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由相互接近到寻求合作

1976年对于社会党国际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发生了重大转折的年头。前者在11月举行的十三大上完成了重大改革，开始以新的形象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而中国则在这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有趣的是，此后双方的自身变化表现出一定的同步关系。一方面，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1976年后深入批判“四人帮”，动员全党全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初步尝试了积极同外国交往的外交实践。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某种意义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客观形势发展和各种条件变化的必要结果。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真正开端，因为这次会议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政策，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产乃至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均开始了改革进程。相应地，中国的外交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也有了重大的改观。另一方面，在十三大之后的两年里，社会党国际主要是根据十三大确立的基本方针，继续完成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调整，在世界各主要地区寻找立足点并努力探寻新的活动方式和合作类型。而1978年11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十四大，是十三大上就已作出的决定之一。这次代表大会是社会党国际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欧洲以外地区举行的大会，它标志着勃兰特等新领导班子所进行的改革初见成效，标志着社会党国际将以更加活跃的姿态、更加明确的态度开展其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和扩大它的影响。

正因如此，社会党国际十四大对1976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澳大利亚党主席霍克在会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为题发表专题演讲，指出“今天，在世界上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决心要在本世纪末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政策调整。他提出，社会党人不应对此感到恐惧，而应当尽一切可能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SI:SA,1979, No 1）勃兰特在大会报告中也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到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特别是中国所采取的更加开放的态度值得我们注意。没有人会低估这对缓和和国际合作所包含的现实意义和潜在的影响”。（SI:SA,1979, No 1）与会的其他代表均表示了支持，或在发言中表示同意他们两人的观点，或以鼓掌方式表示赞同。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的全面展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进一步引起社会党国际的注意和研究。1980年11月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十五大在决议中表示：“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中国已经开始走向国际对话的政策。这一新倾向的出现是伴随着国内变化而来的；对此，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正在给予密切的注视。”（SI:SA,1981, No 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会对国际重大问题如裁军和南北对话的看法，对某些重大事件如苏联入侵阿富汗、柬埔寨问题的态度均与中国相同或相近。

经过多年铺垫和相互接近的努力，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迎来了同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新时期。

新时期的第一个主要特点，表现在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过去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建立和发展党的关系的传统做法，开始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与之进行党际之间的接触与交往。

这首先表现为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大多派团访问了中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英国工党、意大利社会党和日本社会党的领袖就曾率团访问中国；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党知名人士也先后来中国访问。但总体而言，这些交往既不频繁，也不深入，往往带有临时、权宜的性质，更谈不上长期、有效或固定的交往机制。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这种交往才有明显的增多。例如日本的两个社会党几乎每年都组织访华团来中国，意大利社会党的前后两代领袖南尼和克拉克西、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内政事务发言人罗伊·詹金斯、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德费尔、奥地利社会党的元老、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的皮特曼，以及澳大利亚工党的前后两届领袖惠特拉姆和霍克等均在这一时期访问过中国。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来华的这些社会党重要人物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接受中国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民间团体组织的邀请而来访的，甚至他们当中还有一些是以个人名义单独访华，或以友好组织的名义与其他政党的成员共同访华。虽然他们在北京也同中国党政高级领导人举行会晤，但在形式上仍与党际正式关系无涉。直到上世纪80 年代初，这种状况才获得改观。各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访华人数呈现逐年上升，并且大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正式邀请而来。除了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社会党的传统友好关系仍在加强外，更多的西欧社会党也开始与中共交往。继1980年英国工党领袖卡拉汉、葡萄牙社会党总书记苏亚雷斯来华后，1981年2月密特朗又率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访华，并与中共建立了正式党际关系—这是一次突破性的进

展。此后访华的各国社会党代表团也大多与中共建立了正式联系或类似的关系，如英国工党、日本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意大利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等。

同各国社会党的交往还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利用多种机会走出去，积极主动地进行接触和建立联系。这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中国党政代表团应外国政府邀请访问时，往往将与该国社会党领导人进行接触作为友好访问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应外国其他政党邀请访问时也同该国或邻国的社会党进行接触；三是直接应某些国家社会党的专门邀请，派出党的高级代表团进行访问或参加其会议。例如1981年中共派代表团参加法国社会党会议，1983年中共代表团在出席意共大会期间与意大利的两个社会党、法国社会党等也进行了交往。通过这些交往，双方的了解得以进一步加深，友好关系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除了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加强交往，中国共产党在一贯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特别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中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的交往。这包括塞内加尔社会党、秘鲁阿普拉党、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牙买加人民民族党、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等。这些政党在社会党国际内部的作用日渐明显，反过来又利用其影响力推动了社会党国际与中国的交往。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已同社会党国际的几十个成员党有各种形式的来往，又同其中一半以上的党建立了正式的或经常性的联系。

新时期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社会党国际同中国共产党开始交往并进行了某些合作活动。1982年9月，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朱良、局长石宗本应邀参加英国工党年会时，社会党国际总书记伯恩·卡尔松主动提出要同中共代表进行非正式会谈。9月25日，会谈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举行。（SI:SA,1982, No 2）这是双方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标志着在双方互示友好态度之后相互关系的一次重大发展。此后，社会党国际同中国的交往进一步增多。

在1983年4月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十六大上，卡尔松在向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专门谈到同中共的第一次接触。这次大会还专门邀请中国派观察员出席大会，当时中国驻葡萄牙大使杨琪良为此赶到了举行大会的城市阿尔布费拉。1984年5月底，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以德国社民党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后，社会党国际和中共又开始了相互合作的尝试。1985年6月，勃兰特先是口头邀请，尔后又发来书面邀请。这年10月，社会党国际第二次裁军专题会议在维也纳举行，中联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朱良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阐明中国的立场，同各国社会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SI:SA,1985, No 4）对中共第一次正式参与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双方都感到满意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86年6月社会党国际在智利首都利马举行十七大，又一次邀请中共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这一次中共方面派出了中联部副部长李淑铮。作为在场的唯一一家共产党的代表，李淑铮等人在利马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SI:SA,1986, No 3）同时，这也表现了中共对社会党国际的重视。同年9月，社会党国际总书记韦内宁和夫人，以及社会党国际机关刊物的主编德罗斯特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邀请来华访问，其间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这是社会党国际第一次正式派团访华，而且与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国际裁军小组走访苏联的情况有明显不同，因为这次来访并无其他任务而只是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因此，韦内宁等人在访问中一再表示，这是社会党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发展关系的新的一步。其目的是增进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探寻进一步发展合作的途径。他还特别强调，社会党国际在世界安全和国际裁军问题以及发展问题上同中共有许多共识，因而希望中国进一步发挥作用并且与社会党国际继续合作。中共参加会谈的领导人也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对此，社会党国际机关刊物也进行了专门报道。（SI:SA,1987, No 1）可以确定地说，社会党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在1986年取得明显的发展，完成了双方未来构建更深入的关系的奠基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与社会党国际很快发展出良好的党际联系，显然是双方各自调整变化的结果。由此便可以看到新时期的第三个特点，即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相应关系问题时，已经根据变化了的现实情况提出了较为系统、完整而又合理的政策原则和具体方针。实际上，这也是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发展进入新时期的最主要的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走上了正常发展的、为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轨道。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完成了调整和完善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新情况、满足新需要的方针、政策和原则。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便指出：“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研

究、讨论和决定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重大问题时，也全面回顾了几年来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发展关系、1980年代以来同各国社会党迅速扩大交往的实践，明确了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关系的原则，并将此载入了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十二大报告在谈到同世界上许多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时指出：“我们期望同更多的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这种联系。”（胡耀邦：1982年，第51页）这意味着十二大所提出的著名的党际关系四原则 适用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进步作用的所有政党，这当然也包括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这些原则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尔后又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因而得到了外国政党的普遍赞赏和支持，是中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在党际交往领域的发展和创新，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

由于社会党同共产党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争论和斗争，双方至今仍存在着意识形态差异，双方的交往显然还需要有更为特殊的政策和原则。1984年5月，勃兰特率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华。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勃兰特的双重身份—德国社民党主席和社会党国际主席。经过精心的研究和准备，中共终于借他率团来访之机系统地阐述了有关中共处理同社会党关系的基本原则。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指出“：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在这些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同勃兰特先生为主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有不少共同点或相似点。”同时，“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为维护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和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因此，“我们愿意在共同点和相似点上同它们进行对话、交往和合作”。（胡耀邦：1984）

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维护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作为一个正在快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寻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的执政党，这同样也是中共同社会党友好交往和合作的根本目标。而双方共同点和相似点的存在，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所发挥的客观作用，则是共产党与社会党寻求友好交往和合作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在寻求友好交往和合作的过程中，除恪守“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以外，双方还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胡耀邦：1984）这就是说，双方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不同，是客观存在的，是历史形成的，更是不可否定或抹煞的。但是，“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该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胡耀邦：1984）

这些论述不仅点明了双方意识形态差异的根本点，而且阐释了超越差异的确切含义，即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阻碍合作，合作是客观需要的但不能泯灭差异。这体现了一种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划分敌我，而是为着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广交朋友的对外战略抉择，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反映。同时，这些论述也强调了友好交往和合作是有一个过程的，即交往首先是“为了增进互相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发展友好合作”，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是应当最先考虑和谋求合作的领域。

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这些政策原则，是对此前一个时期中共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友好交往和合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些政策原则源于实践且适合现实，因而一经提出便受到社会党一方的欢迎和积极回应。勃兰特在会中表示：“这为我们继续交换意见，为我们互相充满信任的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将是相互充满信任的合作的良好基础”。（勃兰特：1984）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原则很快收到了成效，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交往迅速增多，双方的合作也在向前推进。1985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参加社会党国际的维也纳裁军会议。双方由和平问题开始，迈出了进行合作的重要一步。

党际交往的良好局面坚定了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这些政策原则的决心和信心。1985年底，当时主管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工作的胡启立同志在答记者问时讲“：世界上一切不愿违背人民意愿的政党，无论是共产党，还是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政党，绝大多数都在为缓和、为裁军、为和平进行工作或斗争。”同时还指出“：在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的联系和交往中，中国共产党奉行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交往与合作很好地配合了中国总体的外交政策，为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取得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