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思考未解决的冲突给患者带来的后果,就像进入一个看似无边无际,并且我们知之甚少的领地。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探讨某些表现出来的症状,如抑郁、酗酒、癫痫、精神分裂症等来思考它,并希望能用这种方式更好地理解某些特定的症状。但我更愿意站在一个更加宽泛的角度来对其进行考量,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未解决的冲突会对我们的精力、人格完整性和人生幸福有哪些影响?我之所以用这种方法,是因为我确信如果不理解这些症状下人的基本属性,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些症状的意义。现代精神病学有一个趋势就是找出一个便于使用的理论构想来解释存在的症状,如果站在临床医生需要的角度去看,便可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症状。但是,这样做没有一点儿可行性,更不用说科学性了,就像是建筑工程师在打地基之前先去盖大楼的顶层一样。

我提出的问题所涉及的某些因素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这里只需要详述即可。另外,有一些因素已暗含在之前的讨论中,但还需要再增补一些因素。我们的目的不是留给读者一些含糊的概念,使他们觉得未解决的冲突有很大的危害,而是要给读者一幅清晰全面的图画,来描述冲突对人格造成的巨大破坏。

带着未解决的冲突生活,会引起人的精力的巨大浪费,这不仅由冲突本身引起,还由各种试图清除冲突的不当手段造成。当一个人从根本上来讲处于分裂状态时,他永远无法全身心地把精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而总是想追求两个或更多相互矛盾的目标。这意味着他要么会分散自己的精力,要么会挫败自己的努力。前者就像培尔·金特一样,他们的理想化形象诱使其相信自己在各方面都高人一等。有这样一位女性患者,她想成为一个完美的母亲、优秀的厨师和女主人,整日衣着光鲜,有突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还想成为一个贤惠的妻子,又想有婚外情,除此以外,还想做些卓有成效的工作。自不必说,这些事情她肯定都无法做到;这些追求她最终肯定完成不了,而她的精力——无论她多么有能力有天赋——都将被消耗掉。

更常见的情况是在追求某个单一的目标时也会受挫,这是因为那些互相矛盾的动机相互之间造成了阻碍。有这样一位男性患者,他想做别人的好朋友,但又总是对人呼来唤去、颐指气使,结果他从来都没有实现自己在这个方面的愿望。还有一位男性患者,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出人头地,但他对个人权力的渴求和固执己见使他难以实现这个愿望。有个人想写一本书,但每当他不能立马写出自己想表达的话时就会头痛欲裂、浑身无力。在这个案例中理想化形象依然是罪魁祸首:既然自己是个才子,为什么不可以文思如泉涌,就像从魔术师的帽子里蹦出小白兔那样?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便怒火中烧。还有个人打算在大会上陈述高明的看法,他不仅想一鸣惊人、力压众人,还想受人拥戴,无人反对。但由于他把自卑感外化了,所以他同时也预感到自己会受到他人的嘲讽。这样的结果是:他根本无法思考,并且他已经拥有的那些相关思想也得不出什么结论。还有一个人本可以是个优秀的组织者,但由于他的虐待狂倾向,常常使其与周围的人发生对立。我们完全不需要再举更多例子,因为我们只要看一看自己和周围的人,便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除了这种缺乏明确目标的情况,还有一种明显的例外情况。有些时候,神经症患者会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对某种目标的专一性:男人可能会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一切,甚至是尊严;女人可能会除了爱别无所有;父母可能会把全部心思都花在孩子身上。这类患者给人一种做事一心一意的印象,但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他们实际上只是在追求一种看似能解决冲突的海市蜃楼般的幻象。他们表现出来的一心一意意味着一种绝望感,而不是人格的整合。

消耗和挥霍精力的不单单是相互冲突的需要与冲动。在患者的防御性人格结构中还有其他因素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由于对基本冲突中的某些部分进行了压抑,人格的所有部分都变得黯淡了。但是变黯淡的部分仍然很活跃,足以对患者造成干扰,却不会有任何建设性作用。如此一来,压抑会造成精力的损耗,而这些精力原本可以用于增加自信、与人合作、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还需要再说一下自我疏离,它剥夺了患者前进的动力。他虽然照样能完成自己的工作,甚至可以顶住外在压力做出较大努力,但若只有自己可以依靠,他便会崩溃。这不仅仅意味着他在空闲时间会毫无建树、毫无乐趣,也意味着他的创造力会被全部浪费。

对于大部分患者而言,各种因素共同对人格造成了大范围的压抑。为了理解并最终清除某一种压抑,我们通常需要对其进行反反复复的分析,并从我们讨论过的所有角度去处理它。

对精力的浪费或误用可以说是由三种主要的困扰所造成的,这三种困扰都是未解决的冲突所引起的症状。

其一,遇事优柔寡断。它可见于各种事情,从鸡毛蒜皮的琐事到至关重要的大事,患者永远都摇摆不定。吃这道菜还是那道菜?买这个箱子还是那个箱子?去看电影还是听广播?患者不能决定做哪种工作,或是在工作中的每一步都犹豫不决;不能决定在两个女人中选择哪一个;不能决定是否要离婚;是要活着还是死了算了。那种不得不做、一旦做出便无法挽回的决定对他来说真的是个严峻的考验,会使他惊慌失措、心力交瘁。

虽然患者十分优柔寡断,但他们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在潜意识中他们总是竭力避免去做任何决定。他们遇事总是一拖再拖;“抽不出时间”去做那些事;他们会听任命运的安排或让别人替自己做决定。他们遇事也可能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以至于失去了做决定所需要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漫无目的的状态也一样常常不为患者所知。患者无意识地采取各种手段去掩盖自己的优柔寡断,所以分析治疗师很少听到患者诉说这种实际上很常见的困扰。

其二,普遍性的做事效率低。我这里指的不是在某个特定方面能力不足,那可能是因为疏于训练或者缺乏兴趣。我指的也不是那种尚未被发掘的能力,正如威廉·詹姆斯在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1)中所写的那样,当个体在初显疲惫时或者在外界环境的压力下仍不屈服,便可以蓄积起能量。我在这里所说的做事效率低是指个体由于内心冲突而无法付出最大的努力,从而造成做事效率低的情况。他就像在踩着刹车前进,汽车定然会慢下来。有时候的确会是这种情形。他所做的每件事,无论从他的能力还是从任务本身的困难程度而言,都远远不应该这么拖拉。他并不是说没有尽力,相反,他做所有事情都会付出异乎寻常的努力。例如,他可能要用好几个小时去写一篇简短的报告或者学会操作一个简单的机械设备。当然,这里有多种多样的障碍因素。他可能会潜意识地抗拒那些让他觉得像是胁迫的东西;他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处理好每一个细节;他可能会像前文中的某个例子那样,因为没能一鸣惊人而对自己大动肝火。做事效率低不仅表现为做事的速度慢,还表现为做事笨手笨脚或者健忘。如果一个女仆或主妇想着自己这么有才,竟然做这么低贱的工作,心中暗自觉得不公,那她就不会好好做事。而且,她做事效率低不仅限于家务活,她做所有事都会是这样。从主观的角度考虑,这意味着在巨大的压力下工作,必然会使个体很容易就筋疲力尽,需要更多睡眠。在这种状态下做任何事都势必会耗费个体更多精力,正如踩着刹车前进时会耗费更多油一样。

内心有巨大压力和做事效率低,不仅见于工作当中,也很明显地表现在为人处世上。如果某个人想待人友善,但又厌恶这种想法,觉得这样做像是在讨好奉承,便会显得很不自在;如果他想从别人那里求得某样东西,但又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便会显得蛮横无理;如果他既想坚持己见又想附和逢迎,便会犹豫不决;如果他既想接近他人又害怕会遭到拒绝,便会显得十分羞怯;如果他既想跟别人发生性关系,又害怕自己满足不了性伴侣,便会显得非常冷淡;等等。冲突越是无处不在,生活的压力便越是巨大。

有些个体意识到了内心的这种巨大压力,不过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压力更强时,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有时候,只有当他们对照了自己放松、自在和随心所欲的情况时,才会一下子意识到它的存在。对于它所造成的疲惫感,他们常常会归咎于其他因素——体格太差、工作负荷过重、睡眠不足。这些因素诚然都会有所影响,但远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

其三,普遍性怠惰。有这种症状的患者常常会怪自己懒惰,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在懒惰的时候还乐在其中。他们可能有意识地反感任何努力的行为,并把这种反感合理化,认为他们只要有想法就足够了,具体细节——也就是这种想法的实施——是别人的事。对努力的反感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恐惧,他们害怕努力付出只会给自己带来伤害。事实上,他们知道自己很容易感到疲倦,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的这种恐惧了;如果医生只看到了症状的表面现象,那么他的建议只会使患者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神经症性怠惰是主动性和行动力的缺失。通常来说,这种结果来源于对自我的严重疏离和对目标方向的缺乏。长期的巨大压力和不尽如人意的努力付出使得患者几乎总是萎靡不振——尽管其间也会有片刻的兴奋。就单一的诱发因素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理想化形象与虐待狂倾向。他得不断努力,这个事实使他感到非常丢脸,因为这表示自己远非理想化形象的样子,而一想到要做的事只不过是凡尘琐事,他便不愿去做,而宁愿在幻想中大展拳脚。理想化形象总是会让他饱受自卑感的啮咬,这蚕食着他的自信心,使他觉得自己干不了任何有意义的事,因此把动力与乐趣全都葬于流沙之中。虐待狂倾向,尤其是那些被压抑着的倾向(倒错的虐待狂倾向),使患者在面临任何看似带着攻击性的东西时都会退缩,结果使患者的精神几近崩溃。普遍性怠惰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所涉及的不仅有行为,还有情感。由于未解决的冲突而浪费掉的精力多得难以估量。神经症说到底还是特定社会文明的产物,因此它对人的才能与品质的荼毒无疑是对当前文明的严厉控诉。

伴有未解决冲突的生活不仅会使患者精力涣散,也会造成道德观念的分裂。这里说的是道德的准则,以及所有会对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个体的自身发展造成影响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正如精力的分散会造成精力的浪费,在道德问题上也是如此,它会导致道德诚信的缺失,换句话说,它会破坏个体的道德完整性。这种危害产生于患者身上各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以及他们想掩盖这些冲突的企图。

基本冲突中也包括相互矛盾的道德价值观念。尽管患者尽其所能地想使它们相互协调,但它们还是会持续对他造成影响。不过,这只是说没有哪一种道德价值观真的被他或能够被他当回事儿。尽管理想化形象包含真实理想的成分,但它在本质上却是一种“赝品”,患者本人和未经训练的观察者很难将它与正品区分开来,其困难程度不亚于辨别银行支票的真假。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可能真的觉得自己是在追寻理想,所以会为了每一个明显的疏忽而鞭挞自己,这样,他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时,就会显得吹毛求疵;或者,患者可能会在思及或者谈及价值与理想时自我陶醉。我说他没把自己的理想当回事儿,是说他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担当。他只有在觉得容易做到或者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去做,其他时候便会将其束之高阁。我们在讨论盲点作用和隔离作用时已见过这种例子——对于那些严肃对待自己理想的人来说,这些人的做法简直不可想象。如果那些理想是真的,患者绝不会如此轻易地弃之不顾——比如,有个人真诚地宣称自己把一腔热血都献给了某种事业,可一旦遇到**便会背弃它。

通常情况下,道德完整性的受损意味着真诚的减弱和自我中心论的增强。关于这一点在日本佛教禅宗的经文中指出,真诚就等于全心全意,这与我们通过临床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内心分裂的人绝不可能完全真诚。

徒弟问:我知道狮子在攻击敌人时,不管它是兔子也好,大象也好,都会全力以赴;请问这个力量是什么?

师傅答曰:至诚之力。

所谓至诚,即不欺,即所谓“和盘托出全部自我”,用禅语来说就是“整体作用”……毫无保留,毫无掩饰,毫无虚损。若能如此生活,则可谓金鬃雄狮了;这种人是阳刚、真诚和全心全意的象征;如此,便是圣人。(2)

自我中心论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要求别人迁就个体自身的需求。患者在看待和对待他人时不会考虑他们的权利,而只是把他们当成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棋子。他对他人的讨好或喜欢,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他有意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自尊;他责怪他人,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担当;他一定要挫败他人,是因为他自己对成功的需要;等等。

道德完整性受损的具体表现形式因人而异。它们大都已经在其他地方被讨论过,在这里只需要以更加系统的方式对其进行回顾。我在这里的叙述并不打算面面俱到。因为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虐待狂倾向,而且虐待狂倾向被认为是神经症发展的最后阶段。但要因此就把它放到后面再去讨论,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从它最明显的表现开始讨论。无论神经症有怎样的发展进程,都会有潜意识的伪装。其中比较明显的表现如下:

爱的伪装。“爱”这个词包含太多的感觉和渴求,也包括主观上被认为是爱的感受,其种类之繁多会让我们感到十分诧异。它可以包括那些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到十分软弱和空虚的人对他人的依赖性期望(3)。它还可以以一种更加有攻击性的形式表现为一种想利用同伴的欲望,患者想利用他们获得成功、威望与权力。它还可以表现为对征服他人、战胜他人,或者以虐待狂的方式融入他人,通过他人来实现自己生活目标的需要。还可以是患者对得到他人赞赏的需要,这样他才能更加确信自己的理想化形象。由于在当前的社会文明中,爱极少是一种纯真的温情,所以虐待和背叛比比皆是。这便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觉得爱变成了鄙夷、憎恶或冷漠。但是爱并不会如此轻易地就改头换面。事实上,那些导致假爱的情感和欲望最终都会浮出水面。这种伪装不仅见于亲子关系和朋友关系,也见于两性关系中。

善良、无私、同情等品质的伪装与爱的伪装一样。这对于顺从型患者来说非常典型,他们的特定理想化形象和对压抑所有攻击性倾向的需要都强化了这种伪装。

兴趣与知识的伪装。这种伪装在那些回避自己的情感并且认为单靠聪明才智便可以掌控生活的人身上最为明显,他们不得不装作自己什么都知道,对什么都感兴趣。这种伪装也可见于另一类人,只是更不容易察觉,这种人似乎专注于某种事业,但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把这种兴趣当作了获取成功、权力或者物质利益的垫脚石。

诚实公正的伪装最常见于攻击型个体,尤其是在他的虐待狂倾向非常明显的时候。他看穿了他人对爱和善的伪装,而且觉得因为自己看不惯那些处处可见的伪善,不想去假装慷慨、爱国、虔诚,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所以自己特别诚实。实际上,他有着另一种形式的伪善。他拒绝接受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偏见,这或许只是一种对传统价值观的盲目、消极的反抗。他敢于拒绝的能力不一定是力量的标志,而只是一种想挫败他人的欲望。他的坦诚可能只是想嘲笑和羞辱他人。在他所宣称的自我利益背后,可能掩藏着想利用他人的欲望。

痛苦的伪装必须更加详细地讨论一下,因为围绕着它有许多令人困惑的看法。严格遵守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治疗师与外行有着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神经症患者需要感到被虐待,需要去担忧,需要被惩罚。支持这种观点的资料是众所周知的。但“需要”这个词实际上涵盖着诸多的内心过错。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没有考虑到,神经症患者所遭受的痛苦远比他自己知道的要多,而且通常只有在他开始康复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更确切地说,那些人似乎并不明白,未解决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完全不受个人意愿的影响。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听任自己的人格四分五裂,当然不是因为他想给自己带来伤害,而是因为他的内心需要迫使着他去这么做。如果他自暴自弃,挨了一耳光还把另一边脸也凑过去,起码在潜意识里,他其实是讨厌自己这么做的,并且会因此瞧不起自己;但他如此畏惧自己的攻击性倾向,于是非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听任自己遭受别人的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