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困境与反思

苏东剧变后，社会党国际一度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作为左翼政治力量的一员，社会党国际各成员党受到了世界反共产主义潮流的强烈冲击，甚至不得不回避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而普遍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为求生存，一些社会党还考虑了更改政党名称。另一方面，随着新经济的崛起，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社会党的传统政策和发展模式在新形势下出现失灵，导致不少社会党由执政变为下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社会党国际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一直不断地对其传统理论、政策和战略进行改革和调整。这从十八大以来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决议变化，就可见一斑。

在传统的政党政治中，各政党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差别。社会党国际在意识形态上的传统任务是反对“现实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冷战结束后，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瓦解，社会党国际的主要对手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例如，十九大提出“反对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二十一大《巴黎宣言》指出“社会党国际面临着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二十二大又提出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斗争目标。与右翼相比，左翼政党强调自己的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然而，在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过去十几年中，社会党国际的很多成员党强调超越左右，淡化意识形态，走第三条道路，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折中。由此，在实现政党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党国际似乎走上了一条实用主义之路，主张“少谈一些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甚至于意识形态被束之高阁，羞于提及。例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对当前产生效果的东西感兴趣”。采取对意识形态淡化的策略，虽然在冷战后初期对社会党国际稳住阵脚，以及推动社会民主主义复兴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埋下了更深刻危机的隐患。超然于“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必然导致要争取中间支持者或中间选民，由此造成了社会党的组织危机，并引发了群众基础、党员参与、利益表达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首先，转向赢得最大多数选民的“全民党”使社会党在进行利益协调和整合时更加困难。吸收工人阶级之外的其他群体，客观上加大了党内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而且某些利益冲突又是难于调和的。事实上，在争取选民的问题上，社会党普遍存在着顾此失彼的情况，争取到了新的支持者，又丧失了传统的支持者。例如，20世纪末，产业工人队伍急剧萎缩，政治立场摇摆不定的中间阶层队伍趋于壮大，为了取悦中间派选民，社会党的政策逐渐向社会中上层群体的倾斜，一些社会党政府在经济社会政策改革中重效率、轻公正，过度向资方

妥协，不顾劳方的利益诉求，疏远与工会组织的关系，招致广大劳动阶层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对社会党的信任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传统上支持社会党的选民基础，使社会党的支持群体处于相对减少和不稳定状态。近些年来，一些国家的工会等团体甚至在社会党执政期间发动大规模的罢工和其他抗议活动，表达对社会党执政当局相关政策及改革措施的不满，在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德国、南非、印度、佛得角等国尤为突出。在南欧国家，还出现了罕见的大规模社会风潮，导致社会动**不安。社会党为了获得中间派选票，却流失了铁杆左派的一贯支持，这种情况也加速了左翼分裂，进一步分散了左翼力量和选民基础。此外，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为各种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一些极端政党组织的鼓噪煽动得到了许多对现实不满的中下层民众的共鸣。这些群体中很多都曾是社会党的支持者，是社会党赢得选举而实现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如今这一基础已明显动摇。

尽管社会党国际坚持认为，由它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在冷战结束后唯一能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政治力量，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主要竞争对手，社会党国际进行战略调整的空间却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于也很难提出更为有效的措施，以匹配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带来了空前复杂的各种全球化问题。在业已凸显的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受益者与利益受损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例如，在欧洲，全球化在给消费者和企业带来机会的同时，欧洲的产业工人阶级却饱受冲击。面对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工人阶级重新沦为利益受损者，曾经使工人阶级免受经济剥削与动**之苦的社会民主党却变得力不从心。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对社会党的纲领和政策的有效性构成了根本性挑战。社会党国际曾在二十二大上总结社会民主主义受挫的原因时，指出：“全球化进程给社会党国际的民主左翼、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带来了特殊的困难。一个多世纪以来，民主国家作为最主要的工具，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平等、共同参与和民主的社会。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目标在二战后西欧建立的福利国家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目前，全球化及其复杂的进程威胁着要摧毁已经取得的进步。”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拓展，民众虽然赢得了更多的法律权利，但其生活却变得更加缺少保障；各种资本力量对全球经济系统的侵蚀一再加剧，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风暴，并危及西方世界长期经济繁荣带来的高品质的生活水准……相对于其他政党派别来说，这些情况对于一向把稳定、秩序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放在首位的社会党尤其不利，甚至威胁到社会民主党的道德和制度基础。尤其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作为社会党国际大本营的欧洲

还远没有走出“欧债危机”的阴影，面对十分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局面，以及种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冲击，社会民主党拿不出一套确实有效的解决方案。此外，面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社会党国际也没有足以应对的准备。

近年来，一些执政的社会党政府所倡导和推行的经济社会政策与改革举措，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下也正遭受挑战。例如，南非非国大自1994年执政以来提出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计划，包括曼德拉时期的“重建与发展计划”，姆贝基时期的“增长、就业和再次分配”战略及“加速和共享增长倡议”，祖马当政后又制定了面向203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但实际效果都不够理想。印度国大党多年来所推行的经济社会政策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减贫目标仍遥遥无期。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社会党所推行的许多经济社会政策也都收效有限，不但经济增长未达预期，而且紧缩政策不断加码，加大了很多下层民众的生活压力。由此，社会党政府的施政能力也普遍遭受质疑。此外，其他政党和政治势力的崛起也严重制约了社会党人的政治空间。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特别是西方泛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受到严重挤压。尽管金融危机一度使得新自由主义思想受到抑制，但“欧债危机”又使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再次受挫，新自由主义重新回潮。究其根源，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解决方案并没有被多数民众认可，社会党人带领国家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能力饱受质疑；另一方面，社会党人提出和倡导的有关公平正义、平等互助、福利国家、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和主张，不同程度地被包括保守党、自由党、绿党乃至一些极端政党在内的其他党派所吸收和采纳。这使得社会党的“身份特征”和传统理论旗帜的优势日渐模糊和淡化，政治施展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综上所述，全球化所引发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削弱了社会党传统的社会支持基础。社会党国际所坚守的发展模式，也正遭受着全球化时代复杂形势的考验。不得不承认，为了有效应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尽管在冷战后历次大会和理事会会议上不断改革，但当前社会党国际仍处于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之中，继续进行战略调整和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路仍然任重道远。同时，也应该意识到，社会党国际面临的很多问题和挑战，并不是一个党派或者某种意识形态所能解决的，而且这些问题和挑战也不单单仅是社会党人所面对，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多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在当前发展阶段所普遍面临的。毕竟，社会党国际在全球治理方面已经做出了卓越而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自1951年重建以来，历经60多年的沧桑变幻，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国际组织，这本来就是一种巨大的成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