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评界说及其属性

孔子评《诗经》、司马迁评《离骚》、王国维评《红楼梦》、李长之评鲁迅等，都属于文学批评。无论是用言谈和演讲，还是论文和著述，文学批评都意味着对特定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等文学现象作具体的分析、阐释和评价，包括对与这些文学现象相关的其他现象作具体分析和评价。

1.文学批评与文学活动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中参与文学运动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参与要素，它具有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和舆论势力，批评家的观点会以各种方式为文学活动的各方面各环节所吸纳。对于某种文学潮流的兴衰而言，文学批评的作用至关重要。批评作为宣言书、论战文或宣判书，在文学运动或浪潮的演化过程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文学批评对读者的阅读和鉴赏具有指导作用，它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深入地感受和理解作品，而且可以帮助读者选择和鉴别作品，建构富有滋养的文学经典序列。对于个别作家而言，文学批评的作用更为明显。正是由于批评家的慧眼和发掘，一些作家得以从纷繁的文学世界中脱颖而出，其作品为世人欣赏。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别林斯基，福克纳之于考利，罗伯-格里耶之于罗兰·巴特，前者原先都是默默无闻的新生小辈或全新叛逆，都是在当时批评家的鼓励、教益和提拔之下，得以成长起来的。

有几组概念值得区分。首先是文学批评与文学接受。文学接受是读者面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并加以填补、创造或破解的种种活动的统称，通过接受，文学文本现实化，并产生审美效能和社会功用。文学批评是读者接受活动的一种形式或接受活动整体的一部分。一方面，文学批评具有文学接受的一般性质，必须建立在文学阅读和文学理解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又更看重其对文学作品的意义价值和文学现象变化的揭示与表达，更重视基于批评自身的立场基点和内在理路。其次是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一般来说，鉴赏注重对作品的情感参与和理解，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因而更具审美享受意味，而批评更多地具有科学研究的意味，它要求从一定的理路和逻辑去感受、理解作品，并做出尽可能恰当的客观评价，从而实现作品的广泛社会价值（包括审美价值在内）。鉴赏是批评的基础，批评则不仅是鉴赏的提高，也是对鉴赏的指导。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一般认为，文学批评是文艺研究领域中应用性和实践性最强的一部分，但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定批评从属于理论，强调理论是批评的指导和灵魂。批评只是理论的运用，理论是第一位的，批评是第二位的。其实，文学批评并不被动地适应和应用理论，它本身其实是文学理论的生长域，往往是理论武器的制造场。在传统理论远离文学现实的演化而陶然自闭的时候，批评往往会作为一种新的艺术经验的发言人向理论的陈规教条挑战，冲击和锻打理论。也正是在对具体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的批评中，开放的理论逐步地寻找生长点，开拓出新的疆域，丰富文学研究的世界。从20世纪理论和批评发展的现状看来，正是一系列大气蓬勃、发展强劲的批评理论，在特定时代里成为文论的代表和潮流，占据着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主导地位。同时，特定时代的文学创作也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形成特定的创作倾向或创作思潮。

2.文学批评的对象和范围

对于文学批评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一种明确的意见是把文学作品视为批评的对象。别林斯基认为：“如今所要求于批评的是，不要陶醉于局部，应该对艺术作品整体进行评价，剖开作品的思想，指出这个思想和它的表现处于怎样的关系，形式的美在什么程度上体现了思想的真实性，思想的真实性又在什么程度上助成了形式的美。”[1]他强调的作品的整体，即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作品。新批评派则强调文学批评应该全力关注作品这样一个独立自存的客观物，作品与历史背景、作者意图、读者的感应无关，作品的存在基于其形式、技巧和语言。韦勒克主张以文学的“内部研究”代替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即从致力于作家个性、社会环境、心理素质、时代精神、历史背景的研究，转向作品内部声音层面、意义单元、意象和隐喻、象征和神话的内涵、形式与技巧等问题的研究。兰色姆在排除几种非文学批评的项目后，干脆把作品的技巧列为批评对象：“研究艺术技巧，当然属于文艺批评”，因为技巧是“艺术独一无二的形式”。[2]与上述意见相左的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批评的对象不应囿于作品、文本或是批评主体，甚至不囿于文学，当代批评应该成为“新型百科全书”。美国学者米彻尔指出，当代批评出现的“新型百科全书”的倾向“乃是批评家改写人类知识的诸种基本范畴（如新文学史、新人类学、新心理学、新知识论等）从而抛弃传统学科残余的共同结晶”[3]。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批评界也力图突破传统的“作家—作品”批评，先后提出“批评即选择”“我所评论的就是我”“批评即建构”等定义，强调批评的对象不是客体文本，而是批评主体，或者文本与批评者的双向建构。综合各方面的争议，可以看出，文学批评的对象和范围有不同的圈层，第一是作品和文本圈层，第二是作家及其生活圈层，第三是时代语境和文化结构圈层，第四是变幻莫测而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历史语境圈层。这四个圈层都可能在特定时代的具体批评中成为研究、关注的对象和范围。从长时段的批评潮流的角度看，19世纪文学批评的对象和范围着重于第二圈层。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批评多侧重第三、第四圈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多偏重于第一、第二圈层，而近二三十年来则在第一圈层的基础上逐渐向第三、第四圈层过渡。

3.文学批评的性质和属性

文学批评的性质和属性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众说纷纭，历来也有很多不同意见。第一种是批评是艺术说。这种看法认为文学属于艺术，具有灵性，而艺术只能用艺术去批评，所以批评应该富于艺术性，文艺批评是批评家的自我表现和主观感受，并不存在什么标准和依据。比如，法国文学家法朗士认为，“优秀批评家讲述的是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他宣称，“批评家若是坦率的话，就应该说：先生们，关于莎士比亚，拉辛，帕斯卡尔，或是歌德，我所要谈的是我自己”。[4]这种批评观强调批评家具有主体性，批评对象往往只是批评家发挥自我的凭借物。许多诗人、作家和美学家都赞成这种说法，而反对批评成为冷静的理性文字。第二种是批评是科学说。西方从近代以来，尤其在20世纪，文学批评出现科学主义倾向，认为批评是科学或学科的人，这种观点依据的恰是艺术与科学（或学科）的区分原则（艺术是情感的而科学是理性的），相信只有科学或学科才能揭示文学这一情感艺术的奥秘。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都张扬科学的旗帜，力图使文学批评摆脱印象主义批评，而不愿批评论文也像文学作品那样燃烧着**和想象。第三种是批评是意识形态说。强调批评是意识形态，意味着要证明批评像文学作品那样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是特定的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发生冲突的敏感领域之一。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elton）认为理论批评都是特定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他强调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性”的，只是其“政治的性质”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5]文学批评是关于文学现象的思考与写作方式，具有艺术性、学科性和意识形态性。至于艺术性、学科性和意识形态性中间何者更突出，则需要视具体批评的情形而定。单纯坚持或否定上述三种属性之任何一种，都是片面的。例如，如果一味坚持批评是艺术而否定学科性和意识形态性，就会竞相把批评文字写成诗或美文，批评的冷峻的理性和学术性可能受到削弱。而倘若认定批评是学科而非艺术或意识形态，那就会为了学术性而忽略艺术性及这种学术性本身与现实权力关系间的微妙关联。同理，主张批评就是意识形态而不存在艺术性和学科性，则会重新落入那种批评就是政治斗争的“斗争哲学”旋涡中。因此，不妨说，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作品及各类文学现象为对象的，同时包含艺术性、学科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思考与写作方式。[6]

[1]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别列金娜选辑，梁真译，263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2] [英]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葛林等译，40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 [美]米彻尔：《论批评的黄金时代》，载《外国文艺》，1989（2）。

[4] 转引自[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杨自伍译，2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2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王一川：《文学理论》，34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