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格林津公墓，凭吊马勒之后一定要绕向阿尔玛，因为他们在一条斜线上近在咫尺。这一对夫妇无论音乐还是人生都异彩纷呈，尽管回归维也纳的方式迥异，但归宿的结局却相同。马勒在纽约病重之后完成了他最后的心愿回到了精神的故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颠沛流离的阿尔玛对维也纳失望至极，曾经表达她再也不会折返真正的故里，但人们帮助她实现了在纽约离世之前希望葬在维也纳的遗愿。马勒是为了他和唯一妻子阿尔玛的女儿布琪，阿尔玛则是为了她与第二任丈夫格罗佩斯的女儿玛侬，当格林津公墓里飘逸着父爱与母爱的名义之时，人们就不再侧重今生的爱恨、前世的情仇。
这是一位让马勒为她而生为她而死的“永远的”女人，她的岁月五彩缤纷，她对那些男性知识分子和业界精英的每一次出手不是尝试更非猎奇，而是在虚荣和欲望的多维层面展开的统治与征服。尽管接触异性的阅历丰富，但过眼烟云之后的墓碑却单薄无比、弱不禁风，完全没有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那份风姿绰约和风韵犹存的丰腴，那些一代妖姬的琼态花貌以及玉色仙姿的风华绝代根本没有凝聚在这里。墓碑的颜色类似晚年常穿的黑衣，上宽下窄，故意斑驳的碑面上方的姓名是阿尔玛·马勒·魏费尔，如同马勒墓碑的简约一样没有赘言，唯有一种久违了的朴素。
阿尔玛在马勒1911年辞世时不到32岁。在瓦尔特着手马勒《第九交响曲》首演的1912年她正与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热恋，后者在1914年为她完成了《风中新娘》（Bride of the Wind）（现藏于巴塞尔的博物馆），但两人没有完婚。1915年她正式改嫁给来成为包豪斯创始人的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并在1年之后生下了她一生中最挚爱的女儿玛侬（Manon）。1929年第3次完婚的郎君是文学家及诗人弗朗兹·魏费尔（Franz Werfel）。虽然她比马勒小19岁，但却在身高上永远居于马勒之上，而格罗皮乌斯比她小5岁，个子更矮的魏费尔比她小10岁，她一生都是居高临下令男人俯首称臣的强者，她的3次婚恋则让3个男人分别失去了3个子女，先是马勒的大女儿布琪（Putzi）4岁时死于猩红热与白喉，继而是与魏费尔未婚先孕的早产儿马丁（Martin）在头盖骨穿孔手术后夭折，最后是与格罗皮乌斯所生的玛侬18岁时死于小儿麻痹，就像马勒在《第六交响曲》里的三声大锤所喻示的打击一样，阿尔玛相继遭受的三次丧子之痛对一位母亲来说，完全是心灵上的致命之击。
虽非一代枭雄却可称为一代艳后的阿尔玛在1945年魏费尔去世后已经66岁，此后她没有再嫁。马勒曾经给她写过300多封信，但她只发表了159封，其中只有37封未做任何改动，而她写给马勒的信则大部分被她付之一炬。尽管如此，阿尔玛晚年回忆与前任丈夫和男友的两段话却引起我格外的注意，她曾经写道：“我从不曾真正喜欢过马勒的音乐，从不曾真正对魏费尔写的东西感兴趣，但是柯克西卡却永远令我感动。”她还有另外一段有着另一种语气和语感的话，“我突然彻底明白我爱马勒，他是我唯一的最爱。自从他去世之后，我一直在找一位比他更伟大的人做我的伴侣，但现在我终于明白，我永远无法找到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谅解一代红颜看似前后矛盾但却是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白，只要爱过了，不需要天长地久，即使一个瞬间也含着真诚，在阿尔玛婚姻与婚外情交相叠加的一生中，她确实曾经真诚过许多次。
一个曾经做过策姆林斯基学生的音乐女生最终没有成为作曲家或者演奏家，但阿尔玛后来在音乐领域尽其所能。她遵从马勒的遗训倾心资助勋伯格，让勋伯格取得马勒基金会的资助，并安排勋伯格在维也纳指挥了一场马勒改编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音乐会，尽管听众寥寥，但阿尔玛不但付给勋伯格演出的薪水，还自费弥补了音乐会的亏空。她资助贝尔格出版《沃采克》，因而贝尔格将全剧的乐谱题赠予她；因为阿尔玛的影响力，布里顿曾经请求阿尔玛同意接受题献给她的《为男高音和小型交响乐团的夜曲》。她出席门格尔贝格在荷兰筹备的马勒音乐节。在她晚年的最后5年，她出席所有在纽约举行的马勒作品音乐会，甚至排练和走台。去伯恩斯坦家里一边用膳一边讨论马勒音乐在美国的推广。邀请索尔蒂夫妇去她在比佛利（Beverly）山庄的寓所畅谈宴饮。如果说伯恩斯坦1960年2月7日在纽约指挥纽约爱乐演奏的以马勒为唯一主题的音乐会掀起了马勒作品在美洲大陆的复兴，彼时已经守寡15年的阿尔玛的身份不再是魏费尔，而是马勒的遗孀，她以其独有的特殊身份，成为了马勒复活的间接促进者。
阿尔玛没有出席与她有9年多婚姻的第一任丈夫的葬礼，但现在她与马勒却永恒地斜向而对。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如果看不到《第六交响曲》“所预示的凛然之情”，就一定能听到《第五交响曲》的那个柔板了，如果屏声静气，甚至还能够听见在地下依然盛气凌人的阿尔玛向马勒发出的对于《第五交响曲》的抱怨：“你的老师布鲁克纳可以这样写，但是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