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促使患者想遭受痛苦的性格特征是爱把自己的烦恼小题大做、添油加醋。实际上，患者有可能是出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动机去感受和表现那些痛苦。这可能是想求得关注和原谅；可能是潜意识地想利用他人的爱怜；可能是用来压抑愤恨的情绪。但鉴于患者的内心冲突，这么做是他可以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唯一办法。还有一点就是他常常把自己的痛苦归咎于一些不成立的缘由，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总是无缘无故地陷于痛苦之中。于是，他便会郁郁寡欢，把痛苦归咎于自己犯下的“过错”，而实际上他的痛苦是因为自己没能达到理想化形象。或者，当他与爱人分离时，他会感到十分茫然，虽然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爱得太深，而实际上，他的内心正四分五裂，他无法忍受独居的生活。最后一点，他可能会误解自己的情感，他实际上只是气急败坏，却会觉得自己正在饱受辛酸苦楚。比如，一个女人在恋人没能如约写信给她时便会认为自己是在受苦。但其实她是生气了，这是因为她想事事顺心如意，或是因为一丁点儿冷落都能使她恼羞成怒。在这个例子中，患者潜意识地选择了痛苦，而不愿承认自己的恼怒，以及引起这种恼怒情绪的神经症倾向。她还非常强调这种痛苦，因为它有助于掩盖患者在整个恋爱关系中的表里不一。在以上所有例子中，我们都不能说神经症患者想遭受痛苦。他所表现的，是一种对痛苦的潜意识伪装。
另一种更加具体的道德完整性受损表现是患者形成了潜意识的自大感。我在这里仍然是指患者认为自己有那些其实并不具备的品质，或是远远高看了自己的某些品质，并因此在潜意识里对他人呼来唤去、不屑一顾。所有的神经症性自大都是潜意识的，因为患者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理要求。这里要区别的不是有意识的自大和潜意识的自大，而是要区别那些显而易见的自大和隐藏在过分谦虚和处处道歉下的自大。区别在于它们所带攻击性的大小，而不是自大程度的高低。一种情况是，个体会公然要求特权；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不主动给他特权，他便会伤心。在两种情况中都缺少的，是一种所谓的现实谦卑感，即承认——不仅是口头上的，也是真心的——人类所共有的和自己所独有的局限性和缺陷性。按照我的经验，所有病人都不愿想到或听到自己的不足，那些内心深处非常自大的患者尤其如此。他宁愿狠狠地责骂自己忽视了某些东西，也不愿承认“我才疏学浅”。他宁可斥责自己粗心大意或者游手好闲，也不愿承认人做事不可能总是卓有成效。自大最明确的标志是他自我指责的行为与因别人的批评或冷落而动怒的心理之间的明显矛盾。通常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密切的观察才能发掘出这种受伤的情感，因为过谦型的患者可能会将其压抑。但实际上他可能与那些公然自大的人一样不好伺候。他在批评别人时也不比他们温和。尽管他在表面上表现的是对他人的一种谦卑欣赏的态度，心中却暗暗地期望别人能像他一样完美，这就是说他对别人的真实个性缺乏真正的尊重。
还有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是立场不明和不可靠，不可靠的原因就是立场不明。神经症患者在决定自己的立场时很少参照某个人、某种观点或某种缘由的客观优点，而是看自己的情感需要而定。由于他的这些情感需要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的某种立场很容易被另一种立场取代。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许多神经症患者的思想随时会摇摆不定——可以说是潜意识地——会被更多的爱、声望、赞赏、权力或“自由”收买。这种情况可见于患者的所有人际关系中，无论是在处理他个人的人际关系，还是代表某个集体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都是如此。他们对于其他人常常没有自己的感受或看法。任何空穴来风的事也会改变他的看法。感到一点儿失望，或觉得受到了一点儿轻视，就足以使他与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断绝来往。遇到一点儿困难，他便会没了热情，变得垂头丧气。他会因为个人恩怨而改变自己的宗教、政治或者学术观点。他在私下聊天时可能还有点立场，但一旦权威人士或团体给了他一丁点儿压力，他便会让步——而且往往不知道自己何以会改变看法，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改变了看法。
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潜意识地避免明显的摇摆不定，他所采取的办法是先不表态，而是“骑墙”，以便随时做出任何一种选择。他可能会以实际情况的复杂为理由来把这种态度合理化，他也可能受制于一种强迫性的“公正感”。不必说，对公平正义的真正追求是非常可贵的，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的确会使人在很多场合难以表明立场。但是公正感也可以是理想化形象中的一个强迫性属性，而它会令人感到表明立场十分没有必要，同时还使个体觉得自己超脱了偏见，像个圣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倾向于不假思索地认为两种观点实际上并不矛盾，或者认为争辩的双方各有各的道理。这是一种虚假的客观态度，它阻碍了个体看清问题的本质。
在这一点上，不同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那些真正的超脱型患者身上有着最大程度的公正感，这些人避开了神经症竞争与依恋的旋涡，不会被“爱”或者野心轻易收买。另外，他们对生活的旁观者态度使他们在判断事物时有很强的客观性，但并不是每一个超脱型患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他可能非常不愿意争辩或担责，以至于在他心里也没有分明的看法，要么云里雾里，要么来者不拒，别人说啥就是啥，没有自己的想法。
攻击型患者似乎推翻了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通常难以有自己立场的断言。尤其是如果他喜欢固执己见，他便似乎格外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看法，有能力捍卫和坚持这种看法。但是他们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带有欺骗性的。当他们观点明确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刚愎自用，而不是因为他确信。由于他们的这些观点也能够打消他心中的所有疑虑，因此它们往往带有教条性与狂热性。更何况，他经受不住权力和成功的**。他的可靠性也因为他对权力和名誉的渴求而受限。
神经症患者对责任心的态度十分令人不解，其中部分原因是“责任心”一词本身有多种含义。它可以是指尽职尽责地完成义务。按照这种意思来说，神经症患者是否尽责取决于他特定的性格结构，这在各种不同的神经症中有不同的表现。对于某些神经症患者而言，责任心可能指的是只要自己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也可能是支配他人的委婉说法。在有可能受到责备时去担责，或许只是一种恨自己不是理想化形象的情绪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与责任心相去甚远。
如果我们自己清楚担责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会明白，想让神经症患者承担责任，就算可能，也十分困难。它首先意味着就事论事地向自己和他人承认自己的目的、自己的言行是什么，并愿意对此承担后果。这与说谎和推诿恰恰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神经症患者担责实在太难了，因为通常情况下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主观上很喜欢这种不闻不问的状态。这就是他会经常通过否认、健忘、疏忽、找各种理由、感到被误解和困惑等手段逃避责任的原因。因为他总是喜欢推卸责任，所以他很容易认为出现的问题都是他的妻子、合伙人或者分析治疗师的责任。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使他不能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或者根本看不到自己行为的后果，那就是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基于这一点，他就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又不需要负责。而一旦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的后果，这种感觉便会土崩瓦解。还有最后一个因素，乍看似乎是思维上缺乏找出因果关系的能力。患者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他们从来就只想着过错与惩罚。几乎每一个患者都会认为分析治疗师是在责怪他，而实际上医生只是在努力使他面对自己的问题及其后果。在分析治疗之外的其他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像个犯人一样，总是被人怀疑和攻击，因此总是在为自己辩护。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心精神活动的外化。正如我们所知，这种被怀疑、被攻击的感觉来源于他自己的理想化形象。正是他的这种找茬与自卫的内心活动，再加上这种活动的外化，使他几乎不能在涉及自己的场合想出一种因果关系。但只要问题不涉及自己，他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就事论事。比如，如果街道由于下雨而变得湿答答的，他不会问这是谁的错，而是会接受这种因果联系。
此外，我们提到的承担责任，还包括能够挺身捍卫那些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且如果我们的行为或决定被证明是错误的，愿意去承担后果。但是，倘若个体被内心冲突分裂，这一点也很难做到。在那些相互冲突的倾向中，他到底应该或者说能够挺身捍卫哪一种呢？没有一种是他真正想要或者相信的。事实上，他只会挺身捍卫自己的理想化形象。然而，这不允许他出任何差池。因此，如果他的决定或行为出了乱子，他不得不弄虚作假，把恶果推给其他人。
通过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便能说明这个问题。某个团体的领导人极度地渴求无限的权力和声望。没有他，什么事都干不成，什么决定都做不了；他不愿把职责交给其他人，哪怕他们受过专门的训练，更擅长处理这些事务。在他的心目中，他无所不知。此外，他不希望别人觉得自己很重要或者变得很重要。他之所以没能达到对自己的期望，只是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但这个人不仅想支配他人，也想顺从他人，想做一个超级大好人。由于这些未解决的冲突，他身上便有了我们描述过的所有特征——怠惰、嗜睡、犹豫、拖沓，因此不能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并且由于他觉得守时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胁迫，所以他背地里总是喜欢让别人等他。此外，他还做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只是因为那样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最后，他还想做个顾家的人，而这又耗费了他不少时间和心思。所以，这个团体自然不能很好地运转；但由于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他反而会怪罪他人，或者埋怨条件不利。
我们再次试问，他能为自己人格中的哪一部分负责呢？为自己的支配倾向，还是顺从、讨好和谄媚的倾向？首先，这两种倾向的存在他都没有意识到。即使他意识到了这两种倾向，他也无法做到舍短取长，因为两者都是强迫性的。不仅如此，他的理想化形象让他只看到自身完美的优点和无限的能力，对别的则视而不见。因此，他无法对内心冲突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负责。那样做会清晰地暴露出他一心想掩饰、不让自己看到的东西。
通常来说，神经症患者尤其不愿意——潜意识地——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担责。哪怕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后果，他也视而不见。由于不能清除自己的内心冲突，他便执着地认为——也是潜意识地认为——自己是那样的无所不能，应当有能力应对它们。于是，他认为只有别人才会尝此苦果，自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他必须不断回避对因果关系法则的认识。如果他愿意面对这些因果关系，他便会得到巨大的收获。这些因果关系将确切地证明，他的生活体系出了问题，即使他具有潜意识的狡诈和欺瞒，他也丝毫改变不了我们精神生活的法则。精神世界的法则与生理性规律一样，都十分严格(4)。
事实上，他对责任心的问题不感兴趣。他只看到——或模糊地感觉到——它的消极面。他所忽视的是，由于自己没管这个问题，他挫败了自己对独立自主的炽热渴望，这一点他在后来才慢慢懂得。他希望能通过大胆地抛弃所有责任来实现自己的独立，而实际上一个人承担责任才是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为了避免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痛苦来源于内心冲突，神经症患者便会选择三种防御机制中的任意一种——更常见的是同时选择三种机制。在这一点上，他把外化作用用到了极致，他会把某种不幸归到所有事情上，无论是食物、气候、身体素质，还是父母、妻子或命运。或者，他会觉得既然自己没做错什么，不幸就不应该降临到自己头上。想到自己竟然会生病、变老、死亡、婚姻不幸、孩子不听话、工作业绩平平，他就会觉得不公。这种想法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有着双重的错误，因为它不仅使患者无法担负起自己应承担的那份责任，也使他无法考虑到自身之外的、影响自身生活的因素。不过，这种想法有它自己的逻辑。这是超脱型患者的典型思想，这种人完全只关注自己，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使他无法把自己看成长长铁链上的小小一环。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在特定的社会系统、特定的时间应该得到生活的全部好处，而不愿意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不论怎样。因此，他无法明白为什么在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中，他还是免不了会遭受痛苦。
其中的第三种机制是拒不承认因果关系。事情的结果在他看来是孤立的事件，与自己无关，也与自己的问题无关。比如，他会觉得抑郁与恐惧都是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心理学的无知或缺乏观察所致。但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病人对任何微妙的联系都坚决否认。他对那些因果关系保持怀疑，或干脆忘掉它们；或者，他会觉得分析治疗师并不是在尽快解除他的麻烦——这正是他来这儿求医的目的——而是在怪罪患者，狡猾地想维护他自己的面子。于是，患者可能已经了解了使自己产生怠惰的原因，却拒绝承认自己的怠惰不仅阻碍了医生的分析治疗，也阻碍了他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或者患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对别人的飞扬跋扈，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经常与人争吵，不招人待见。他的内心冲突是一码事，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又是另一码事，一码归一码。这样，他把内心冲突与冲突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分隔开了，这种分隔行为是隔离倾向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患者对神经症态度与倾向造成的后果拒不承认，这种抗拒大都被患者深藏于心底，也正因为它们之间的这种因果联系太明显了，所以很容易被医生忽视。这是一种不幸，因为只有让患者意识到他对后果视而不见的行为和他会这么做的原因，他才可能认识到他对自己生活的阻挠程度。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最强有力的治疗措施就是让患者了解到自己这种行为的后果，这是因为它会让患者明白，只有从内心做出了改变，他才能够获得自由。
那么，如果神经症患者无法对自己的虚伪、自大、自私、推诿责任等行为负责，我们到底还能不能讨论道德的问题呢？有人会反驳说，作为医生，我们只需要关注患者的疾病和治疗，他的道德问题并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他们会说，弗洛伊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不考虑我所推崇的“道德的”态度。
这种非道德观点被认为是科学的，但它们站得住脚吗？在人的行为问题上，我们真的能够不去考虑对错吗？精神分析专家在决定什么需要分析、什么不需要分析的时候，难道不是在按照他们有意排斥的判断而进行的吗？然而，在他们没有言明的判断中却有这样一种风险：它们可能不是过分出于主观，就是过分囿于传统。如此一来，分析治疗师可能会觉得男人的拈花惹草不足为奇，不需要进行分析，而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女人身上，则应该严加拷问。或者，假如这个医生觉得物欲横流的生活十分正常，反倒会觉得从一而终才是需要分析治疗的病例——无论男女都是如此。但实际上，我们应当依据某个病人具体的神经症去做出判断。需要我们做出判断的问题是，患者的态度所产生的后果是否对他的发展和他的人际关系有害。如果有害，那它便是错误的，便需要进行干预。为了能让患者就此事下定决心，分析治疗师应当向患者言明自己有此结论的原因。最后一点，上述反驳我的观点不正是犯了与患者思维中相同的错误吗？——那就是，认为道德只是关于判断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带来什么后果的可能。让我们以神经症性自大为例来分析一下。无论患者是否愿意承认，神经症性自大的存在都是一个事实。分析治疗师认为患者应当去认识并最终克服自大的问题。分析治疗师之所以会持这种批判性态度，难道不是因为他从小在主日学校(5)中就明白了自大是罪过而谦逊是美德吗？或者说，医生之所以有此论断，难道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大有违现实，终有苦果，而且病人难逃其害吗？——无论患者是否愿意承认，也同样都是如此。自大的后果是使患者无法认识自我，从而阻碍了他的正常发展。还有，自大者待人不公，而这又有其反作用——不仅会使他不时与他人发生摩擦，还会使他与别人疏远。而这只会使他更深地陷入神经症中。由于患者的道德一方面产生自神经症，另一方面又使神经症得以维持，所以分析治疗师除了关注其道德之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