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描写马勒的著述都侧重他的劳作、他的鉴照、他的迥异、他的悲喜；他的呼风唤雨、他的灵魂之痛、他的沉思冥想、他的承前启后；他犹太的原罪、他生活的巅峰、他指挥的显赫、他旋律的预知……这些已经归纳了的和此处已经省略了的内容都合并构成了马勒五十一载起伏的人生。维也纳是马勒打拼十年的地方，大部分书籍的描述都给人留下了一个错觉，马勒是一个工作狂，白天和夜晚他永远都和歌剧院与指挥棒在一起，但他是一个居有定所的人，他既要满足听众的听觉，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指挥家兼作曲家日常起居的基点在哪里呢？

感谢马勒研究者林衡哲所著《西方音乐巨人——马勒》一书，成为本文可资引用的主要参考，而目前相应的中文著述或文章都鲜有如此丰富的细节。

维也纳主城区有一个与舒伯特音乐节举办地的地名完全一样的施瓦尔岑贝格（Schwarzenberg）广场，从这个广场沿着有轨电车铁轨步行不到五分钟，就可以看见一栋五层楼的建筑，它由维也纳分离派的建筑学家奥托·瓦格纳设计并于1890年建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称为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风格的作品。建筑的大门在侧面的奥恩伯格（Auenbruggre）街，门上的门牌提示这里是奥恩伯格2号，一家旅行社的牌子贴在侧面的门柱，而我在艳阳之下找到这里的目的是要近距离地看到那块黑色的石牌，我相信凡是马勒爱好者看到上面德文的“古斯塔夫·马勒1898—1909年拥有此宅”的字样之后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悸，因为它浓缩了很多逸事，这些逸事虽然不是主部主题而只是起居录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它们很独特，很别致，是一个指挥家婚后的故事，也是一个作曲家最本真的转身。

在迁居到买下的这栋住宅的4楼之前，1897年2月1日，马勒正式皈依天主教，这是他继布拉格、布达佩斯和汉堡歌剧院之后为了入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一个重大行动。改信天主教之后他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合同，1898年马勒与照顾他生活的妹妹尤斯汀娜搬到了这里，当时的马勒很快乐，他每天都在固定时间到住宅附近的贝维迪尔宫的花园散步，从住宅走到花园最多只要十分钟，与后来马勒和阿尔玛经常围绕环城大道的长度相比，这个距离微不足道，而我们可以从始终未能与马勒发展成为恋爱关系的小提琴家娜塔莉·鲍尔·莱西娜的记载里看出马勒的快乐：“他高高举起脚来，然后重重跺地，就好像马儿踱步的姿势。然后他会突然快速冲出，速度忽快忽慢，有时会拽住同伴的手或衣角，像野猪一般用脚掌使劲扒着地上的泥土。”

1901年11月，马勒在朋友家的聚会上第一次遇见了阿尔玛（还有一种说法这是他们的第二次相见），在两人单独谈话的时候，马勒邀请阿尔玛到歌剧院找他，阿尔玛很爽快地表示同意，虽然马勒要送阿尔玛回家而被婉拒，但聚会之后马勒在与同样暗恋阿尔玛的情敌一起走回住宅的时候，一路上都是极其轻盈的脚步，正如后来阿尔玛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一个音乐家此时此刻已经预感到“一件伟大而美好的事情闯进他们的生命里了”。

后来，在马勒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之际，阿尔玛在朋友的安排之下独自来到马勒的住处与尤斯汀娜见面，她参观了马勒的卧室、床铺、书桌和藏书，与马勒的恋情也通过信件和约会不断升温。有记载说1902年12月23日已经订婚的准夫妇此后在这里的第一次“合二为一”失败了，但第二次的时候，阿尔玛说他们上了天堂，她在日记里强调那是“快乐中的快乐（Wonne uber wonne）”。而与这种美好感觉大相径庭的是，在婚礼举行前六个星期在奥恩伯格街住处举行的一次家庭晚宴上，阿尔玛对前来聚会的马勒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朋友说她丝毫也不喜欢马勒的音乐，当时的场面十分尴尬。

1902年3月9日，已经怀孕的阿尔玛与马勒在卡尔教堂举办了婚礼，蜜月旅行之后马勒夫妇回到奥恩伯格街的时候，马勒婚礼翌日与维也纳爱乐首席罗斯也举行婚礼的尤斯汀娜已经搬走了，连同倒出来以及隔壁退租的房间在内，新婚夫妇共有6间房，在当时已然相当阔绰。按照马勒传记作家们的写法，马勒每天的作息时间都极有规律，他每天早晨7点准时起床，坐在书桌前工作并在书桌用早餐，8点45分出发，9点之前抵达歌剧院。下午1点回家，用过午餐并稍事休息之后，马勒会与阿尔玛一起到贝维迪尔宫的花园或者环城大道散步，我找不到资料证明马勒当时是否走到了1896年布鲁克纳在贝维迪尔宫的临终小屋，而如果是长时间散步的话，他一定不会错过那里。下午5点马勒准时喝下午茶并用晚餐，然后再次前往歌剧院准备当晚的演出，当然所有去歌剧院的路程都是以车代步，尽管住处离歌剧院并不太远。

奥恩伯格街的住宅除了记忆马勒和他的阿尔玛在维也纳的婚姻生活，还见证了马勒从1900年冬天开始在这里对其《第四交响曲》的定稿，以及暑假期间在迈尔尼格作曲小屋创作而由阿尔玛誊写的《第五交响曲》初稿的不断修订（包含了专为阿尔玛谱写的只用弦乐和竖琴的第四乐章，但阿尔玛认为缺乏深度而进行了多次修改）。同时，在这里还为马勒诞生了两个女儿，1902年11月3日，阿尔玛生下了玛利亚（布琪），1904年6月15日，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安娜（在阿尔玛阵痛的时候，马勒用他的方法来做缓解，他大声朗读康德的书给她听）。阿尔玛在这里写下了大量的日记，尽管有很多不利于她的内容后来被她销毁，但从其发表的日记书信以及自传的两本书中，阿尔玛当时被利己主义的马勒冷落之后的苦闷相当可信，因为这是对阿尔玛的形象有利的一面，聪明的女人一定不会将此忽略。这里还是策姆林斯基与勋伯格经常光顾的地方，与大多数男人视角不同而认为阿尔玛没有丝毫吸引力的理查·施特劳斯和他的强势太太也曾到奥恩伯格街的餐厅与马勒夫妇共同用餐，现在这栋大楼的一角有一家也许就是当年他们用膳的餐馆，有趣的是它不大的牌匾是汉字的“塔里木餐厅”，如果说马勒与新疆有关联可谓是天方夜谭，但百年之后，马勒的根据地在名称上确实就带有一股羊肉串的味道。

此处住宅还有一段历史与作曲家科恩戈尔德有关。在科恩戈尔德出生的1897年，当时还没有搬家的马勒荣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音乐总监，5月17日马勒初次登台，他以外在的动作让其指挥棒下的《罗恩格林》“获得了充分的精神性（爱德华·谢德森语）”，科恩戈尔德的音乐评论家的父亲朱利叶斯非常欣赏马勒的指挥才华，在科恩戈尔德7岁的时候，朱利叶斯领着儿子去歌剧院观看了一场歌剧正式演出之前的带妆彩排。朱利叶斯在其《回忆录》中还记述了1907年的一段往事，6月份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朱利叶斯带着10岁的科恩戈尔德来到了奥恩伯格街的马勒住处，让儿子把自己写的康塔塔弹给马勒听，马勒目不转睛地盯着斜放在大钢琴谱架上的手写乐谱，大声地赞誉10岁的科恩戈尔德是一个“天才”，然后建议朱利叶斯不要让儿子再去音乐学校做无用功，而要专门去向策姆林斯基学习对儿子更有用的音乐知识，朱利叶斯非常感谢马勒的“老马识途”，用了很多美妙的笔触感激马勒的慧眼识珠。

前往纽约大都会执棒时的1909年，马勒还拥有奥恩伯格街住宅的房产，婚后就善于制定家庭预算和5年分期付款方式以便偿还债务的阿尔玛后来将此住宅出手。在一个与朱利叶斯领着科恩戈尔德来到这里时同样晴好的天气里，我坐2号线有轨电车找到了这栋建筑，本想推门进入找一找那几个房间看看它们现如今的模样，但苦于英语的蹩脚以及私宅免扰的顾虑，我打消了念头，只是在外面仰望了一番。仰望了之后，我又一次走进贝维迪尔宫去看克里姆特的那幅《吻》，尽管阿尔玛从迈尔尼格回到奥恩伯格住宅时听到克里姆特即将要和时装设计师结婚的消息后，而想起了她与克里姆特的初吻，她充满感激地说“我非常感谢他唤醒了我”，但我却把克里姆特的画作看成是阿尔玛在日记里多次写过的她与马勒婚前的那些吻。1904年夏天马勒在迈尔尼格作曲小屋写完《第六交响曲》，并在小木屋弹奏给阿尔玛听，阿尔玛说她第一次被马勒的音乐所感动，一段相差19岁的婚姻里不管是甜美的还是苦涩的，所有的吻都不是本文的切入点，奥恩伯格街的住宅里有两个马勒与阿尔玛的结晶，而马勒一生中在任何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如此生命上的承继，对于马勒的外孙女和其他直系亲属来说，这里，是她们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