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得刘宏业晚上连觉都睡不着，他想调离这个穷乡，到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乡镇去工作，可他没有门路可走。有时他真的不想做这个乡干部了，干脆回家种地去算了。这个时候，苦藤河乡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顾家好要他兼做乡企业办的会计，管两个厂子的账。乡企业办每月给他三十块钱的补助。他当然高兴，苦是苦点，晚上要加班做账，可三十块钱对他来说，也能解决许多问题呀。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顾家富隔上一两个月，就要他打一张条，领一百块钱，说是他晚上做账的加班费。做木材加工厂厂长的匡兴义和做石灰厂厂长的宁占才还经常请他吃饭喝酒。他从心里感激顾家好，是他照顾他这样一个好差事，让自己得到了实惠，解决了很多困难。特别是那一年，他的老婆风风火火来到乡政府找他，说是修房子欠下的钱人家上门讨几次了，这次还限定了时间，不还钱人家就要拆他们家的房子，急得刘宏业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到哪里去借这么一笔钱还账？这时，顾家好来了，问他欠人家多少钱。他说三千。“打个条，在乡企业办拿三千，把账还了，以后再慢慢还乡企业办吧。”那天，刘宏业真的差点给顾家好下跪磕头了。他和他的农村婆娘都流着眼泪说，顾乡长的恩情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顾乡长就是我的父亲，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我别做什么，我是绝不会做的。”
只是，过不了半年，刘宏业就感到十分的不安起来，木材加工厂从各村收上来的上千个立方的木材，明明卖掉了几百个立方，人家把钱也付清了，匡兴义却说五月涨端阳水夜里流失了多少多少个立方，要刘宏业做假账，卖掉的木材也成了流失的木材了，十多万块钱一下就从账上消失了。宁占才也一样，烧出的石灰运到河那边卖给连山镇搞基建，一百吨说成五十吨，连这五十吨的钱他们也不如数交来，交的是一沓喝酒吃饭的发票。顾家富、匡兴义和宁占才几个人去县城嫖娼被抓了，罚款的上万元他们也要拿来报。那时，丁安仁还是县农业局局长，他想建私房，顾家富就将最好的木材给他送了两大车，修房子的工钱、买钢筋水泥的钱也都由乡企业办给包了。这些钱，有的是用假发票在刘宏业这里报的账，有的则是报的损失。比如涨水流失木材呀，石灰窑塌荒呀，运到河那边的石灰被偷走了呀，甚至上面来人请客吃饭也是吃少报多，仅请客吃饭这一项，一年下来就四十多万。顾家好和乡企业办匡兴义、宁占才三个人的加班费、奖金和一些巧立名目的补助，就领去了二十万。只有一年时间，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就办不下去了。县农业银行的三十万贷款没有还，九个村的木材款没有付，还有各村村民的工资钱也没有付。刘宏业自己是穷苦出身，每次下村去，看到农民过的那种艰难的日子，看到农民给木材加工厂搬运木材的艰辛，看到农民给石灰厂做活的劳累，他就想起顾家富和匡兴义他们吃喝嫖赌的情景，他的心里就格外地难受，格外地害怕。他就想，如果这些吃红薯饭、穿补巴衣服的农民，知道自己辛辛苦苦从大山里砍伐下来的木材卖得的钱，饿着肚子在石灰窑做苦活，烧出石灰卖得的钱，被他们拿去嫖了，赌了，送人了，私分了，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十分愤怒地到乡政府来找他们算账？会不会活活将那三个家伙打死，将乡政府烧掉？他还想，自己虽然没有和他们一块吃喝嫖赌，也只是拿了企业办八千块钱，和顾家富他们比，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但自己是正规学校培养出来的会计，会计有会计法，做假账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他向顾家好汇报过，说过自己的担心，但顾客好并没当回事，说如今外面谁不这样，我们和他们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你把账做平就是，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刘宏业还是很害怕，做起账来浑身就发凉，手心就冒冷汗。两个厂子垮掉之后，匡兴义和宁占才就都被安排到企业办来了。匡兴义做会计，宁占才做出纳。顾家好十分严肃地找刘宏业谈了一次话，要他将企业办的账本移交给匡兴义。顾家富还封了一个五百元钱的红包给他，对他一年多时间来的工作表示感谢。当时刘宏业毫不犹豫地将企业办所有的账本原件都复印了一份保存下来，他知道这些账本移交给匡兴义，他会把它毁掉的。他粗略地做过计算，两个厂的资金往来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仅九个村送来的木材卖出去得的钱，就有六十多万，卖石灰得的钱有八万多，加上三十万贷款，除了买回几台不能用的旧机器，上交一些利税，以及一些正当的开支，大部分钱就这样一笔勾销了。那真的是天理不容呀。也许是复印时，账本有的地方留下了折叠的痕迹，顾家富一直怀疑他把账本复印了。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由于自己把复印的事透露给莫胡子，莫胡子又失口透露给了张有财。顾家富一口咬定他留有复印件的原因，就是张有财将消息透给他的。
如果不把复印件交给他们，他们会对自己下毒手的。刘宏业这样想。可是，真要将复印件给了他们，周书记他们就无法查清这两个厂子的账了，顾家兄弟和匡兴义、宁占才他们也就可以逍遥法外了。还有那个丁县长，沾了，贪了，嫖了，还要一步一步地往上升官呀。
刘宏业心里矛盾极了，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县委赵书记和县纪委周书记他们离开竹山垭村之后，全安的心里就好像踏实了许多。从周书记的话语里，他知道这个铁面书记已经下了要彻底清查苦藤河乡的问题的决心。昨天，莫胡子又来到他家里。莫胡子是根据周书记的指示，一个村一个村地收集群众的意见，然后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带回去向周书记汇报。两人谈了很久，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觉得自己和莫胡子几个人这么多年来的斗争就要胜利了。顾家兄弟会落个什么下场，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见分晓了，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顾家兄弟的欺压了。即便是胳膊上还吊着一块脏兮兮的纱布，即便是脑壳上被砖头砸的鸡蛋大的一个包还没有消，想到高兴处，他就轻轻地哼起山歌来。这个时候，他的婆娘就会没头没脸地骂他。婆娘这些日子可真是气得血奔心了，顾家富把她的两只母乌麂山羊杀了，价钱比世面上便宜不说，还没到手一文钱呀，只是一张白纸条摆在那里。其他的山羊在乡政府关几天，活活地被饿瘦了一大圈。前天她从乡政府把山羊赶回来，心疼得直掉眼泪，咒骂这些乡里的干部心肝黑了呀，没一点血了呀。
“全安，你高兴什么，脑壳被砖头砸了，胳膊被弯刀砍了，你还扯起鸭公腔唱得起山歌，你晓得不晓得，我见不得你。”婆娘骂起男人来脚还在地上蹬，那张苍老的脸上全是怒火。
全安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见不得我，我不让你看见不就是了。”说着，抬着一只胳膊出门去了。
全安来到邓启放家里。这天邓启放和全金来刚刚把他的老娘从医院抬回来，老人的病其实还没痊愈，老人是心疼儿子和女婿的钱呀。全安问了老人几句，又说了些宽慰的话，就对邓启放说：“周书记留在苦藤河乡不走了，我们只怕还要使一把劲才行。”邓启放说：“不用再使劲，周书记只要把我写的那些东西全部落实了，顾家兄弟也会去农场挑三五年大粪桶，那个姓丁的副县长也逃不脱丢掉乌纱帽的命运。周书记只要不官官相护，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丁副县长还会和顾家兄弟一样去农场挑几年大粪桶的。”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一旁说：“那天我在市委杨书记那里，把苦藤河乡的情况说给他听，说着说着我就哭起来了。我看见杨书记的眼里也有些发湿，牙巴骨咬得格格地响，拿起电话把我们县里的那个书记骂了一顿，说他过几天就来西山县，不把苦藤河乡的问题解决好，他就撤他的职。周书记不认真把我家美玉的事弄清楚，我还去找杨书记。那天他派车送我们去火车站的时候已经说了，苦藤河乡的问题没解决，叫我们还去找他。我现在认得他了，他办公的地方也找的到了，只要坐五个小时的火车，找杨书记容易得很。”这时，邓启放的母亲从袋子里取出一个苹果递给全安，说：“前天，顾主任他女人到医院看望我，还给我买了许多东西。这苹果就是她买的。我不要，她硬是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想起我苦命的女儿来，我真的能吃下她男人身上的肉，喝得下她男人身上的血。人啦，就这样，他女人去看望我，我的心又软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儿呀，只要人家不再欺负我们了，该让人时还要让人啊。”老女人这么说过，就站在门口对美玉住的那边房子喊她的外孙女。
一会儿，邓美玉的私生女儿就跑过来了，一边跑还一边问：
“奶奶你的病好了吗？你去住医院，我和我娘好想你呀。”小女孩出生时不足月。生下来后的四年多时间里，有时连红薯饭都吃不饱，就别说像城里的孩子那样喝牛奶、吃营养补品了。女孩长得十分的矮小瘦弱，那张纸一样白的脸，继承了母亲美玉那张脸面的秀美与妩媚，让人看了生出几多的怜爱。由于长年被美玉关在房子里，很少出门，生性胆怯，看见全安也坐在那里，就扑进了外婆的怀里再不敢说话了。
“我的小乖乖，外婆给你带好吃的回来了。”说着，老人从房里拿出几个苹果和一袋旺旺饼干，“拿回去吃吧，攒着吃，别一餐吃完了啊。”小女孩拿着外婆给的糖果，高兴地跑回自己家里去了。
全安目光怔怔地看着小女孩的背影，他的心里像有一把尖刀在剜。邓美玉的不幸遭遇，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小女孩的出生，给邓家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老女人长年眼泪洗面，邓美玉寻死觅活。小女孩由于她母亲无力抚养，从来不曾享受到通常小孩应该得到的疼爱和欢乐。她得到的只是别的小孩不敢想象的歧视和鄙夷，苦难和饥饿。而她的舅父邓启放的心里除了对亲妹和可怜的小外甥女的怜爱，就是对欺负他亲妹的仇人的刻骨的仇恨。全安做村支书二十多年了，在竹山垭村甚至苦藤河乡，他也算得一言九鼎的角色。他在群众中的威信是靠他公正直率的性格，肯替群众办事树立起来的，作为这个村的领导，他也和邓家一样为邓美玉的遭遇感到无比的气愤。他和莫胡子几个村支书一块和顾家好拍过桌子，甩过凳子，还联名写过状纸，但都无济于事。今天，时机终于来了，该是解决邓美玉的问题的时候了。
“启放，你妹的遭遇，我们要认真地写一份材料交给周书记，你妹的人品我清楚，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她说的话不会有假，她的私生女儿不是外面人说的那样，是找不着父亲的孩子。可以肯定，你家美玉就是那天喝酒之后遭人强暴的。那天和她一起喝酒的就四个人，几个人又轮番地劝她喝酒，这里面就隐藏着阴谋。
如今小女孩又长的这个样子，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嘛！只要周书记认真审问那天喝酒的几个人，就不怕他们不说出来。我说，不管害你妹的人是谁，不管他的职务有多高，都要周书记给查个水落石出，绳之以法。”邓启放说：“只要周书记敢黑下脸来查我妹的案子，我愿意卖掉房子，给我外甥女儿凑钱去上海做亲子鉴定。”一旁邓启放的老母亲早已泣不成声了，“我的儿，你老娘七十多岁了啊，住不了几年了，你妹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还有我那可怜的小外孙女，还不知道能够长大成人嘛。那个可恶的畜牲，那个遭千刀剐遭枪子儿穿心的畜牲，什么时候查出来了，我要他跪在我女儿面前磕头，跪在我外孙女面前磕头。我要把他的骨头拿来煎水喝也不解恨啊。”
全安劝了一阵老人，才又对邓启放说：“昨天，莫胡子到我家来了，他和何委员刘所长一块被抽去给周书记帮忙，他负责和各村联系。我们一块商量过了，第一是要将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全部汇报给周书记听，请他把苦藤河乡的问题彻底弄清楚，解决好。第二，管好自己村里的人。昨天，茅山冲村就有一些人冒充大岩村和我们村的人，到乡政府吵闹，说是他们的集资款没有退，要周书记给他们退集资款。周书记他们到苦藤河乡来，顾家兄弟已经感到他们快要完蛋了，他们肯定会在后面使坏，拉拢一些落后群众给周书记发难，阻挠周书记他们办案。我们要过细地给群众做好工作，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第三，不管查案子也好，别的什么事也好，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大事，这就是修好苦藤河大桥。前几天我和莫胡子刘支书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并且把我们商量的情况对其他几个村支书也通了气。明天我想开个全村群众大会，也算是个动员大会吧，把我们苦藤河乡眼下的情况说给大家听一听，要大家抓紧时间，搞好秋收秋种工作，赶在九月十号以前，把家里的事情全部做清场。九月十号全乡各村都要抽出一部分青壮男劳力去石灰场烧石灰，去岩石场劈石头，做修大桥的准备工作。我们还是要求李书记不要更改十月初动工修建苦藤河大桥的计划，到那个时候，我们村的所有劳动力就要全力以赴支持修建大桥了。该投的义务工，我们一个都不能少，该支持物资的，要积极地支持物资。比如像搭支架的木材，用钱买不合算，就要靠各村凑。到时候我们还要在全乡搞一个投工投劳比赛活动。我们乡穷，大家都拿不出多少钱，但我们有劳动力，力气长在自己身上，白天做累了，晚上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就又好了。劳动力投入多，就可以节约出资金办别的事，苦藤河大桥就会修成高质量的大桥。我和莫胡子商量，想请你给我们写一个告全乡人民书，把我刚才说的意思写进去，要让全乡的老百姓都做好修桥的准备。”邓启放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倡议书。”“就是这个意思。莫胡子到里面几个村里去了，可能三五天就出来。这几天你把这个倡议书写好，他出来之后我们还要商量一下，再和其他几个村通通气。离九月十号就几天时间了，离十月一日也就二十几天了，时间还很紧的呀。”“没问题，这几天我坐在家里写这两个材料，秋收秋种的事让如华去做。”全安说：“我去对村主任说一声，我们几个村干部各人帮你做几天活吧。”莫如华说：“不用的，犁田耙地我都能做，还有二十多天时间，几亩荞麦，几亩油菜，我还是种得下去的，让启放安安心心给你们写那材料吧。”莫如华脸面流露出一种惭愧的神色，“全支书，那天我也是急得没主张了，对你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你别见怪哟。其实，你和我哥这些村干部，为我们做了不少的好事，我们都记在心里的。要是没有你给我出主意，让我躲过顾家兄弟，偷偷去市里找杨书记，我家启放至今可能还被关在县公安局不会出来，弄不好还会判他一年两年刑。”邓启放的老娘就又哭泣起来：“全支书，你是好人。我家美玉的事，就数你最关心。我家启放脾气差，把你的胳膊砍了一刀，你也没有怪罪他，今天又来说美玉的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你这个情了。什么时候大桥动工了，我也去做义务工。我是七十岁的人了，做不了什么，给大家烧水烧茶总要人的吧。”全安说：“你别说那个情不情的，乡亲乡邻，谁没有为难事，大家都相帮着嘛。大桥开工的时候，你去给大家烧茶烧水，这个我们欢迎。我们还要把你当做典型向大家宣传。我们都要有个思想准备，修苦藤河大桥，不流几身汗，不脱几层皮，是修不起来的。”周明勇和马纪委、孙纪委三个人看了两天苦藤河乡政府的财务往来账，也等了两天，调到县农业局去的那个原连山镇政府的会计还没有下来。
“这边账上手续齐全，看不出什么破绽。”“苦藤河乡付给连山镇多少钱？”“六十五万。贾镇长不是也说是六十五万么。”“连山镇那边有手续在这里？”“有合同。公章私章都齐全。”“前天我和赵书记去看了那块他们买下的荒坡地，只有得了精神病的人才会拿六十五万去买那么一片埋死人的乱坟岗子。”周明勇气愤地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怎么能不告状？他们的钱是卖猪卖鸡卖粮得来的，是从口角角里攒下来的，是他们的汗水钱，他们拿着这钱买下那么一片荒地，他们怎么不心痛？我说苦藤河乡的群众没把他们的皮扒下来就很对得起他们了。”周明勇这么说过，就给县农业局局长打电话，“我是周明勇，我现在在苦藤河乡办案。你马上通知从连山镇调到你们局的那个姓伍的会计到连山镇来一趟。我找他有重要事情。前天就给他打电话了，怎么还没下来？你告诉他，再不下来，请他考虑后果。”马纪委说：“从账面上看，除了接待费高得吓人，别的什么问题还没有发现。刘宏业的账也做得很清楚，很规范。”
“看一下账就发现了问题，就用不着我们这么张张扬扬下来查了。过去我们查的案子，哪一件不是经过多少个回合，反反复复地寻找线索，寻找破绽，打开缺口，才将案子拿下来。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他们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越来越隐蔽了。我们查那块地皮的问题，就要同时考虑顾家兄弟的搬迁的事，还有顾家富在河那边火车站旁边修三层楼房的事。这些问题应该连在一起分析。我认为，买地皮和顾家兄弟搬迁肯定有牵连。你们想想看，他顾家好有能力把房子搬迁到河那边去么？又是在火车站旁边的黄金地带，光买那地皮就要多少钱。在那边半山坡上买的地皮一亩也要五万多呀。还有顾家富，修三层楼的砖房，没有二十万能修得好？”周明勇顿了顿，“把这个问题拿下来之后，就查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的问题。查这两个厂子的账可能更难一些，因为有几年时间了，但一定要查。听群众反映，光木材加工厂收来各村的木材就有一千三百多个立方，价值六七十万元。石灰厂烧出的石灰也运过河去卖掉了很多，还有农业银行贷的那三十万元贷款，这些钱加一块，可是个不小的数目。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苦藤河乡老百姓的血汗呀。再一个问题，就是竹山垭村一个名叫邓美玉的私生女儿的问题，我原本是不想过问这个问题的。一个三陪女生一个私生子，有什么好查的？但是，我和赵书记到她家里一看，我的心就软了。这个年轻女子说她从来没有陪男人睡过，她是被人灌醉之后遭人强暴怀孕的。在去县城做流产手术的路上，她跳火车自杀，人没死，双脚却被火车碾断了，如今靠她七十岁的老娘养活。这个问题出在顾家好他弟弟顾家富的酒家，以前就那样不了了之了。要查一查，看看这个私生女的父亲是谁，如果真像邓美玉所说，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孙纪委说：“这两天我听到一些反映，对我们让何奔和莫胡子参加调查组意见很大，说我们一下来就压一派扶一派，说不定又会有人告状的。”周明勇说：“你听说的这些我也听说了，顾乡长就当面对我说过。我们不是把茅山冲村的张支书也弄到专案组协助我们工作来了么？这可是顾乡长推荐的。我们不要被这些话分散了注意力，要抓紧时间，去调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马纪委突然像想起了什么，说：“这两天我觉得刘所长的神态有些不正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话吞吞吐吐，走路也是一副很吃力的样子，我们问他一些事情，他总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一问三不知。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周明勇想了想，说：“他是不是有思想包袱，或是有人在背后左右他。什么时候抽个时间，我找他谈一谈，了解一下他的思想情况。”这时，严卉来问他们开水喝完了没有，要不要打瓶开水来。
周明勇说：“不用了，开水还没喝完。”严卉却不走，给他们的杯子里倒了一些开水，没话找话地说：“我们苦藤河乡太复杂了。”周明勇说：“有些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是人为地弄复杂了。”“是那些告状的人把问题搞复杂了。他们无事说成有事，小事说成大事，有的事还无限地上纲上线，问题怎么不复杂？”严卉看了周明勇一眼，做出一副胆怯的样子，“周书记，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说。”“说吧。”周明勇面无表情地说。
“这几天，我听到一些人议论，说周书记一到苦藤河乡，就把屁股坐歪了，他们也要向上面告状哩。”“怪了，刚才我们还说这个事的。”周明勇冷冷地看了严卉一眼，说，“好啊，你刚才还说苦藤河乡的问题并不复杂，是人为地弄复杂了。我还真想看看他们怎样把水搅浑起来，阻止我们办苦藤河乡的案子。不过，这样做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严卉说：“周书记说的这话我懂了。不过，我好像听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像是说谬误说上三遍也成真理了。”马纪委一旁笑说：“所以就有人异想天开，把自己的错误，甚至是犯罪，也说成是国家的大气候造成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交下的学费。”严卉有些尴尬：“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把我听到的说给周书记听，也是我做办公室工作的职责啊。”孙纪委一旁说：“以后听到什么话，还请及时告诉我们，包括骂我们的话都要对我们说，知道么？”严卉说：“有些话我实在不敢说，怕你们批评我。”马纪委和孙纪委都同时看着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一下来就听说了，这个漂亮的农村姑娘用自己年轻的身子，先是换了个服务员做，后来又换了个乡政府的招聘秘书。她还想把秘书前面那两个招聘的字眼去掉，就只有紧紧地抱住丁安仁和顾家好的大腿不放了，对他们的话也只有言听计从了。他们对站在面前的这个容颜十分漂亮的姑娘，除了从心里感到一种厌恶，便是一丝隐隐的同情了。
“说吧，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会正确对待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值得改正的地方，我们一定会注意，会改正的。”“有人担心，苦藤河乡这一弄，工作没人干了，吃亏的还是农民自己。”“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呢？”“我怕说出来你们会误认为是不欢迎你们到苦藤河乡来。”“我们纪委的人去哪里，的确是有人欢迎有人不欢迎，这我们见的多了。不过，我们已经下来了，就做好了不受欢迎甚至会有人要赶我们走的准备。刚才你说的那些担心，我认为都是多余的。我倒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纪委办过案的地方，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这个地方的工作也好搞多了。严秘书，还有什么要说的么，如果没有，就走吧，我们正在商量工作。”“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在开会。”严卉说着悻悻地出门了。
马纪委不等严卉下楼去，就站起身把门给关了：“我们住在这里，时时都受着他们的监视。”孙纪委说：“可以肯定，严卉还站在外面偷听。”说着过去把门一下拉开，果然严卉站在门外的转角处。看见孙纪委开门，才慌慌张张地往楼下去了。
“这个女人，又可恨，又可怜，她陷进顾家兄弟的泥淖中已经很深了。”“办公室有这样一个女人，还真不知道李冬明的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李冬明在这里七个多月，其实他根本就没弄清楚苦藤河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明天你们去连山镇，那个姓伍的会计可能会下来。我明天去找刘所长谈。”周明勇说。
第二天早晨，马纪委和孙纪委洗过脸，就到连山镇去了。周明勇准备去找刘宏业，这时，常县长从县政府打来电话，说是有人向他反映，说县纪委专案组到苦藤河乡之后，就把乡政府的干部职工分成了两派，将绝大多数干部排挤在一边，只依靠极少数的几个干部，“老周啊，这样会影响大多数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的，你们走了之后，苦藤河乡的工作谁来做？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太穷了，太苦了。你们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给他们撑腰，给他们解决问题，给他们生存的勇气和希望。可不能因为你们在那里走一趟，让那里的问题更多，更复杂，那样的话，老百姓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周明勇心想，昨晚上严卉说的话还真不假啊，问道：“常县长，还有什么吗？”“这还不够么。明勇同志，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很不容易，他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他们即使有什么过错，甚至是严重的过错，我们也要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把他们逼得也往省里写告状信啊。”周明勇就不做声了。这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明勇同志，我是支持你查苦藤河乡的案子的。前几天赵书记还和我谈起苦藤河乡的问题，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那么穷，乡政府竟敢拿着大家凑起来的血汗钱丢在一块乱坟岗子上，还说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交下的学费，真是岂有此理，天下有这样交学费的先例吗？这个问题一定要查，该谁承担责任，谁就得承担责任。该处理谁，就要处理谁，没有原谅的余地，不然今后群众还信得过我们么？我们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再一个就是乱收费的问题，赵书记在那里已经做了处理，我完全支持他的处理意见。但是，你们千万要注意工作方法，不能说苦藤河乡有了问题，全乡的干部职工就都成坏人了。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只有依靠大多数干部职工和你们一道工作，才能把苦藤河乡的问题处理好。”周明勇心想，一定是丁安仁站在旁边要你打的电话吧。不然，你转了那么大一个弯，说了那么多责备我的话，到头来意思还是一个，支持我周明勇把苦藤河乡的案子查下去，查出结果之后还要严肃处理。于是周明勇说：“常县长你放心，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决不会让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从我的手中溜掉的。
他们敢向农民兄弟伸手，敢把农民手中的血汗钱往自己口袋里装，我就要叫他们尝尝蹲牢房的滋味。”周明勇接完电话，就去找刘宏业。刘宏业却不在，严卉说他过河去了：“周书记你找他有事？”“也没有什么事。”周明勇不想和严卉多说话，出门去了。
乡下工作的同志都知道，乡政府和城里不同，上下班不按钟点。就像苦藤河乡，上下班以挂在食堂门前房梁上那半截犁头的响声为标准。乡政府只吃两餐，不吃中饭，早饭吃得迟，晚饭吃得早。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厨房师傅将房梁上那半截犁头敲响，人们就去食堂吃早饭，吃过早饭，各人就去做各人的事。晚饭吃的是流水席。一般情况在家的人下午四点钟就吃晚饭了，下村去的人就不行了，有的晚上六点钟回来，有的晚上八点钟才回来吃晚饭。周明勇看看手表，已经八点多了，厨房还没有动静，房梁上那截犁头还静悄悄地挂在那里，就往外面走去。下来几天了，他还没认认真真打量过苦藤河乡政府是个什么模样。他跨过门前坪场由于围墙倒塌而散堆在地上的烂砖头，站在外面的半坡上，看着苦藤河从脚下流过，看着苦藤河那边连山镇一排排整齐的砖房、丁字形的水泥大街，再看看苦藤河乡沿河岸边那凌乱的村子，村子里那低矮破旧的木屋，和河那边比真的是天壤之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