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社会党国际与中国
作为中国人来研究社会党国际，不能不对它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极为关注，也不能不对这一关系的历史演变、现状乃至未来发展进行考察和分析。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一个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干涉和剥削奴役，已经取得并将继续争取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社会党国际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经历了十分曲折反复的发展过程，而未来也不能排除这种复杂关系的继续变化和调整。就此而论，“社会党国际与中国”是一个很值得探究又很能说明问题的个案分析题目。
第一节 从敌视、蔑视到重视和故示友好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新中国诞生之际恰是“国际社会党会议”完成了“冷战”政策抉择之时。基于二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和所在国的现实状况，当时的国际社会党人选择了服从美国的战略需要，支持“冷战”，组成军事集团，敌视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当时国际社会党人还没有摆脱西方殖民传统和恶习的影响，而且对二战后世界政治已经和将要发生的变化没有清醒、及时的认识，因此不可避免地还带有一种特殊的畸见，一种针对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不信任感和轻蔑的态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社会党国际的筹建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时候，美国挑起了朝鲜战争并将战火烧向中国东北边境。1950年10月，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抗击美国侵略者。这是当时笼罩全球的冷战气氛中的一次区域性“热战”。对于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国际社会党人就站在美国一边，将此事看作是共产主义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是用武装冲突的形式向西方的“集体安全制度”发出挑战。其内涵却无外乎是重复当时美国抛出的反共“多米诺骨牌理论”。因此，他们既要支持美国，当然也支持美国控制下联合国所通过的授予美国军队“联合国军”的名义并要求其他国家也派兵朝鲜的决议。即使到战争后期，局势已逐渐明朗，社会党国际仍然继续固守着这种敌对性的偏见。（LPCR,1950, pp.27-28）截至1951年5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已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战役，歼敌23万人，将美军等驱回“三八线”以南。而在同年6月底举行的成立大会即法兰克福大会上，社会党国际针对朝鲜战争问题公开谴责了共产党的“侵略”。大会虽然没有直接攻击中国，但这很难理解为善意的回避，恰恰相反表明了对中国的轻蔑。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只是一种傀儡，甚至是炮灰；真正起作用的是苏联和苏联把持下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大会讨论当中，与会者一方面指名谴责了中国，另一方面也对美国威胁使用原子弹一事表示担忧。（SI:SII,1951, No 31-32）
对中国的这种敌视态度自然不会很快扭转，但朝鲜战争的发展又使社会党国际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存在及其作用。因此，根据当时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会议有关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组织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讨论情况，社会党国际于1952年10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承认新中国“作为有着数亿人口的集团，不可能无限期地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但同时也补充强调“作为已成为联合国成员的国家，不可能同意正在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的北京政府的代表权问题”。（SI:SII,1952, No 43-44）这是社会党国际第一次对新中国的公开表态。这也成为此后一个时期社会党国际在就联合国问题作出分析判断时谈到中国时所采取的态度。
然而，这种所谓“正与联合国军作战”的说法既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又是一个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条件。因此，随着事态的发展，社会党国际必然要重新审定自己的态度。在1953年4月朝鲜战争停火谈判在板门店复会前夕，社会党国际在其理事会会议上表示“如果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结束朝鲜战争，世界紧张局势便会得到缓解”，同时认为在亚洲恢复和平后，“应当可以和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并解决它在联合国的代表问题”。（SI:SII, 1953, No 16）同年7月，板门店谈判进入了最后阶段；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签字。在此之前，于7月15日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也讨论了同样的问题，并在大会决议中提出，“和平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谈判，才能够得到保证”，主张“在停火达成之后接纳北京政府进入联合国”。（SI:SII,1953, No 30-31）1954年2月，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中南半岛（Indochina）和平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开始进行筹建并邀请中国代表参加。这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第一次就国际重大问题而正式同中国打交道，因而标志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月，社会党国际举行欧洲社会党会议，表示“远东问题的全盘解决必须包括允许北京政府参加联合国”。（SI:SII,1954, No 7）
至此，社会党国际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也有严重的保留。其一，它开始承认中国所发挥的国际影响以及就此与中国交往的必要性，但仍认为中国只是一种有限的、区域性的政治力量；其二，它已明确意识到将拥有数亿人民，占世界人口1/5—1/4的中国排斥在联合国组织之外是非正常的，但在当时的联合国大会尚是美国操纵下的表决机器的情况下，它又反复强调诸如“按照联合国宪章原则”、“按照联合国决议”等等，实际上又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一事附加了限制性的、不公正的条件。这一点在1955年7月的社会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会在“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中指出：“在远东，显而易见必须与中国的有效政府—北京政府达成协议。这包括允许北京政府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在内。北京政府方面必须表示，它愿意在国际关系中遵守联合国宪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12页）
此外还需说明的是，自1954年底以来，台湾问题引
起了世界的关注。特别是在1952年12月，美国与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声称要动用美国第7舰队干涉中国解放台湾。美国这种**裸地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已然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而中国政府早在同年4月“万隆会议”上即已表明立场，而且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通过的仔细工作而赢得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同年8月，英国工党代表团在前首相艾德礼的率领下访问了中国并与毛泽东主席等举行了会谈。到1954年底，北欧的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以及瑞士已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其中4国政府是由社会党人领导或参加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国际四大表示：“台湾是远东的一个危险地点。只要国民党还占据着沿海岛屿，就会爆发敌对行动。首先，国民党军队必须撤出台湾海峡，这将改进和平解决的前景。”（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12页）这是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也是少有的一次对台湾问题表明态度。联系到前述“中国的有效政府”的提法，可以说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党国际比较早地同美国的政策拉开了距离，虽未明确反对但已表示不支持美国所谓台湾政府才是中国合法代表的主张，表现了比较明智的现实主义态度。正因如此，1957年7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几乎是逐字重复了四大时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6页）
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到，社会党国际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已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已经可以相对客观地认识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国际社会上所产生的作用。而它对台湾问题的看法甚至不乏积极意义。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社会党国际也越来越多地放弃了早期的轻蔑态度。例如，1960年4月在以色列海法召开的理事会会议，不仅建议邀请中国参加当时的十国裁军会议，而且第一次不附加任何条件地单纯表示“社会党国际理事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出版社：1962，第12页）1961年10月在罗马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社会党国际通过了第6个“关于联合国的决议”，其中谈到“本次代表大会重申它以前已经表述过的观点，即北京政府应当在联合国当中拥有代表席位”。（SI:SII,1961, No 44-45）1962年6月年奥斯陆理事会会议则更加明确地提出“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应当有其执政当局的代表参加联合国”。（SI:SII,1962, No 24-25）1963年7月，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又专门研究了中国的核军备发展情况，表示希望中国、法国和其他所有潜在的核国家也遵守英美苏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SI:SII,1963, No 31-32）
然而，这种对中国轻蔑感的消退，却不能排除社会党国际对中国仍持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严重偏见，这种偏见甚至妨碍它对中国作出符合现实的客观判断。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件事上：
一是，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的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当地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在短期内即平定叛乱，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这本来纯属中国内政而且合乎情理及人民的要求，但在叛乱发生后的第5天，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会议竟发表决议，攻击中国政府“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平反叛乱是“对自由权利的镇压”。（SI:SII,1959, No 13）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国际主席安德生在开幕词中指出“共产党在西藏进行侵略”，并且宣称要从中吸取教训，认清“共产党的和平共处理论的实质”。（SI:SII,1959, No 21-22）虽然由于某些代表的反对，这次大会未就此事专门发表意见，但却一反常态地不提联合国应当接纳中国一事。（SI:SII, 1959, No 21-22）在1960年4月的海法会议，社会党国际再次抨击中国政府“摧毁西藏人民的自由和个性”，进而呼吁“恢复西藏的传统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第14页）
与上一事件相似，社会党国际对中印边界事件也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态度。1962年6月，社会党国际在奥斯陆会议上攻击中国“拥有6亿屈从于极权主义统治和严格纪律的人民，其力量是令人生畏的，它对亚洲的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SI:SII,1962, No 24-25）同年10月，由于印度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实现其无理的领土要求，因此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实行自卫还击。一个月后，中国政府主动采取措施，单方面宣布全线停火和军队后撤，努力寻求和平解决问题，但社会党国际不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在1963年9月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专门通过了“关于中国入侵印度的决议”, “强烈谴责中国袭击和占领印度领土的侵略行径”，并且表示“支持印度人民保卫国家的决心”，要求“各工业化国家给印度以更多的援助”以保证国防开支不致损害印度的经济发展。（SI:SII,1963, No 39-40）同时，也巧妙地回避了七大时还曾重申过的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
然而，社会党国际内部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已非铁板一块，持有现实主义观点、坚持正义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加。正是在八大上，不少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不应让中国受到军事联盟的包围，不应让中国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况；相反，应当使中国进入联合国，发挥其在裁军和禁止核试验方面的作用。甚至还有人赞赏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表现出的理智和克制的态度。至于那个谴责中国的决议，是这次大会通过的15项决议中唯一一个不是全票通过的决议。这也为社会党国际对中国的态度的进一步调整埋下了伏笔。（SI：SII,1964, No 1）
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况变化，社会党国际对中国的态度又一次进行了明显的调整。1964年10月，中国试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5月，又成功地引爆了第一颗氢弹。突破超级大国的核封锁、完全自力更生地掌握核武器一事在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也极大地鼓励了长期受到西方列强欺压的第三世界广大中小国家。此外，中国反复强调关于核武器的原则立场 ，中国长期坚持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
和既不屈服于美国的威胁也不迎合苏联霸权主义的外交实践以及坚决支持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外交政策等更是博得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敬重和欢迎。这些情况在社会党国际内部也引起了震动。在1966年5月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国际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新加坡总理、民主行动党主席李光耀在会上指出：中国掌握氢弹的秘密具有重要意义，“对有色人种和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不会对这种突破感到沮丧的”，因为它证明有色人种同发达的白人是平等的，而且“还有一些十分热情的人认为，这是保卫穷国的权利来反对富国侵略能力的一个因素”。（SI:SII,1967, No 16-17）与此同时，随着亚非大批新兴国家进入联合国，要求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驱逐蒋帮的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开始摆脱受美国控制的状态，由此也推动社会党国际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态度。经过大会讨论，社会党国际十大最后在“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中开篇就声明“代表大会号召所有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努力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得到应有的席位。代表大会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的分歧可以在安理会中得到最好的解决；同时，由于中国的出席，联合国也会得到极大的加强”。（SI:SII,1967, No 9-10）
对于一个仅仅在几年以前还在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表现出强烈的偏见而且明显短视的国际组织来说，社会党国际态度的这一次转变是难能可贵的。它至少是表明了在尚未与中国正式建交、而且在联大正式表决中仍然追随美国的西欧国家中，那些正在执政或随时有执政机会的社会党已经开始转为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但当时的中国已经陷入了“**”的动乱灾难之中，正常的外交工作尚难以维持，更不会对社会党国际这样积怨已久的组织作出应有的、及时评价和积极、恰当的反应。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更加迅猛。先是中美双方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安全需要，分别调整了对外政策和战略，双方关系开始出现松动和缓和的迹象。1971年4月，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震惊世界；7月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著名的“堪萨斯讲话”，提出中国是当今世界的“五大力量中心”之一，美国要寻求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7月9日，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并随后发表了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报。这极大地刺激了早同美国有离心倾向且当时又在经济问题上与之发生严重分歧的西欧国家，使它们更加迅速地向中国表示友好。这样一来，一直没有解决的第三世界国家同美国及其盟友在联合国内长期进行斗争的焦点问题—接纳中国、驱逐蒋帮的问题也大大增加了突破的可能性。1971年9月21日，第26届联大开幕，第2天在总务委员会会议上美国拖延阻碍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企图便遭到挫败。10月26日，联大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的提案。从此，中国开始了更加积极、活跃的外交活动，促进了国际问题的合理解决以及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这些事态发展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社会党国际的重视和反应。继1969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重申支持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中的合理地位的主张之后，1971年5月的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敦促联合国大会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它在联合国中的应有席位，从而使这个组织发挥它的效能”。（SI:SA,1971, No 5-6）同年7月的欧洲成员党领导人会议，讨论了尼克松访华及其意义。（SI:SA,1971, No 8）9月初的又一次同类会议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甚至在会议的开幕词中，社会党国际主席皮特曼不无自豪地谈到社会党国际在主张联合国接纳中国一事中起到了表率的作用。（SI:SA,1971, No 9）11月召开的执行局会议在进行了类似的讨论后，决定于次年年初举行一次专门研究中国情况的非常会议，邀请不久前访华的意、英、澳社会党工党领袖到会发表意见。（SI:SA,1971, No 12）虽然这次会议举行时因其他意外事件而打乱了既定的议事安排，但这年（1972年）2月初的欧洲社会党主要政治家会议仍讨论了这个问题。（SI:SA,1972, No 4）而不久后于4月初召开的那次以解除“反共不交往”禁令而闻名的执行局特别会议，也综合考虑了中国问题。（SI:SA,1972, No 5）
1972年6月底举行社会党国际十二大时，中国问题的讨论仍据了重要的地位。在会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际主席皮特曼谈到自1971年5月那次决定社会党国际完全转向缓和政策的理事会会议以来，唯一引人注目的国际事态发展便是中国进入联合国。而社会党国际对此早有先见之明，事实证实了社会党国际的正确。（SI:SA,1972, No 6-8）在会议的发言中，勃兰特将中美最高级别会谈，即尼克松访华，看作是大国间谋求理解的行动，并以此作为整个时代正由“对抗转向合作”的标志之一。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则强调中国进入联合国对于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意义，认为由于中国所奉行的既不当超级大国又不投靠超级大国的反霸独立路线，因而中国一旦加入联合国、直接参与解决世界问题便立即限制了超级大国的霸权，给小国带来了更大的自由。（SI:SA,1972, No 6-8）与此相应，社会党国际在大会决议中表示“社会党国际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在取得完全的普遍性”。（SI:SA,1972, No 6-8）
尽管社会党国际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可喜的重大变化，但在当时，社会党国际受缚于“欧洲中心主义”，尚未形成真正积极的全球性的政策思维。而在中国方面，由于“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中国政府当时也不能真正开展活跃的外交活动，充分发挥中国应有的国际作用和影响。因此，虽然在1973年7月国际主席皮特曼曾以奥地利中国研究会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并且曾为此而招致苏联《真理报》的猛烈攻击，但实际上社会党国际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无重大突破。但也需指出，这些过往的努力和变化这毕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是有积极意义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