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性理论革命的成果是发现了现实的人，并从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来规定现实的人的内涵，最终形成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科学结论。
一、对抽象的人的彻底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引进了异化劳动和社会概念，指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能动的社会存在物，从而发现了具体的、现实的人。进一步的工作，是对抽象的人的批判、清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56]
1.利己主义的人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在巴黎见面后，第一次合作写成的著作。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中，马克思对他们过去的理论进行了清算。需要说明的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仍然是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出发点的。但由于费尔巴哈的原则获得了广泛的运用和初步改造，因而使理论本身的性质有所改变。这表现在马克思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已经开始被对现实的人的考察所代替。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有时仍把现实的人即丧失了自己对象的工人叫做抽象的人，而把抽象的人即重新争得实物、实现了自己本质的人叫做现实的人。马克思此时还没有从生产方式出发来说明人的本质。
在《神圣家族》中，通过对法国唯物主义学说的研究，马克思对物质利益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有了新的看法，提出了“利己主义的人”概念：“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他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来连接起来……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57]“利己主义的人”在这里就是人的物质利益。马克思试图从法国唯物主义的传统出发，以“利己主义的人”为出发点来说明总体的社会状况，对共产主义提出更为现实性的论证。
马克思强调了经济关系的客观必然性及其所体现的人对人的社会关系。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和生活，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了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和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和实际日常生活自始至终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它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58]作为物质实践对象化的劳动产品，即“实物”，与“实物”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活动互换的关系，或者说，“实物”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
1845年4月，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其简明扼要的11条纲领中，马克思的哲学逻辑发生了一次哥式塔转变，一个全新的哲学逻辑出现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框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其人本主义异化观被彻底扬弃，取而代之的是人类主体通过客观物质创造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在《提纲》的第六条中，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是“撇开历史进程”的“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并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59]，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60]。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他所分析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所以，他不理解，人的本质是现实的历史条件下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历史是人追求自己的目的的活动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批判了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人的自我意识哲学，表明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鲍威尔用自我意识来代替思维以外的一切实体，把实体看成是自我意识有限性的表现，人的属性看成自我意识的属性，认为自我意识是世界、天空、大地的万能的创造者，世界是自我意识的生命的表现。马克思批驳说，创造世界上这一切的，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正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批判家却永远是不通人性的人。”[61]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否认客观世界存在，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来自黑格尔。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这种倒置“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62]。可是，“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63]在黑格尔那里，人类意识异化“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异化的扬弃只是意识内部的精神事务。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当我只是扬弃了这个世界的想像存在，即它作为范畴或观点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是当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而没有用真正实物的方式改变实物的现实，即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实物现实和别人的实物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居然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64]
在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时，马克思强调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同时，马克思也肯定了历史的客观性，反对把历史观念化，把人看成是历史的工具，强调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幻想的天国中，而在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历史就是人的活动的历史，历史是人追求自己的目的的活动。“‘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人追求自己的目的人的活动而已。”[65]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开始了对现实的人的历史考察，强调现实的人就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并且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是不同的，人们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决定人。如果从整个历史运动中排除人与自然的关系，排除自然科学和工业，就无法认识历史。在把物质生产当做历史发源地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生产方式概念。他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66]但马克思此时还未形成生产方式的科学内涵，即使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接近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思想。
二、现实的人的内涵
正是由于马克思发现了“现实的人”，就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找到了科学的基础，也划清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与以往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同时也使人的自我认识也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向，使人对自身存在的研究从此摆脱了抽象人性论的思维框架，找到了科学的基础。虽然费尔巴哈使用过“现实的人”的概念，但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与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有根本不同。马克思对“现实的人”作出了科学的规定，“现实的人”即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受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现实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67]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1.“现实的人”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
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之所以能超越黑格尔的“理念的人”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是因为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科学的实践观为马克思“现实的人”找到了现实的基点。“现实的人”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于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现实活动，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的人”。[68]“现实的人”的最根本含义指从事实践的人，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存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劳动是人的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人的主要的存在方式。“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是自然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活动，如脑力劳动、政治活动等。”[69]恩格斯还指出，劳动是使人从动物上升到人类并构成其他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所以劳动就成了人类生存和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和基本条件。由此可见，劳动既是“现实的人”形成的起点，又是“现实的人”发展的基础。
“现实的人”是处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人，而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活动。由于“现实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现实的人”作为具体感性的人可指经验的、肉体的个人，作为复数可指群体或人类。“现实的人”是双重的存在，人作为外在的存在，表现为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属性；作为内在的对立、人自身的存在，只有通过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前者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后者产生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基本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即所谓的生产关系，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各种关系也形成了社会关系系统。这两者的关系都是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因为人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而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然又要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正如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时指出的，“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交往为前提，这种交往又是由生产决定”。这些关系既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又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基本条件和前提。这些关系一旦形成，就作为一种客观异己的现实力量同“现实的人”相对立，人只有在这既定的条件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2.“现实的人”是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意识存在相统一的人
首先，“现实的人”是个自然存在物。“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70]，这是一个根本前提。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观点是黑格尔在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这是他的一大功绩。但他所说的人不过是“自我意识的人”，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是个无人身的纯粹的“理念的人”。他将人与精神的关系颠倒了，将人降低为精神的产物，实际上就使人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和地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样用客观的东西偷换主观的东西……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把某种经验的存在非批判地当做理念的现实真理。”[71]费尔巴哈则直接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被黑格尔唯心主义颠倒了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费尔巴哈把人规定为肉体的人，是感性的存在物。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费尔巴哈的思想，明确指出：“人直接的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72]。人的身体和各种器官，人的自然力、生命力乃至整个生命过程都属于自然界并受到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的制约和支配。
其次，“现实的人”是个社会存在物。社会无疑是人的社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天生是社会动物”[73]，人是实践的动物，个人的存在和个人的活动总是以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发展为背景，抽象的脱离社会的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性的。然而对“人”的理解有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人变成了“自我意识”的人，最明显的是用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否定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到费尔巴哈，他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使抽象的理性的“人”重新返回到“现实的人”之中。所以，在费尔巴哈看来，“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是真理”[74]。在此，费尔巴哈开始初步阐述了他的人本思想，展开了他的“类存在”的思想，但“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75]。应该说，马克思曾经也接受了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的理解，即在思想中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统一，以及人和人的统一。因而，他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但随着马克思对现实社会批判的深入，他对费尔巴哈的“类存在”也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发展。他不再像费尔巴哈那样把“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的共同性”[76]。相应地他用“社会存在”代替“类存在”，而在这种“存在”中，人类不是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抽象共同性，而是社会地即有差别联系起来的具体共同性。
再次，“现实的人”是精神存在物。关于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思想，人们研究较多的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存在和物质活动方面，而对其所具有的精神特质关注较少。马克思虽然将“现实的人”界定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但并没有否定精神在人实际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现实的人”是精神的真正主体，而精神则是“现实的人”实际活动中的内在支配力量。人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是人类的物质前提和出发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吃喝住行等生存需求而仅仅从事感性物质活动的人，马克思“现实的人”之所以能够超越黑格尔的“理念的人”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在于他不仅指出了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而且又明确地肯定了人类的精神本质。马克思曾反复指出过，“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77]。人能够思想，能够以外物为对象进行思想和以自身为对象进行思想，即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由于有意识才能在意识的指导下进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而形成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又由于人又有自我意识，从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认识、自我调节和自我改造。人的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除了生理的物质基础外，主要是由主体人的社会的物质活动和变革社会的实践所决定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78]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理念的人”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黑格尔的人和精神理论，而恰恰是要把人和精神在现实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以便把精神还给真正的人，而他所批判的只是黑格尔“自我意识的人”的出发点。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才有可能现实地成为实际活动的、实践创造的主体才能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才能不断追求和塑造着理想的世界。
3.现实的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马克思“现实的人”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从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活动的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首先发生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从而产生了一定的生产力；在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然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当然在生产实践过程中还产生其他各种关系，如认知关系、审美关系等，“现实的人”首先都是社会中的人，是处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下的人，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从来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家脱离社会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批判他们把人看成是孤立的、抽象的人类个体，把人的“类”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发了“现实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9]。但社会关系并不能等同于人的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并不是各种关系的简单罗列，而是一种有机的统一体。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因为我们必须在每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中进行生产活动，人的本质不仅同社会关系相一致，而且也同他们的生产相一致，人的本质都表现在现实的活动中，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人是一种现实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任何人都处在一定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都受到某一生产力发展阶段以及与该生产力阶段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因此，任何现实的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人。”[80]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理念的人”的同时，又积极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用于分析“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是个充满矛盾、辩证的人，是个不断生成变化发展的人。因为“现实的人”和物质生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发展变化就是通过生产方式的不断的变化得到确证的，现实的个人正是由于他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社会历史无非是各个时代的人在历史中各种形式的活动，人的活动是历史性的，不断变化发展的。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变化发展，人的本质也必然表现得越来越丰富和发展，使人越来越远离动物界，不断使自己获得新的本质和特性，这样，“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史”[81]。人不断处在历史中，历史不是在先，而是与人类共存亡，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社会的发展不过是人们实践活动在实践中的展开，社会的历史发展不过是“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的展现。
4.“现实的人”是建立在劳动需要基础上的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统一体
需要是“现实的人”不断发展的动力。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对客观条件的依赖，它反映的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贫乏状态。从“现实的人”出发，就是要从“现实的人”的需要出发。人的需要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离开了人的需要，就会使现实中的人陷入抽象化、虚无化，马克思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批判旧唯物主义忽视人的需要而导致的对人的忽视。人有很多需要，但并非所有存在人身上的需要都是合理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真正的人的需要主要是指那些符合人性，有利于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和巩固人在世界中主体地位的需要。“现实的人”是自然存在、社会存在与精神存在物的统一，我们可以把“现实的人”的需要分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为了能够生存首先必须要满足自己肉体存在的需要，如吃、穿、住、行等。所谓“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82]，它是人的需要的重要内容，包括人的自由、平等和尊重的需要，以及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的、经济的需要。人作为精神存在物还有精神生活的需要，既满足人的求真、向善、爱美的需要。无论自然需要、社会需要还是精神需要，都是建立在劳动需要的基础上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才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的最根本的需要，其他需要的实现都是通过劳动的途径来实现的。人作为有现实对象性需要并且从事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需要成为人追求自己对象的一种本质力量，是一切活动的内在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83]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的需要和生产之间的辩证发展过程，人的需要作为生产的一种内在动力，推动生产的发展从而满足其需要，人又会在满足了的需要的基础上产生新的需要，就如马克思所说：“消费为生产创造……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84]需要和生产是辩证统一的过程，在这一客观的过程中，人的需要逐渐丰富、扩大，人自身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人开始摆脱束缚在自身上的必然性，开始着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一步步走向真正的人的状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简要地概括为：“现实的人”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他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与意识存在物的统一体，是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体，劳动是“现实的人”的根本属性，需要是“现实的人”的发展动力。
三、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明确阐释有两处：一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是“类的存在物”，人的类的特性恰恰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二是在《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关于人的本质的阐述，是否矛盾，有必要予以澄清。
1.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是“类的存在物”，人的类的特性恰恰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如何理解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回答呢？
就“本质”来说，哲学上应该理解为某物只为某物的内在规定性。人的本质就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和根本特征。问题是这里的“人”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还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本文以为，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人是带有理性指向的人，不是现实的人。
自由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理想，也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许多近代哲学家都讨论过自由问题。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但却处在桎梏之中。康德将自由问题置放在实践理性之内，表达了人类对自由的渴望。不管怎样表述，西方哲学形成了这样的关于自由的共识：自由是人的精神属性，即人的意志是自由的。马克思明确认识到这点，并且通过劳动异化这个事实揭示人的本质在现实社会中是异化的，人并没有在现实社会中真正实现自己的本质，人的劳动是被迫的，不自由的，而异化劳动恰恰是导致人本质异化的根源。这就是说自由仍然是停留在人的精神属性上，人的自由在存在异化劳动的私有制社会中是实现不了的，不是现实的。在私有制社会中，纯粹的、绝对的只能，也仅仅是人的精神属性。因此，以自由去规定人的本质，人必然是抽象的人。
自由体现着人精神能动性、表征人的主体地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能够把自由实现出来，即把自由从高高在上的抽象精神层面下降到人的现实生活中来。马克思也十分关注人的自由问题，并且一生都在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作为类存在物就是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和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这就是说人的本质要通过自身或他物来实现和确证，通过以自身或他物为对象来实现，那么人如何与自身或他物发生关系，唯一的媒介是劳动，因为只有劳动人才能生存，生存才必然与自身和他物发生一定关系。劳动是人的生存方式，在与自身或他物发生关系的生存劳动中，蕴藏在人的精神层面的自由才得以实现。当然，不同的劳动实现的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只有当人的劳动作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时候，人的自由才真正实现，人的本质才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而实现出来。这就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活动的内涵。
另一方面，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手稿》时期，马克思的世界观刚刚从唯心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转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上来。人是类存在物的说法，明显是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痕迹的。人是类存在物在费尔巴哈哲学中已经被提出来，费尔巴哈从自然主义出发，指出类存在物是感性、对象性存在。费尔巴哈以感性来对抗黑格尔的抽象理性，在反对抽象理性的意义上，马克思是赞同此点的。但同时，马克思也看到，黑格尔哲学有其特有的闪光之处，那就是他的辩证法。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这表面上是“形式问题”，但实际上是“本质问题”。马克思认为，虽然黑格尔哲学带有强烈的抽象思辨性，其全部的外化历史和外化的消除，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生产史，但是他却为历史活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个表达就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物其类存在物的实现亦即人本质的实现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当然，黑格尔的“历史”就是精神的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在《手稿》时期，马克思已经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否定肯定的态度，而转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并确定了人的类活动、类生活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带有自由自觉的特质。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活动表明距离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只有一步之遥了。
2.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手稿》以后，在感性的生产劳动基础上，马克思逐渐确立了其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实践更全面地揭示出人与自身及外物对象的活动关系，人是实践的存在，人与对象的关系首先是实践关系，这是最基本的关系。从实践关系看人的本质必然就会得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实践范畴的含义中可以概括出实践的基本特征：实践是具有客观现实性的物质活动，实践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物质活动，实践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物质活动。
实践具有社会性，实践的社会性是指人的实践活动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所以，人的本质是实践，是说人的本质表现在社会实践中的关系中。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来思考人，他看到的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85]。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形成，而生产劳动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劳动的人们必然结成社会，人们是在社会关系中从事劳动实践的。
关于人的社会性，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有过一些论述。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86]来说明人的社会性，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当个人被隔离开时，他就不再是自足的，就象部分之于整体一样。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或因为自足而无此需要的东西，就不是城邦的一个部分，它要么只是禽兽，要么是个神，人类天生就注入了社会本能。”[87]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思想是很重要的，但他又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可惜的是他没有对人的社会性作深入的说明。近代天赋人权论的思想家们承认自然状态的人，即组织成社会以前的人。他们以自然状态的人为前提提出自由平等学说和社会契约论，这构成了西方人权理论和民主制度的理论根基。培根认为人的本性有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之分，社会本性是人的本质。洛克认为人是有理智和语言的过社会生活的动物。法国的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狄德罗承认人是环境的产物，即社会的产物，个人离不开社会。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矛盾的分析，比前人更深刻地认识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他提出“他们为我，我为他们”的体现真正伦理精神的公式，强调自我与社会、个人与整体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是既产生着不平等，又由于正义而复归于平等的关系。他认为整体是个人的真理和根据，个人离开整体就是虚无。只有在个人赖以存在的真实整体即国家中，个人和整体才能真正统一。黑格尔运用辩证法来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通过人的现实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来揭示人的社会存在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他既没有割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没有消极地满足于对这种关系的抽象解释，而是通过历史辩证法来把握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黑格尔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想是欧洲近代人性理论发展的最高成果，成为马克思考察人的社会性的直接理论来源。费尔巴哈也触及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说，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但费尔巴哈过多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没有对人的社会性、历史性作出科学的解释，把人的本质抽象化、直观化。总之，由于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没有全面理解实践范畴的内涵，也就不可能全面揭示人的社会特质。
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实践本质，必然地发现人的社会性。马克思认识到，在人类最基本的劳动实践中，“必须结成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88]。人只有在生产关系中才能进行生产，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才能使生产劳动成为现实。离开了生产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只是一种可能性。人的本质是实践，实践中包含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社会关系），这就等于说人的本质是关系，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实际状况。离开了社会关系，人不成其为人，因为不存在脱离社会关系的人。
马克思更进一步论证道：人与人之间不仅具有必然的社会关系，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社会关系通过人的生产实践被不断地生产、复制出来，甚至更加强化。“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他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89]人的生产在生产出产品的同时，也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随着生产的发展而越来越紧密。生产关系中人对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支配作用不同，生产会强化这种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所以，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批判时说，工人在生产出产品的同时，也生产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生产出自己身上的锁链。随着生产的发展，分工会越来越细，生产的社会性会越来越强，人与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依赖关系将越来越紧密，人与人的社会差别也就越来越深刻而巨大。
在肯定人与人的劳动实践本性的基础上，在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作出了振聋发聩的判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0]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从人的内在实践本质揭示出人的社会性的根本原因。
[1] 高清海：《新世纪：〈人性革命〉时代》，117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
[2]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下卷，1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 [德]黑格尔：《小逻辑》，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 [德]黑格尔：《小逻辑》，4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 《列宁全集》第38卷，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 [德]黑格尔：《小逻辑》，4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列宁全集》第38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0]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1] 《列宁全集》第38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2] 同上书，409页。
[13]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4] 同上书，14页。
[15]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6]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7] 同上书，25页。
[18] 同上书，30页。
[19] 同上书，25页。
[20]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21] 同上书，59页。
[22] 同上书，549页。
[23]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4] 列宁：《哲学笔记》，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5] 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参见《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1卷，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8] [德]弗·梅林：《马克思传》上，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9] 同上书，4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同上书，45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 同上书，466页。
[3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7] 《列宁全集》第38卷，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 高文新：《马克思理论基本范畴研究》，98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3] 高清海：《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22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5] 《列宁全集》第38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42～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8] 高文新：《马克思理论基本范畴研究》，98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0] 同上书，95页。
[51] 同上书，178页。
[5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3]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3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5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5] 同上书，92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2] 同上书，214页。
[63] 同上书，245页。
[64] 同上书，245页。
[65] 同上书，118～119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8] 同上书，73页。
[69] 同上书，78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1] 同上书，292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1～2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4]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181页，北京，三联书店，1961。
[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6] 同上书，60页。
[7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9] 同上书，60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1] 同上书，174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4] 同上书，9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6]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87] 同上书，7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9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