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每个人都进行文学创作，但每个懂生活的人都可以批评、分析和评价文学。从理论上讲，即便没有机会或不准备发表，只要阅读文学作品，总会形成有自己个性的、独到的思路和见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人们往往有千言万语或各种想法，却不知从何说起，或最后只是人云亦云。因此，借助一些批评思路，理解文学可以更深入，表达见解可以更充分，从而凸显评论者的个性。现代以来，文学批评不仅形成各种各样的类型，更使批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
1.文学批评的类型
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A.Thibaudet，1874—1936年）认为，文学批评主要有三种类型，即自发的批评、大师的批评、职业的批评。自发的批评就是即时的批评，主要指报刊文学记者的批评；大师的批评，主要指公认的作家的批评，如雨果对莎士比亚的批评；职业的批评，主要指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中教授和学者们的批评。[1]现在看来，他对批评形态的界定现在还没有过时，这里根据当代文化的具体分工，分成如下三种批评形态：专业类批评、新闻类批评和文化类批评。专业类批评是对文学现象和作品的及时感悟和技术评点，多出于各类作家、职业批评家或文学管理机构的官员，他们的言说在文学圈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因为他们不仅能从专业技术角度评价文学作品，而且掌握着文学评价系统，如文学颁奖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制约下的颁奖有可能给文学作品带来巨大的市场或商业前景。新闻类批评是现代传媒社会中获得急剧扩展的批评形态，主要指各种大众传媒上经常出现的文学动态、作家访谈和公众评论等新闻、访谈、逸事与批评的杂糅形态。这种批评多出于媒体编辑、记者或职业撰稿人，往往投合和左右普通公众的好奇心，成为数量最广大读者的“文学阅读指南”。在现代社会，由于包括各类“论坛”“争鸣”和“书评”的“副刊”在各媒体版面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和功能。通过观看、报道和言说文学，大众的日常生活得以点缀，压力得以舒解，情绪得到宣泄。因此这种媒体批评实际上对于公众的辐射力相当广泛，而且往往具有控制力。文化类批评是指研究机构或高等院校里的人文学者对于文学作品和现象的学术观察，主要体现为学术专著和批评论文。由于这种批评往往沉浸于文学史的梳理，有意无意地与最近的文学现象保持距离，或者只是偶尔点评一二近期作品，其批评术语、言说思路和评价指标又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历史性，所以，常常被百姓大众讥以“象牙塔”“脱离群众”，被作家们批评为脱离“创作实际”“读不懂”。事实上，这类批评的读者对象往往是针对进入高等教育体制的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及具有相当文化素养和趣味的其他各种读者，他们其实也是数量不小的“文化大众”。同时，面向文化大众的文化类批评在经过文化大众的理解和转译后，可能也可以间接地渗透到日常大众的阅读、新闻批评和专业批评之中，发挥一定的影响。
2.文学批评的模式
20世纪的战争、灾难残酷打断人们对于理性的乐观和骄傲，滋生了精神危机，文学试图用各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予以表现。文学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解释，批评承担起这个重任，由此也获得广阔的空间。20世纪的人文学科也发生巨变，印象主义批评逐渐为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流派所代替，众多批评理论流派为文学提供一系列异乎寻常甚至是别出心裁的解码方式，甚至从人们熟知的古典作品中发现了闻所未闻的含义。文学批评模式多种多样。文学批评模式，主要指特定的文学批评体现出来的基本思路、独特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这种模式一般是“事后”回顾总结出来，供初学者学习而加以运用的。对于文学批评家来说，批评并不意味着打造固定模式，而就是模式的正在建构本身。伊格尔顿认为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全神贯注于作者的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的阶段（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注意力显著转向读者的阶段。”[2]反观20世纪及其以往的文学批评，其模式可谓多种多样，难以穷尽。这里依照伊氏的宏大观点略作变通和细化，对文学批评的诸种模式做概略性描述。
历史批评 主要指注重文学作品与客观世界和社会历史的关系，试图通过社会历史来解释文学作品，确认文学作品认识价值的批评方式。这种批评模式在中国和外国都出现较早，影响也较为广大，它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时代背景、政治和经济背景、文化背景等，其思想基础是再现或反映论，认为文学是再现生活，由社会历史环境所塑造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但该模式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强调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活经历等与作品联系起来考察。中国批评传统讲究考据求信，所谓考据，就是在考证版本流变、词义解释、作者生平的基础上，推求作品再现的社会生活或历史变迁其实，直到历史和社会呈现出原貌。在西方，正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理论奠基人是意大利学者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他在《新科学》（1725）中，根据对古代希腊社会的文化历史研究来探讨荷马史诗及其作者。社会历史批评模式的成熟主要发生在18、19世纪的法国。狄德罗、斯达尔夫人、圣伯夫和丹纳都是社会历史批评的著名人物。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年）强调艺术与社会生活联系，要求真实地表现生活中的环境、人物的身份、性格，落脚点在于强调艺术的教育作用。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1766—1817年）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明确地说明自己的任务，就是要考察宗教、风俗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反过来文学对宗教、风俗和法律的影响。圣佩夫在实证哲学的基础上，强调批评的任务在于发掘和研究有关文学家、文学史的种种确实的、实证的事实，考证作家所属的种族和国家、所生活的时代、出身和家庭、幼年环境、所受的教育和交游、首次的成功和失败、肉体和精神的特征等。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年）在其名著《〈英国文学史〉序言》《艺术哲学》等书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决定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三因素”说，即种族、环境、时代，其中又特别强调了时代作为后天动量的巨大影响和作用。社会历史批评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其视野仍然为一些批评家所承继或发展，影响不可磨灭。
感兴批评 主要指批评家以富于感兴的评论去尽可能还原文本阅读时的感兴和体验的批评方式。在西方，感兴批评具体表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象派批评，代表人物是法朗士、勒麦特和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年），注重批评家与作家灵思的相遇。在中国古代，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多在观照作品的基础上品评滋味，传达会心、感悟和体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李健吾一度领导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印象批评潮流。感兴批评注重表达批评家主体受作品的激发所产生的感受和体会，从而形成独特的批评个性。第一，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不作条分缕析、逻辑推演和理论论证，而重视体验、直觉或整体直观，力求揭示文学世界以及现实世界共同存在的兴发感动关系。第二，从批评的重心或焦点看，感兴批评主要展现文学所启发下的个体生活体验。第三，从批评文体看，感兴批评多采用富于文采的点评体甚至诗体。孔子评《诗经》只留下“片言只语”，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创“以诗论诗”传统，司空图留下韵味无穷的《二十四诗品》，宋元明清许多文人撰述大量的诗话和词话，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等对白话长篇小说的批评仅仅“点到即止”，李健吾的批评读来如诗一般深切感人。感兴批评的关键在于从文学文本中寻求感兴的呈现状况，并恰到好处地把这种感兴和体验呈现或引导出来。
心理批评 主要指注重联系作家的生平和心理，来考察作品内涵，把握作家意图或动机的批评方式。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往往从作家生平、心理和记忆，来理解和把握作品的意义和内涵。在20世纪，弗洛伊德开创的心理分析学派批评形成了心理批评模式的范型。这种批评模式有如下特点：第一，认为文学是作家的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升华的产物；第二，文本语言的隐意内容成为批评关注的对象；第三，批评的焦点是建立显意与隐意之间的总的语法结构——“化装”，其具体语法规则包括凝缩、置换、视觉形象、二度润饰；第四，批评的方式为像“释梦”那样阐释文本，主要是作家或人物的无意识结构，如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神话的阐释。以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年）为代表的后期心理分析批评，更为突出语言对于无意识的构成作用及其在文化中的功能。他运用由“想象界”“象征界”和“现实界”组成的“三角结构”阐释爱伦·坡的小说《窃信案》，展示了为作家本人和普通读者所忽略的文学文本新景观。拉康的这种语言论心理批评对20世纪后期文学批评产生了较大影响，由此更彰显了心理批评的语言论属性。
文本批评 主要是指注重形式分析、语词分析、结构探究或修辞解析的批评方式。以20世纪以来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和法美的解构批评为代表。简要说来，文本批评模式体现如下特点：第一，在文学的基本问题上，或者认为文学不是对社会的再现或情感的表现的产物，而是形式的创造、情节的翻新和词语的构造，或者认为文学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系统或潜在结构的产物，或者认为文学不再是意义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是充满差异的零散结构，文本也不再由作家主宰而是已经变成“孤儿”。第二，在批评的对象上，或者认为不是作家或社会状况而是作品本体是批评的对象，或者关注支配具体文学作品的那个抽象的深层逻辑程序，或者紧密关注文本的缝隙或边缘。第三，在批评的焦点上，或者致力于分析作品词语中的富有意义的特殊状况（如朦胧、张力、反讽、悖论等），或者企图建立制约作品意义系统的语言学模型（如二元对立、符号矩阵等），或者力图透过文本缝隙或边缘而发现制约意义的形而上思维的虚幻机制（如延异、印迹、播散、补替、互文本性等）。第四，在批评方式上，大多采用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法，即异常精细地阅读和分析具体文本词语以证明文本的有机统一性和内在张力，或者通过细读那些存在缝隙的经典文本而挖掘出其中潜藏的上述形而上学症候，或者有意忽略文本的社会再现、情感表现或词语因素而专注于更大的深层结构的发掘。
读者—接受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 主要指注重于考察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的参与作用，把阅读行为视为一个具体化的互动过程或意识形态结构活动的批评方式。这种模式崛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突出的批评理论流派有德国的接受美学、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接受美学以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年）、伊瑟尔（Wolfgang Iser，1926—2007年）为代表，美国读者反应批评以斯坦尼·费什（Stanley Fish，1938— ）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以法国的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年）、英国的伊格尔顿和美国的杰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 ）为代表。读者—接受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作为模式，其主要特色有：第一，侧重对读者和以读者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为中心，文学批评的对象不是文本，而是文学的具体化，读者的接受过程或其意识形态蕴含是批评的焦点；第二，文学不再是对文本或意识形态的简单反映，而是文本的敞开、充实和具体化，或者是通过特定语言结构而被“询唤”出来的主体性想象；第三，批评的焦点在于借助文本或语言模型而重构出“接受史”“效果历史”，或意识形态及其深邃而微妙的历史；第四，批评的方式为文本细读与现象学阐释或意识形态阐释的结合。
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又称文化研究，是文学批评在当代社会的泛化方式。主要指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英国兴起、近20年来在北美和澳洲进一步扩展的一种新型批评方式。文化批评从传统的英国文学学科中逐渐崛起，其先驱人物是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年）和霍加特（Richard Hoggart，1918—2014年），其代表机构是1964年成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研究范式逐渐在欧美批评界扩展开来。[3]作为批评模式，其显著特点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 ）所指：“从最广泛的概念上说，文化研究的课题就是搞清楚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在这样一个对于个人和群体来说充满形形色色的，又相互结合、相互依赖的社团、国家权力、传播行业和跨国公司的时代里，文化产品怎样发挥作用，文化特色又是怎样形成、如何构建的。所以总的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4]文化批评它现在依然还是批评领域的新生事物，它本身还处于不断的演化与发展之中，还没有完全成型。作为一种批评模式，文化批评的特点主要有：第一，文学被视为更大的文化实践的一部分，整个世界被看成了一个需要分析的大型文本；第二，文学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亚文化等边缘文化类型成为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第三，批评的焦点在于文本中的异质文化冲突；第四，对文本的具有跨学科特色的文化分析成为主要的批评方式。文化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泛化，显示了一种全新视角，但是否意味着对文学批评的取代，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1] 本处观点请参阅[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2]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7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这方面成果，参见[英]格罗斯伯格、尼尔森和特雷希勒尔主编：《文化研究》（Lawrence Grossberg，Cary Nelson，Paula A.Treichler，eds.，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澳]杜林主编：《文化研究读本》（Simon During，ed.，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3）。
[4]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4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