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马纪委对周明勇说：“前天伍会计下来，人没落座，就发牢骚说他要急着赶回去，要看什么就快些，他没时间在这里久待。我说我们是查案子，不仅仅是看看账，什么时候把问题弄清楚了，可以走了你就走。他说卖地皮的事是由贾镇长经手搞的，他只是记记账，要想弄清这个问题，还得把贾镇长叫来。我们只得去叫贾伟，贾伟说卖地皮是丁副县长做的主，他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和老孙就火了，说看看账，莫非还要把周书记和赵书记请来不成？我们这是代表县纪委下来调查苦藤河乡用老百姓的集资款买地皮的案子，你们得配合才行。伍会计说那个事三年前就查过了。我说那是你们自己查的，我们这是纪委查，谁要是和纪委专案组发难，或是设置障碍，我们就要追究谁的责任。贾伟见我把话说得硬，说要把镇党委邹书记叫来，和他商量一下。
后来邹书记来了，我们把情况说过后，邹书记说县纪委要查案子，你们还有什么说的，还不好好配合？于是，贾伟才又去叫镇财税所长，让他把账本拿出来给我们看。”马纪委顿了顿，“他们那么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我还以为他们要拿个什么东西让我看，原来拿给我们看的账本和上次看的完全一样，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周明勇说：“这个结果我早就预料到了。他们真要从中搞什么名堂，也不会明目张胆地记在账上的。他们不会那么蠢。我是要你们通过和那个姓伍的会计谈话，从中发现我们需要的东西，找到突破口。他们这样你推我我推你，都不愿承担责任，就说明他们的心是虚的。”马纪委说：“那个伍会计狡猾得很，说话滴水不漏。那天中午，贾伟说他们镇政府要招待我们吃中饭，我们拒绝了。我们在镇上一家米粉馆吃米粉，一个吃米粉的老人听说我们是来苦藤河乡查案子的，偷偷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说连山镇那条通往火车站的水泥大街和顾家富的连山酒家是一个施工队修的，时间也在一起，先修水泥大街，接着就给顾家富修那幢三层楼房。我问老人是不是在苦藤河乡买地皮之后，那个老人就不说了，吃过米粉就急急地走了。我觉得，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下午我们又去看账，想查查顾家富给自家买地皮花了多少钱，却没有发现顾家富交买地皮钱的账。顾家好和乡企业办还有两个人不也搬过河去了么，都没发现他们交买地皮钱的账。按说，买那么一块乱坟岗子花了六十五万，在街中心黄金地带一下买了四块地皮，没有二十万是拿不到手的。我和老孙当时就想，如果这几块屋场地皮没给钱，中间肯定就有问题了。”
“我们今天去连山镇，找贾伟别的事都不说，就说这一个事。”马纪委说：“这几天在连山镇，我们还听到一些有关丁副县长的议论，说丁副县长和顾家兄弟的关系非同一般，在苦藤河乡扶贫的时候，就住在他的酒家，后来的几年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下来一次，也一直住在他的酒家。丁副县长这才回去几天，就下来两次了。听说顾家富的酒家专门为他留有一间房。”周明勇说：“这些情况我早就知道，有人反映丁安仁修房子的木材是从苦藤河乡弄去的，修房子的红砖和钢筋水泥是苦藤河乡政府给买的，修房子的工钱也是苦藤河乡政府给付的。但他的问题有多大，陷得有多深，现在还不清楚。甚至有人说竹山垭村那个邓美玉的私生女儿像他，这都是不能作为办案根据的，不能说那孩子像谁就是谁的孩子。只有等苦藤河乡的问题全部查清楚了，该出来的问题也就都出来了。”马纪委说：“说不定邓美玉私生女儿的死就是一个阴谋。”
“老孙和金所长他们会弄明白那个小女孩是怎么死的。”周明勇这么说的时候，眉头就紧皱起来，“会不会有人想掩盖什么。”两人来到连山镇的时候，贾伟却不在，办公室说他昨天下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手机也没开。两人就去找邹广生，邹广生说我也正在找他，马上就要开始搞征购上交了，秋季计划生育工作马上也要开始了，镇里要开个镇党委会议，研究一下召开镇、村、组三级干部会议的问题。这个贾伟，到哪里去也不打个招呼。只怕是在哪里喝酒喝醉了。邹广生想了想，说：“我们去连山酒家看看。有几次，顾家富邀他在连山酒家喝酒，喝到半夜也不回来。”周明勇说：“你给连山酒家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往那里跑什么。”
“刚才打了，说不在。我怀疑那些服务员说的假话，上次找他，她们也说不在，我让秘书去找，却在包厢里找到了。”“不要给服务员打，你给顾家富打。”邹广生就给顾家富打电话，说是周书记找贾镇长。顾家富说贾镇长已经回来了，刚回来。邹广生挂了手机说：“果然在连山酒家，已经回来了。周书记，你们找他有事，我们就不开会了，我到村里去一趟。”周明勇问邹广生：“下来七个多月了，连山镇的情况基本熟悉了吧。”“差不多吧。周书记，我可是下来扎根的哟，没有在下面混两年就上去的思想。”周明勇瞅着邹广生，严肃地说：“没有这个思想就好，有这个思想的人，也不一定到时候就能上去，不如扎扎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些事情，让老百姓说我们几句好话。”周明勇问道，“你说说，这几个月来，你都做了些什么？”邹广生说：“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这七个月来，我首先进行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作，要求农民不要单一地种地，要因地制宜，广开门路，可以发展养殖业，可以种植经济作物，还可以培植果木林。今年有几个村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效果也不错。
我还在全镇实施山地旅游开发的工作，争取把连山镇建成一个具有独特山乡风貌的集镇，吸引城里的人到这里来游玩。比如今年六月我们搞了一个苦藤河漂流节，效果就很不错。当然，这个计划要想弄成气候，赚到很多的钱，没有十年八年搞不起来。所以我说，我准备在连山镇扎下根来，认认真真做点事情。”周明勇说：“今后，要立一个规矩，谁上谁不上，要看政绩，不能下来之前就许下愿，时间一到，就拍屁股走人。这样会对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说话的当儿，贾伟回来了。贾伟昨天晚上好像没有休息好，眼睛布满了血丝，脸面有些浮肿，样子显得十分的倦惫。他看了周明勇一眼，勾着头说：“周书记来了。”邹广生说：“贾镇长，周书记上午找你有事，我们的会就往后推一下吧。我下村去了，明天不回来，后天一定回来。”说着就出门去了。
贾伟怔了一阵，说：“周书记，到我的办公室去谈吧。”“也行。”两个人跟着贾伟来到他的办公室。马纪委对镇政府办公室秘书说：“今天周书记找你们贾镇长有事，有人来找贾镇长，你就说他不在。”过后就把办公室的门关了，说：“贾镇长，请你把手机关掉，免得影响我们谈话。”马纪委顿了顿，“你对周书记带我们到苦藤河乡来的目的肯定是知道的，我就不说了。今天周书记找你，是要你说一说有关苦藤河乡买地皮的事。当然，这次找你，和上次找你看连山镇政府的往来账是有区别的，这个我不说你也知道。”马纪委说了这么几句，就对周明勇说，“周书记，你说说吧。”周明勇五十来岁年纪，个子不高，脸面黝黑，喜欢剪个锅铲子平头，喜欢穿中山服，看上去他还像个在乡镇工作的干部，其实他在县纪委已经十年了。十年前，他和苦藤河乡的何奔一样，也是一名乡政府的纪检委员，由于在乡政府工作的那些年，做出了成绩，群众的口碑好，还协助县纪委很圆满地办了几个案子，就调到县纪委做纪检委员，三年后做县纪委副书记。前年做纪委书记后，又接连办了两个贪污案，在全县的震动特别大，他也被人们称作铁面书记。
周明勇看着贾伟，说：“我找你来，就是刚才马纪委说的那个意思。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可能会忘记，或者记不太清楚，需要一些时间回忆。你提出来，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些时间。
不过一般说，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忘记的，特别像你贾伟这样的人，对这样的事情不可能轻车熟路，也不可能不当一回事。那很可能是铭心刻骨的事情，我猜想，你一定记得十分清楚，或者还会记在什么本子上的。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今天把问题说清楚了，对你是有好处的。如果你不想对我说，愿意把它写出来交给我，也行。但是，机会只有这一次，你考虑好之后再做决定吧。”周明勇的话说得很轻，但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具有千斤的重量。周明勇这样说过，一双眼睛就盯着贾伟。贾伟的目光不敢和他的目光对视，额头开始冒出汗水，勾着头，像是在思考什么。
马纪委说：“贾镇长，你应该知道，自从苦藤河乡买了你们那块荒坡地之后，告状信就一直没有断过。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周书记不会亲自来办这个案子。昨天晚上周书记还对我和孙纪委说，你在连山镇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连山镇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你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你工作能力比较强，有开拓精神，人也年轻，还有发展前途，还可以为党为人民群众做很多的事情。周书记说一定要和你谈一谈，挽救一下你，不然真的就可惜了。你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要失去了机会，不然，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时，贾伟抬起头说：“周书记下来，我就知道周书记一定会找我的。这几天我的思想很乱，晚上睡不着觉，昨天晚上我眼睛都没有闭。我一直在考虑我该怎么办。刚才两位领导的话我都记下了，你们这是关心我，拯救我，我从心里感激周书记和马纪委。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我的问题，就听候县纪委处理吧。”
贾伟顿了顿，“在我们连山镇这样的偏远小镇，那一片荒坡地卖了六十五万的高价，的确很难让人相信。即便我们连山镇开发成旅游集镇，也不会有人愿意花那么高的价钱将那片荒坡地买下来，修什么吊脚木楼，做什么避暑山庄。但的确顾家富给了连山镇六十五万，我们也收到了六十五万元地皮钱，这是有账可查的。我记得这个价还不是我们连山镇提出来的，是顾家富自己说的价。只是，签了合同之后，顾主任又提出了一个条件，我们必须用这六十五万修一条通往火车站的水泥大道，这条水泥大道还必须由重庆的一个姓朱的包工头来修。顾家富说朱包工头是他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没有事做了，上百人的基建队连饭都吃不上了，想把这个工程揽下来挣个吃饭的钱。朱包工头为了把这个工程弄到手，给了我八千块钱的红包。我当时觉得花六十五万，修一条长不过一千米的水泥大道，造价的确太贵，但我还是同意了。说实话，这条大道我是计划很久了的，我们的沿河大道早就修好了，再修一条水泥大道通往火车站，与沿河大道相连，使连山镇的街道形成丁字形状，我们连山镇的集镇建设就初具规模了。可我们自己一时又拿不出钱来，这个规划一直实现不了。我想，权且就当那片荒坡地换了一条水泥大道吧。这样想想，就觉得十分合算的了，也就同意了。”贾伟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别人的贿赂，心里很害怕。的确，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记在笔记本上的，那八千块钱也没敢用，存在银行里的。明天取来交给县纪委。”周明勇说：“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有所觉察了，你自己把这件事说出来就好，我们在处理你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考虑你的态度的。主动交待和查出来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我还要问你，你知不知道那个姓朱的包工头和顾家富是什么关系？他们在买地皮和修水泥大道的工程上有什么交易没有？”“这我的确不知道。我知道的，已经全都说出来了。”“那个朱包工头现在在哪里做活？”“不知道，听说将顾家富的房子修好之后，就去县城修房子去了。”马纪委说：“我们查看了连山镇政府的账本，没有发现顾家兄弟和苦藤河乡企业办的会计出纳修房子给你们镇的屋场地皮钱。
你们那么一块荒坡地就卖了六十五万，而他们的房子都是修在镇子的黄金地带，你们能不要他们的地皮钱？”贾伟说：“你说这个事，我是有苦说不出口。说实话，用那么一块荒坡地换得一条水泥大道，的确连山镇是占了便宜的。可是，顾主任后来又提出要给他们一块修屋的地基，我当时是不同意的，只因为丁县长在一旁替他们说话，我就不好拒绝了。四块屋场地基加一起，我哪里赚到他们什么？那四块地皮现在卖出去，卖不到二十万也能卖十八万。”马纪委问：“昨天晚上怎么去连山酒家了，是顾家富叫你？”贾伟说：“周书记下来的这些日子，我们心里都紧张啊。”“商量怎么样把卖地皮的事说得更让人信服一些？”“顾主任让我别说朱包工头是他推荐的。”“放心，我们不会把你说的话在外面说，这是我们的纪律。”周明勇说，“贾伟同志，你今天的态度很好，我很满意。你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过去怎么工作，今后还怎么工作，甚至要更积极地工作。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政策，历来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再说，你收受贿赂的数目并不大，又是第一次，我们在处理你的问题的时候，会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的。”
马纪委说：“今后如果想起什么问题，或是知道了什么新的问题，要及时告诉我们。我们在苦藤河乡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周明勇和马纪委从连山镇出来的时候，已经中午了。马纪委说：“顾家兄弟在买地皮的问题上玩了两个圈套，这两个圈套都玩得特别的高明。买那块荒坡地愿意花大价钱，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修水泥大道的工程必须给那个姓朱的包工头，二是必须给他们四块屋场地基。这两个条件都是在买了地皮之后提出来，看起来好像和买地皮无关，而且也没有文字根据，但前提却是花六十五万买了一块荒坡地，而顾家兄弟又不怕贾伟不答应，因为有丁安仁在后面说话。这样一来，顾家兄弟得了好处，由你怎么查，账面上是无法查出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找到朱包工头，问题就解决了。”周明勇说：“朱包工头当然要找，但他不一定肯说。其实，四块屋场地基不给钱，这就是个问题。贾伟不是说了么，四块地基没收钱，原因就在那六十五万的荒坡地上面。”马纪委说：“朱包工头不敢说，是因为顾家好是乡长，在苦藤河乡有权有势，山不转水转，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又会在这地方来承包工程做活。要是听说顾家兄弟出了问题，他不一定不说。”“这些人只认权，认钱，不认人。顾家好出了问题，还有人在台上哩，他想说也不敢说啊。我说从别的地方寻找突破口，就是这个意思。”周明勇想了想，说，“你什么时候还是给城建局打个电话，要他们查一查，那个朱包工头是不是还在我们县里搞工程。如果还在我们县里，你回去找找朱包工头，如果能从那里把问题弄清楚，当然最好不过了。”“现在中午了，找不着人。下午打吧。”马纪委说，“你不是说要找苦藤河乡财税所刘所长谈谈么？如果他也像贾伟这样愿意和我们配合，那就好了。”
“我已经找刘所长几次了，不是不在家，就是说顾乡长找他有急事，匆匆走了。下午我再找找他。”两个人来到苦藤河码头的时候，看见金所长、孙纪委和邓启放几个人从河那边坐船过来。邓启放抱着他那死去的外甥女，上岸之后，孙纪委对周明勇说：“根据我们分析，小孩有可能是误食什么东西中毒死的，准备送到连山镇医院化验一下。”周明勇沉思一阵，交待说：“小孩的尸体暂时不要埋掉，要医生妥善保存一些日子再说。”金所长一旁说：“顾乡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一个私生子，化验不化验就那么回事，要我们赶快把她埋掉算了，那么张张扬扬做什么。”周明勇板着脸说：“看来我要给徐杰打个电话才行，叫他下来处理这件事情吧。”金所长连忙说：“我们按周书记的指示办就是。”这天下午两点半钟，周明勇突然接到常方思县长的电话，要他火速赶回县里去。如果没有火车，他让政府办派车来接。周明勇问有什么事，常方思说韦市长到西山县来了，说是他连着收到几封有关苦藤河乡的举报信，专门下来看一看的。周明勇觉得情况比较严重，说：“我马上赶回来。”挂了电话就问严卉下午有没有经过县城的火车。严卉说下午三点有一趟去成都的火车，“现在两点半了。你还要过河，只怕赶不上了。”周明勇再没说话，急匆匆地走了。
周明勇赶回县里的时候，已经下午五点多钟了。常方思和赵祥生都在办公室陪着韦市长等他。赵祥生不等周明勇落座，说：
“明勇同志回来了。韦市长，我们一块去吃饭。吃了饭，让明勇同志专门汇报苦藤河乡的情况。”韦市长摆手说：“别忙着吃饭，让明勇同志先说说苦藤河乡的情况吧。”常方思说：“明勇，你就先说说吧。韦市长是专门为苦藤河乡的事情下来的，韦市长对苦藤河乡的问题十分重视。”常方思的话没说完，韦市长就又把话接了过去，口气严厉地说：“苦藤河乡是怎么回事嘛！开始是老百姓闹事，把乡政府的围墙推倒了；后来是老百姓联名告乡政府领导的状，还把告状信送到杨书记那里去了；现在还是老百姓告状，把告状信寄到我那里，还在信封上写着十万火急的话，但不是告乡政府的领导，而是告你们县纪委的几个人，告你周明勇，说你周明勇的屁股坐歪了，偏听偏信一部分落后群众的话。你给我说说，这中间到底是些什么问题，你的屁股是不是真的坐歪了？”常方思说：“安仁同志也对我说几次了，说纪委把苦藤河乡的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明勇同志，苦藤河乡的问题我没有过问，知道的也就不多，我是想，我们千万不能把工作上的失误和贪污腐败混为一团。如果将工作上的失误上纲上线地去弄，会让他们心寒的，那样的话，谁还敢在基层工作。比如苦藤河乡买地皮的事，按安仁同志对我说的，当然是工作上的失误嘛，虽说这种失误造成的损失的确是大了些，老百姓的钱来得不容易，但如果为了平息民愤，把决策上的失误追究到某一个人的头上，要某一个人去承担责任，是不恰当的。安仁同志上午还对我说，买地皮的时候他正在苦藤河乡扶贫，当时他也是同意的，目的还是想赚几个钱，却不曾料到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要追查责任的话，他也该负责任的。”常方思又说，“不过，周书记去苦藤河乡办案，赵书记和我都同意了的，赵书记还亲自到苦藤河乡去了一趟。不管怎么说，群众的意见大了，我们过问一下，查一查也是应该的，给群众一个答复才行。”
韦市长说：“我下来的时候，杨书记对我说，苦藤河乡再不能出现不稳定因素，如果有不稳定的苗头，你们几个得提前做好工作，要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萌芽阶段。我给你们提供一个信息，我接到的告状信上写得明明白白，如果市政府对苦藤河乡的问题不闻不问，他们就要去省里找省长去。这些话虽是带有一些威胁的口气，但不能肯定他们就不去省里嘛。上次苦藤河乡的两个女人不就跑到市委找杨书记去了么？”周明勇的眉头一直紧皱着，许久，他说：“从八月二十七号我和祥生同志一块去苦藤河乡，我已经在苦藤河乡呆了八天时间了。这八天中，开始的两天是和祥生同志一块走访了两个村，和许多农民群众都有接触，还召开了一个全乡干部职工大会，一个村主任以上的干部会议。祥生同志在会上宣布苦藤河乡立即停止一切不合理的收费，谁要是再敢将手伸向农民群众，将从严惩处。据下村去了解情况的干部说，农民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人高兴地举着手高喊赵书记万岁呢。祥生同志回来之后，县纪委的马纪委和孙纪委下去开始着手处理苦藤河乡的问题。这几天的时间里，我又召开了全乡各村主要干部会议，和乡政府的几个主要领导谈了话，找连山镇的贾镇长也谈了话，还走访了几个村支书，广泛听取了大家的意见。马纪委和孙纪委则查看核实了四年前苦藤河乡买连山镇那块荒坡地的收付款凭证，从账面上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今天连山镇贾镇长已经承认重庆一个姓朱的基建包工头给他送了八千块钱，朱包工头给他送钱的目的，就与苦藤河乡买的那块荒坡地有关。我们的清查工作终于找到了突破口。我的感觉，苦藤河乡的问题比较严重，可能还会牵涉到县里的个别领导。
作为纪委书记，我要对我们的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为人民群众伸张正义，决不能容忍腐败的毒瘤侵害我们党的机体，决不能容忍我们干部队伍中的一些人，利用手中的职权，欺压群众，鱼肉百姓，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损害我们党的形象，还请韦市长理解我，支持我，让我把苦藤河乡的问题查清楚，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待。”周明勇顿了顿，“苦藤河乡的问题，还有它的典型性和特殊性。过去，我们反腐败只是把眼睛盯着城市机关，盯着那些容易发生贪污腐败案件的金融机构、重要职权部门，以及一些效益较好的厂矿企业，忽略了广大的农村，特别是那些偏远落后的贫困乡镇，认为贫困落后的农村不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其实不然，即使是贫穷落后的农村，也决不是一块净土，也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贪污分子没什么可贪的，腐败分子没什么可腐败的。那些贪污腐败分子照样贪，照样腐败，他们拿着穷苦农民的血汗钱搞腐败，更让人切肤痛恨，更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祥生同志在苦藤河乡仅仅只有两天的时间，就已经看出了问题。不然，他不会那样斩钉截铁地宣布苦藤河乡立即停止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并说谁再要向农民群众伸手，他就拿谁开刀。其实，苦藤河乡还远远不止这些问题，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公仆，甚至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的原则和立场，致使苦藤河乡邪恶势力抬头，老百姓怨声载道。那天晚上我们睡在苦藤河乡政府，祥生同志对我说，他像坐在火山口一样。这几天，我是越来越感到忧虑和不安。苦藤河乡有这样的问题，其他的乡镇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西山县是农业县，如果再有几个乡镇也和苦藤河乡一样，那我们西山县是非出问题不可的。”周明勇的话一字一句都让人震惊，听得出他是决心要把苦藤河乡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才会罢休的。
韦市长说：“从一个镇长那里查出了八千块钱，就能证明别的人也受贿了？明勇同志，你的责任是办案，是打击贪污腐败分子。对你来说，查出的案子越大越好，抓出的腐败分子越多越好，别的工作你都可以不管。作为市长，作为县长，就不行了。
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好过要管，社会稳不稳定要管，下面基层工作的同志有没有思想问题、是不是背上思想包袱了也要管。现在西部大开发的工作已经搞得如火如荼，周边兄弟市县都在借这股东风抓工程，抓项目。你们县已经落在形势后面去了。听说那个苦藤河乡是你们县的贫困乡，老百姓的温饱都还没有完全解决，你们背着这个贫困乡的包袱，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听说这次你们咬着牙给了他们一百三十万，让他们修座桥解决过河的问题。可被你这么一弄，修桥的工作放下来不说，大家都去搞窝里斗，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告到县里，告到市里，省里，甚至还有人扬言要往中央告，这还了得，我们还有安宁的日子过么？我看苦藤河乡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决不能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韦市长这样说过就问赵祥生，“祥生同志，你的意见呢？”一直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赵祥生说：“我前几天和明勇同志一块走访了苦藤河乡的几个村，那里的情况非常复杂，农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老百姓对乡政府的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见比较大，原因是乡政府存在严重的乱收费现象。我临走的时候，就宣布了一条，要乡政府立即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减轻农民的负担。明勇同志，他们落实了没有？”“已经开过会了。”周明勇说，“取消乱收费的问题好解决。
苦藤河乡的群众提出的其他问题，还得一个一个查证落实才行。半途而废，苦藤河乡的群众不会答应。”赵祥生对韦市长说：“关于苦藤河乡的问题，我们都十分的慎重，开了几次常委会，才定下来。正因为怕出问题，才决定由明勇同志亲自带人去办。明勇同志，我看你再下去的话，要注意这么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广泛地团结苦藤河乡的干部职工，不要让他们引起什么误会；二是要抓紧时间，争取尽快把苦藤河乡的问题处理好。时间不能拖得太久，那样会影响其他的工作。
韦市长，你看呢？”“既然赵书记这么说，那就按你说的办吧。你们三位都在这里，我可要交待你们一声，稳定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你们千万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使我们西岭市出现不安定因素。所以，我希望你们三五天之内把苦藤河乡的问题解决好。”赵祥生问周明勇道：“如果几天之内解决问题有困难，周书记你看是不是先弄几个人上来，他们就不可能在背后操蛋了，对你们办案可能有好处。”周明勇斩钉截铁地说：“他们再操蛋也翻不了天。现在我还没有掌握他们的铁证，还不准备动他们，但我会很快把这个案子弄清楚的。”常方思说：“就按韦市长的指示办吧。明勇同志，你下去之后，将能弄清楚的事情尽快地弄清楚，群众没有根据的怀疑，暂时放下来。我们还要将那些身处贫困状况下的部分群众，对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怨恨情绪考虑进去。俗话说，穷人火气大嘛，他们没吃没穿，日子过得苦，河这边连山镇的老百姓日子却比他们过得好，他们能没看见么，可他们连过河都不方便，还发生淹死人的事情，对乡政府的领导有怨言、有意见都是正常的。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些问题。”常方思说话的当儿，周明勇的手机响了，是马纪委打来的，说邓美玉的私生女儿的死因已经查明，是中毒死的，从她的胃里化验出一种有毒的氰化物，这种有毒物质老鼠药里面含有。周明勇的脸面一下冷峻下来，大声指示说：“你们一定要把尸体保护好。我这就给公安局徐杰打电话，让他们马上派人下来查这个案子。”常方思着急地说：“你看你看，又出事了吧。”赵祥生一旁也急着问：“谁死了，怎么死的？”周明勇一拳砸在办公桌上，疾恶如仇地说：“不把苦藤河乡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我这个纪委书记就不当了。”过后，周明勇对赵祥生说，“竹山垭村那个残疾女人的私生女儿中毒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