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的变革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诞生的起点

马克思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并已经作为结论写进当今的哲学教科书中。但是怎样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马克思哲学观却有不同的看法。除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教科书解释外（马克思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我国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诞生、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哲学革命是哲学思维方式根本变革等。仔细思索不难发现，其实无论哪一种理解都和人相关联。因此，从人性理论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和马克思哲学本质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实现了人性理论变革，同时也提出了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二者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一、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传统理解的反思

研究马克思发现现实的人的思想轨迹即马克思人性理论的变革，必然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理论来源密切关联。本书以为，正是由于马克思发现现实的人才直接促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全面变革，促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然而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中，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来源问题有很大的误解。

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中，马克思哲学的直接思想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进一步被窄化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它以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呈现在我们面前：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据此形成了唯物的、辩证的自然观。其中，马克思是先发生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再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与以往的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所以，马克思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实践性（实践被限定在认识论范围内）、革命性（阶级性）和科学性，是三者的有机统一。在确立了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再把辩证唯物主义（唯物的、辩证的自然观）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历史领域运用的结果。这种论断被学者概括为“推广论”。这一论断在我国学界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至今仍在教科书中使用。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上述论断的片面性，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这一论断加以重点反思。到如今，众多学者都意识到这个论断没有准确、全面地表达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而且这个论断还会引起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诸多误解。

把马克思哲学思想来源限定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后果是割断了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外的西方哲学的联系。[1]如马克思的自由观与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与伊壁鸠鲁哲学的关系。青年马克思潜心研读伊壁鸠鲁的哲学著作，写下了七个笔记，并以《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写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一方面说明青年马克思对自由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伊壁鸠鲁哲学体现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对马克思的自由观产生了很大影响。

把马克思哲学意识形态化，过度强调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立场的本质差别，把马克思哲学说成是与以往哲学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哲学学说，造成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全面对立。这样的思考是极其简单、片面的。抛开理论发展本身的继承性不谈，从地域上说，马克思成长在西方文化环境中，马克思哲学产生于西方国家；从哲学性质讲，马克思哲学属于西方哲学；就西方哲学发展而言，马克思哲学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终结了传统哲学的思维范式，开辟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路向。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路向是一致的，它和现代西方哲学同处在一个社会背景之中，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并引发了现代西方哲学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所以，决不能把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简单化。

过度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把马克思哲学曲解为只追求科学性的学说，遮蔽了马克思哲学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关系。马克思逝世后，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考茨基竭力把马克思哲学科学化。在他看来，既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革命就会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革命者只要等待这个结果的出现就可以了。当马克思哲学被一些东方国家意识形态化以后，这种强调愈演愈烈，马克思哲学中人文主义因素一再被忽视。因此有人借机指责马克思哲学存在“人学空场”，指责马克思哲学“见物不见人”。毋庸讳言，西方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哲学本身就表征着人生命和存在的意义，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哲学的本性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过度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是对马克思本意的极大误解。事实上，马克思哲学作为革命的、实践的哲学，人文关怀和全人类解放始终在其中占据着主导位置，马克思本人把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毕生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易于导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离（尽管列宁强调二者是一块“整钢”），导致人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附属品”（把辩证唯物主义当做是马克思的一般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被限定在社会历史范围内，历史唯物主义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这更是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马克思说过：“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他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2]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推广”出来的结果，而是他全部学说的基础、核心和出发点。一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诸如世界是物质的和运动的等问题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得到解决并被自然科学的成果所证实。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重大成就在于它是从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去看待自然、社会、主客体关系等所有问题。于是，从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解释自然，自然就不再是与人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界”，而是“人化的自然”、“历史的自然界”，唯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成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3]；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解释物质，就不会停留在“世界统一于物质”这类旧唯物主义的、空洞的说教中，而会致力于对现代历史条件下物质的普遍形态——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解释认识论，认识论就不再是脱离一切历史条件、满足于谈论主体客体关系的抽象认识论，而是成了社会认识论或历史认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谈论辩证法，辩证法的承担者就不再是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自然界，而是劳动或“人化自然”[4]。这样才真正表现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深刻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反思之时，我们丝毫不否认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贡献及它对马克思哲学变革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我们要做的是尽量纠正上述的简单化思维，以人性理论为视角，以重读文本为方法去揭示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梳理他们哲学中关于人本质的论述以及马克思对他们的人本质思想的改造，从中概括整理出马克思发现现实的人的逻辑进程，进而以马克思人性理论变革为出发点去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全部意义。

二、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

1.人的本质观与社会历史观

怎样看待人的本质与社会历史观有着最切近的联系。这是因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就人对社会来说，人可以说是社会历史的本体基础，没有人的存在，就没有社会存在，也就无从谈社会历史。这表现在：第一，人是社会的主体，这里的“主体”不是认识论框架内与客体相对应的主体，而是在社会本体论基础意义上理解的“主体”，这个“主体”首先是社会历史的属性、变化和状态的承担者，其次才是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的主体，在此意义上，人是社会历史的终极构成基础，具有本体的意义。第二，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因人而缘起的。社会历史的一切都因人的活动而造成，是人为的，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造成的，在此意义上，人是社会历史的终极原因。历史什么也没做，创造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是人，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第三，由于社会历史的一切是人的活动所造成，因而社会的物质成果、组织机构等，都不过是人的外观和表现。在此意义上，人是社会一切组织的本质。第四，社会的一切都是人为的，在此意义上，人的世界是一个价值的世界，人是社会的终极目的。社会历史的事实和理论逻辑告诉我们，只有把人作为社会历史的本体基础，才能把社会历史看做人的社会历史而区别于动物界，才能科学说明自然、人、社会的统一，才能以“人的眼光”来说明一切社会历史现象，才能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终极关怀。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由于其对人的认识是抽象的、片面的，所以虽然有的社会历史观有进步倾向，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其社会历史观的基本性质是唯心主义的。

人文主义提倡顺应人的天性，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享受世俗生活，以此来对抗宗教神学对人的压制和束缚，在社会历史观上表现出一定的进步倾向。他们把愚昧无知看做社会罪恶的根源，认为只要普及知识、教育、推翻“昏君”的统治，就可以消除社会罪恶的根源。但是，由于他们还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许多人还承认上帝的存在，因而他们在观察市民社会时，往往对“神灵”还寄托希望，明显地表现出反宗教的不彻底性。同时，由于他们实际上是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说话，对“人性”的称赞，实际上是对少数资产者的称赞，因而他们必然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他们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和规律，其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从唯物主义的感觉论出发，把人的自然属性看做人的本质，认为人性本善，社会制度和环境造成了坏人和恶行，立法和教育是提高人性和改变社会的根本手段。在社会历史观上，一方面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封建统治者表示痛恨；另一方面又从这种履行社会的主观愿望出发而对统治者抱有幻想。法国唯物主义者认识到“人们的意见为环境所决定”这是对的；同样认识到“环境为意见所决定”这也是对的。问题是仅仅看到它们的相互作用是不够的，因为“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承认这个互相作用上，互相作用远不能给我们解释社会现象”。意见也好，环境也好，都有自己的历史，要了解它们的历史，只看到它们的相互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而只有发现决定社会环境发展和意见发展的因素才能解释社会现象。这个因素就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法国唯物主义者由于不了解人的社会性，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因而不懂得人性的发展变化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同一性，不懂得社会环境和人的意见后面还有更为根本的社会物质性因素，而只是把不变的抽象的人性当做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在人的本质观上，黑格尔反对历史上把人的本质看成是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他主张人的本质是一种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必须要经一系列的异化形式才能实现自己，这种自我意识——人的本质固然是自由的，但自由不是凝固不变的，自由只能是个过程，而劳动则恰恰是争取自由、实现主体与客体统一的过程。因而他又把人合乎逻辑地理解为自己劳动的结果，把劳动看做是人的本质。黑格尔对人本质的认识对马克思的人性革命具有空前的意义。这使他的社会历史观——尽管是唯心主义的——在某些方面、某些环节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黑格尔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乃是绝对观念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不断发展的逻辑过程，绝对观念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黑格尔作为“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5]。他的辩证法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印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6]从中我们看到在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中含有一些超出前人的独到合理的见解。按照他的社会发展观，想以不变的人性来建立完善永恒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完美、永恒的社会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历史上依次出现的任何社会形态都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某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相对其历史条件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其内部机制的变化发展趋势又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它将不得不让位于更高阶段，当然这更高的阶段同样也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这从逻辑上排除了建立永恒的、完美“国家”空想。

2.现实的人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起点

当马克思扬弃了先前哲学家们理解人的抽象直观的思维方式，把对人的解读诉诸实践的理解时，他就寻得了一条发现现实的人的全新路径，在哲学史上实现了一次人性理论的深刻革命。这个革命既改变了有关人的提问方式，也改变了有关人的回答方式。它将提问的话语由“人是什么”改变成“人是什么样的”，这种重大改变同时也决定着回答方式与答案的改变。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方式与性质决定与确证着他自身存在的形态与性质”[7]。人的本质“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8]。人是怎样的？在其呈现形态上，他不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定在与恒在，而是一种不断改变与超越的存在。人的生产方式与他生产的产品，就是人的“自画像”。人怎样生产、生产的是什么，这些是人的本质发展的现实呈现。“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9]所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

马克思人性理论的变革直接带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

马克思由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首先为考察和描述人类社会历史找到了正确的前提和出发点。如何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这是任何历史观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德国的哲学家们各有不同的回答。黑格尔的回答是“绝对精神”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施特劳斯的回答是某种神秘的“实体”的作用；鲍威尔的回答是天才人物的“自我意识”；施蒂纳的回答是作为“唯一者”的我的创造活动；费尔巴哈的回答是作为超社会、超历史的抽象一般的人，这种人“除了爱与友情，而且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11]。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黑格尔以后的唯心主义哲学作了一个总的评述，他们这样批判道，“德国的批判，直到它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前提，但是他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这些新出现的批评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12]“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3]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批判了他们只是停留在思辨领域进行批判，只是对宗教进行批判，“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这样的哲学最终不能指导人们变革现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4]，“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5]“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形成的自然前提和自然基础。而有生命的个人一旦出现，就生活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实的人的存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又与他们的活动紧密相关。“现实的人的活动”是一个外延非常广泛的概念，它包括物质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等，但其中最根本的内容就是物质生产活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6]抛弃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马克思把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创造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而现实中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强调不仅要确认人们自身的生理条件及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应该研究实际历史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改变。这样，马克思就用现实的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人，代替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至此，他也就完成了由人本主义逻辑向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的转变，确立了与以往根本不同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首先实现了社会历史前提的根本变革。

社会历史前提的根本变革必然直接带来整个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变革，其结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诞生。在以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实践）为社会历史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阐述了他们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主要内容，以实践的思维方式解读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对一些哲学问题作出全新的阐释。他们称自己的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他们说：“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7]不仅如此，由于现实的人的发现，使马克思对人类的生产劳动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从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做了极其精细和深入的研究，创立了震撼世界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现实的人的发现，马克思将人的实践本质作为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从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就在现实的社会之中。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社会也是现实的和发展的社会，人类解放的条件就在人类自身的发展之中，从而通过人的现实运动人类解放的理想一定会实现。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现实的人的发现带来了马克思全部理论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