的鸡毛掸子，用这个擦拭叶片灰黑的叶兰，拂拭华丽的从来不用的英国皇冠德贝瓷茶具。她还时不时地啜饮两口黑色的红茶，以抚慰她那娇弱的心脏，既有“花橙”也有“白毫”，是科罗曼德1 那帮小胡子崽子跨越红酒般深黑的大海运来给她的。可怜、亲切、好心、善良，但总的来说并不可爱的安吉拉姑姑啊！她每年的养老金有98英镑（每周38先令，但她还保持着中产阶级的习惯，觉得自己的收入要按年而非每周多少来计算），而这里面，每周有十二先令六便士花在了房费上。如果不是茱莉娅把自己的蛋糕、面包、黄油从店里偷运出来，她很有可能会时不时挨饿。当然，茱莉娅总是以“只是一点小东西，扔了可惜”的理由把它们拿出来，并庄重地假装安吉拉姑姑其实并不需要它们。
1 科罗曼德：新西兰的一个地区，曾以淘金和伐木业吸引了大量英国殖民者。
但可怜的老姑姑，她也有自己的乐趣。公共图书馆距离荆棘坡只有十分钟的步程，因而她晚年成了一名小说的热衷读者。结果，由于1902年才开始读小说，安吉拉姑姑总是比当下小说界的风潮要晚上好几十年。但她仍在后面苦苦追赶，虽然力量微弱却持之以恒。到了1900年代，她还在读萝达·布罗顿（Rhoda Broughton）和亨利·伍德夫人（Mrs Henry Wood）。在战争年月里，她发现了霍尔·凯恩（Hall Caine）和汉弗莱·沃德夫人（Mrs Humphry Ward）。20年代她在读赛拉斯·霍金（Silas Hocking）和H. 西顿·梅里曼（H. Seton Merriman），而到30年代时她就快要——但还不算——赶上读W.B.麦克斯韦（W.B. Maxwell）和威廉·J.洛克（William J. Locke）了。她永远也没法再进一步了。至于战后的小说家，她只远远地听说过他们，知道他们道德沦丧，他们亵渎神明，还有他们那伤风败俗的“聪明”。但她有生之年是绝对读不到他们的作品了。沃波尔（Walpole）我们知道，希钦斯（Hichens）我们也读，但海明威，你是谁啊？
好吧，这就是1934年的光景，这就是康斯托克家族仅剩的人物。沃尔特叔叔，和他那些“机构”、那些疾病。安吉拉姑姑，在荆棘坡里拂拭着英国皇冠德贝瓷茶具。夏洛特姑姑，仍然在精神病院里靠着吃素苟延性命。茱莉娅，每周工作72小时，晚上就着开间里小小的煤气灯的火光做“缝纫”。高登，年近三十，一边干着一份愚蠢的工作，赚着一星期两英镑的薪水，一边挣扎于一本将永远再无任何进展的无聊的书，而这就是他唯一说得出口的人生目标。
可能康斯托克家还有些其他的远亲，因为康斯托克爷爷来自于一个有十二个孩子的家庭。但如果有谁还活着的话，那就是他们发达了，和穷亲戚断了来往，因为钱浓于血。至于高登这一脉，他们五个人的收入加起来，除去夏洛特姑姑进精神病院时一次付清的那一大笔后，可能一年有六百英镑。他们的年纪加起来有263岁。他们没有一个人走出过英国，也没打过仗、坐过牢、骑过马、坐过飞机、结过婚、生过孩子。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会这样继续下去一直到死。一年，又一年，康斯托克家族里什么都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