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省请愿中，以湖南为最早，这是宪政讲习会发动的结果。杨度等人知道一纸请愿书达不到目的，毫不气馁，坚持不懈，继续进行。
1.湖南的请愿活动
1907年10月，杨度为料理其伯父丧事回到湖南。
11月，宪政讲习会议决，“当以坚确之意志，沈挚之力量，达再造中国之目的”，推举杨德邻、陆鸿逵、曲卓新、方表为特派代表，归国联络各政治团体，再作国会请愿之举。[66]杨德邻等抵达湖南会晤了杨度，即联络士绅谭延闿、廖名缙、龙绂瑞、黄忠绩等，在长沙成立了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不久改称湖南宪政公会），开办了宪政讲习所，宣讲立宪。并发起以湖南全省士民之名义，入都陈请设立民选议院。绅商学界和青年学生有四千余人签名，谭延闿等人均在其中，领衔者为前广西补用道、湖南教育总会会长刘人熙，二品顶戴分省试用道、湖南商务总会总理陈文玮和陆军部主事、候选道曾熙。
请愿书由杨度起草，立论完全是针对1907年12月24日上谕所说预备立宪非可率尔举行，“必须上有完备之法度，下知应尽之义务”；“当视国民程度之高下，以为实行之迟速”；“朝廷预备立宪，期望甚殷，乃近岁各省绅商士庶，其循分达理者固不乏人，其间亦颇有浮躁蒙昧，不晓事体者，遇有内外政事，辄借口立宪，相率干预”，“民情固不可不达，而民气断不可使嚣”；“嗣后各省利病均应由该省咨议局详细讨论，如确有见地，可呈请本省大吏，咨送资政院，采择核办”而发，接着阐明了社会上几种异议之不妥。最后写道：“今日一线之生机，中国图存之妙用，惟在宪政。而欲促宪政之成立，惟有早开议院之一法。”“伏祈我皇太后、皇上独奋乾纲，排除异议，明示天下，开设民选议院，于一二年内定期召集。”[67]
1908年3月10日，捧呈委员雷光宇和候选通判夏寿华等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答允代奏。雷光宇等将此情形报告湖南绅民，绅民欢欣鼓舞，以为国会之开，旦夕可期。各省闻知，亦感欣慰。但过了两个多月，湖南绅民见都察院代奏之事久无音耗，非常着急，又推举举人萧鹤祥和胡挹琪为代表进京催递。
5月21日，萧鹤祥、胡挹琪至都察院递交了催呈。其中说：“以都察院职掌而论，本有据呈代奏之责，湖南此举又实为奉旨预备立宪、奉旨陈言之事，即以个人名义具呈，亦无可以搁置之理。去年秋间，举人鹤祥亦曾以请开国会理由呈请代奏，已蒙钧院上达圣听，即此可见。宪台恪恭职守，宣上德而达下情，何况联名具呈者多至数千，代表一省。此为何等重大之事，而谓宪台于已许代奏之后，复有不欲代奏之心，断无是理。若谓宪台不以所请为然，则可否应当断自朝廷，臣下何能断以私意，擅为弃取。都察院无中可留，海内所晓，以宪台之明达，容有不知，故知湖南公呈所以至今搁置之理由，决不因此。惟是当预备立宪之谕旨煌煌在目，尚未取消之时，究竟以何理由，致湖南公呈允奏未奏，实非草野人民所能知晓。举人等本湖南人，又在联名具呈之列，日望国会之开，以救吾民四万万倒悬之厄，因是对于此事，重受湖南全体委托，特此来京，代表全省绅民，躬叩钧院，敬为询问。伏乞宪台将湖南公呈允奏未奏之理由，批示明白，以便报告湖南全体绅民及各省之筹谋继续上书人士，使咸知宪意，庶官民之意能通，上下之情斯达，实为公便。举人等不胜屏营待命之至。”[68]
新接任的都御史张英麟见呈中措辞严厉，极其不快，负气置之不递。
后雷光宇回湘报告了情况，湖南士民非常愤慨，6月12日，召开了有三千余人参加的大会，一致议决另推代表，进行第二次请愿。7月上旬，签名者达一万多人。8月2日，湖南第二次请愿代表候选道廖名缙、江苏试用知县陆鸿第、廪贡生易宗夔、监生仇毅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此次请愿书由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领衔，曹典球拟稿，主要以预备立宪之后新政不见实效，外患不见稍抒，纪纲不见立正等方面的事实，说明速开国会的重要性，要求“速定期限，召集国会。”[69]
长沙的女学颇为发达，经过两次宣传动员，一些有知识、思想开通的女士“亦为震动”。有位女士在暑假期间写了一篇数千言的女界国会请愿书，不少女士阅后跃跃欲试，准备征求签名，推举女代表入都请愿。后恐格于禁例，不准妇女上书，终未成行。但她们把请愿书寄给了北京的《中央日报》，题曰《湖南第三次女界请愿书》，希望发表出来，让朝廷和全国人民都了解她们对召开国会的渴望。她们的举动得到男士们的热烈赞颂。
在立宪派人士大力宣传鼓动和湖南的带动下，各省的请愿运动也开展起来。
2.河南的请愿活动
紧跟在湖南之后的为河南省。其所以能走在各省前列，也同宪政公会（宪政讲习会改称）的努力分不开的。1908年3月，已经受河南巡抚林绍年之聘，到开封担任法政学堂总教习的宪政公会会长熊范舆，及先后到来的该会重要干部方表和罗杰，都全力投入到运动之中。罗杰刚到时，在各界召开的欢迎会上，即“痛说中国万不可不去专制而立宪，以与世界立宪国握手维新。而立宪精神全在国会，吾辈此举，实为存亡关键。”[70]经过他们发动，3月下旬，教育总会特在游梁祠召开大会，刊布传单，召集各府州县代表讨论要求召开国会问题。教育总会会长李时灿讲了教育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及地方自治成立的顺序。方表、熊范舆、贺绍湘相继发表了演说，谓非先立国会，地方自治不能确立，教育普及亦难办到。王敬芳最后发言说：“国会一日不成，即政治无从整理。吾豫宜急起从湘人后，速开全省大会，推举代表入京请愿”。与会者一致赞成，遂决议召集大会，派人分途联络绅商学各界。[71]
在天津的河南人士从报纸上得知，高兴异常，致电致函河南同乡，极表赞成。
4月26日，各府州县代表大会讨论请愿办法。李时灿提议，先发布公启，分府签名，汇齐之后，再开全体大会，公举代表入京呈递。众皆赞成。嗣后以河南教育总会名义发布的公启说：“比年以来，迭奉明诏，宣布预备立宪，欲以巩国家久远之基，增世界文明之福，庙谟宏远，薄海同钦。然宪法精义，在范人人于法律之中，必上有责任之政府，下有自治之人民。而所以拥护纲维，促国民之进步，通寰海之舆情，设立完备机关，以期宪政之成立者，国会也。故欲宪政之实行，必视国会为枢纽。考之东西洋历史，莫不皆然。况今欧风美雨，席卷东来，国际竞争，日益剧烈，合最大多数之心思精力，以图补救，尚恐不足济时艰而御外侮。若徒知依赖，长此因循，祸患将临，视若无睹，纵朝廷宵旰，官吏焦劳，而无国民之团体能力以为后援，恶在其能有济也。凡我同人，既属国民分子，兴亡皆与有责，不效一得之愚衷，空抱杞忧而何益。现由教育总会发起，谨撰民选议院国会请愿书，拟呈请都察院代奏，敢云妄参政务，窃愿各任仔肩，同心共济，众志成城，上以朝廷作新之望，下以慰人民求治之殷，中国宪政前途之发达，其自此一日千里乎！窃愿顶香膜拜以祝之。凡副吾豫绅商学界志士同仁，有赞成愿列名者，请将台衔、履历详晰开寄，以便照缮为幸。”[72]
5月24日，由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士绅组织的河溯学会也开临时大会，提议国会请愿事件，并请宪政公会的会员演说。方表讲了今日舆论所以成立的历史和今后国民应采取的政治行动。罗杰讲了教育与国会的关系，并述说了其往来南北的所见所闻。熊范舆讲了组织政治团体之必要，痛论各地宜亟亟预备组织政党，以谋全国之利益，不可仅仅拘于一地方之事业。演说完毕，当场签名请愿国会者二百余人。
6月14日，熊范舆、李时灿等又召集一千余人开会，继续进行发动。熊范舆提议组织会所，研究宪政，并陈述了进行办法，特别归重于要求国会。李时灿和教员、绅士也发表了演说。
政府闻知，立即致电巡抚林绍年说：“各省学界联络绅商，纷纷请开国会，实属不成事体。查豫省亦有联名发电，并来京呈递请愿书者，应即一律严密禁止。”林绍年召集官员筹议，决定学界责成提学司，商界责成商会，绅民责成布政司和按察司，严饬地方官，一律切实查禁。大致谓：立宪尚在预备，国民程度参差，国会断难遽请开办，豫省得风气尤后，更须静候实行，毋得自蹈嚣张，致干查究。[73]
河南人民并不因此动摇，6月28日再开大会，决定赴京请愿。请愿书由在籍翰林院编修王安澜主稿，编修蒋艮领衔，签名五千余人。[74]
7月3日，请愿代表胡汝霖、杨源懋至京后，受到河南同乡的热烈欢迎。12日，胡汝霖、杨源懋至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都御史张英麟接呈后，因有要公，离院而去。胡汝霖、杨源懋鉴于湖南请愿书延搁至今，几及半年，尚未入奏，固请再见张英麟，问其代奏的确实日期。御史赵炳麟出来接见，对他们说，入奏必速，惟张英麟既归，确实日期不能代答。胡汝霖、杨源懋告以必须等入奏后的结果宣布，始能回去，报告父老。若迟迟不为代奏，仍当再为谒见，请问理由。
同月25日，陈州学界亦电政府，要求速开国会。[75]
3.安徽的请愿活动
1907年12月，安徽人士就发表宣言书，鼓吹请愿。实际从事发动工作的是潘伟人，他在省城安庆、南京、上海等处邀集同志签名，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主持尤力。1908年4月24日，全省签名请愿的已达五千多人。在上海的安徽同乡亦相继起而响应，有一千余人签名。六十个州县的代表和士绅在安庆召开大会，公举蒯光典领衔，推选代表入都上书。5月，蒯光典致电政府，代表全省请愿速开国会。
7月29日，请愿代表许承尧（翰林院编修）、窦炎（候选郎中、安徽铁路公司驻沪坐办）、方皋（分部员外郎）、江绍杰（江苏候补知府）将有一万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递都察院。请愿书写道：“自明诏颁布以来，已届二年，而一切预备纲领未能见诸实行”，“所谓立宪预备者，必无有收效之时”。“而今日大局阽危，日益逼迫，内忧外患迭起循生，非实行立宪，其势必不足以振起”。“立宪之精意，在于上巩君权，下开舆论，舆论既协，则君权益尊”。“盖有国会以为舆论之机关，则足以宣上德而通下情，人民爱国之心既可发诸言论，则暴戾之气自无由而生。而且国会既设，则舆论因有统一之机关，官民复定划一之权限，精神条贯，上下相孚，而后户籍财政、内治外交，始可渐次整厘，以成完全立宪之政体。故当国是未定之日，将欲应行预备诸大端，事事归诸实践，则必以速开国会为从入之途也”。伏乞“诏示速开国会年限，以为实行预备之计。”[76]
同月，宪政公会安徽支部亦公举代表请愿。
4.江苏的请愿活动
江苏士绅原准备与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一起上书，因苏杭甬铁路款事而耽搁，5月17日才研究本省请愿办法。主席发表了演说，提议分途签名，以一月为限；推举代表，入都请愿。有人发言说，国会成立虽为政府与人民共同之事，然请愿则是人民之责任。请愿要求不必固成，而不请愿要求，则永无成立之望。政府动谓人民程度不及，人民不自造程度，必无程度可及之一日。今日之请求，即见人民之程度如何了。“人民请求一次不成，二次三次，至于必成而后止。政府与人民日处战争之地位，政府气盛则政府胜，人民气胜则人民胜，俱在我人民自为之耳。”[77]
会后，马相伯见南京地区没有响应，从上海致函南京学务总会，谓“要求民选议院，各省均已上书，江南为人文荟萃之区，风气早开，不可不赞成此举。”[78]经其提倡，南京地区的请愿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6月21日，江苏绅士召开大会，雷奋报告了开会缘由，孟昭常宣读了请愿书稿，逐字解释，众皆赞成。接着大家推选他们二人为请愿代表。
请愿书由前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领衔，写得口气相当温和动听。一开始写道：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之时，“欢呼庆祝之声动天地。二三年间，时事日棘，欢呼庆祝者乃窃窃然疑，疑预备二字无当于事实，而程度不及之说之非笃论也，又疑朝廷之空言预备，而无意于实行也。迨体察各国情势，如日俄德法之协约，及各国驻使之奏请，则疑者又转而为惧，惧列强日逼，我虽欲图存，而彼不我待也。又惧人民失望，日益解体，我国家将漓然涣散，而不可复凝也。绅民等昔皆为欢呼庆祝之一，今亦为疑且惧者之一，窃伏自念，忧心如捣，辗转千虑，以为非钦遵迭次谕旨，即日实行，必无以纾败亡之祸。顾立宪之妙用，在使人民同负责任，欲使人民负责任，在速开国会。盖人民负责任，必有其方法，有其场所，有其时日，国会者，人民负责任之方法、场所、时日也”。继而解释了人民负责任不足恃和人民程度不及等说法，阐明了无国会对外对内之害，有国会对皇室对大臣之利。最后恳请“俯察舆论，速定期限，以二三年之间开设国会”[79]。
江苏的发动虽然稍迟，可是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例如，孟昭常为了“叫那些女人与小孩儿都晓得”，特以白话文撰写了《开国会真正好》的宣传稿。[80]沈同芳也写了《国会浅说》。南京的组织者很会动脑筋，把江南阅报所、法政讲习所、教育会、劝学所、各学堂、衙门局所全都动员起来，派人手持签名单到处征求签名，并在各花园、茶馆、酒肆遍贴了传单。至7月初，已经汇齐的签名人数已达一万三千七百九十三人。
7月13日，江苏绅商开会欢送雷奋、孟昭常启程。沈同芳首先致辞，说今日送行与往日亲友送别不同，我江苏全省签名者万余人，不能一一前往，雷、孟两君此行，无异于万余人随之俱往，成败利钝，万余人共之，即江苏全省共之，亦即二十二行省共之。故今日送行不算送别人，只算送自己，我们送行人与行者之责任无异。之后，马相伯、许鼎霖等人相继演说，代表全体致祝词。雷奋起致答词，略谓：“此次入都，有两种问题必须研究，一请愿有效，则以后议会应如何履行其职务；一请愿无效，则此次签名之万余人，对江苏全省人民，对于请愿，作若何之观念。”[81]
7月20日，雷奋、孟昭常抵京。安顿下来，即找人缮写呈词，遍谒同乡京官，请看呈稿。同乡京官皆以为呈稿理论极切实，词气极和平，毫无违碍字样。29日，他们到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
自雷奋、孟昭常赴京后，江苏各地士绅函寄签名表者络绎不绝，因报载都察院不为代奏，拟作第二次请愿，其中最突出者为盐城县。
盐城县有个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专科学习的马为珑，他对时局极为关心，素以早开国会为救亡的唯一手段，曾经翻译《比较国会论》。5月间，他在日本就提议由淮安独立上书请愿，已经同乡会决定，旋即遭人破坏。暑假回乡后，即运动绅商学子请愿，刘启晴、陈宗谌提倡由盐城单独上书。8月24日，该县自治会会长陶鸿庆召集全县绅商学界人士开了一次特别大会，出席者一千五百多人。马为珑登台发表了极为沉痛的演说，宣布江苏第二次请愿的宗旨。到会者均表同情，当场签名。又推张延寿、陈宗谌为起草员，各区的代表领去签名册。会后各区又分别开会演说，一时民情鼓舞，签名者达两万人。[82]
雷奋、孟昭常回到上海后，向绅商汇报了京中请愿的情形，讨论了今后的办法。会上沈同芳提出，今天报纸登载了朝廷九年颁布宪法和召集议员之诏，此后对于国会问题如何筹备，应否再征集各属意见，以便入手。雷奋说：“入手方法，目前只得注重咨议局，俟咨议局确凿成立，则国会之应开自易解决。”[83]其主张得到大家同意。
5.吉林的请愿活动
吉林省运动的发动者为吉林自治会会长松毓。1908年5月，自治会与商务总会联名致电预备立宪公会，表示愿与各团体共同请愿。
6月21日，自治会召开特别大会，专门研究请愿办法，指派人员撰写请愿书，并告知各界签名。24日，自治会与商会联合召开全省大会，与会者八百余人，自治会宣讲员文耆和孙树棠、李芳等均曾留学日本，先后登台演说了国会的意义，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听者莫不鼓掌欢呼，并刊布了演说稿，通过了由松毓领衔的请愿书。会后自治会刊发了《要求国会启》，号召各界同胞“大发热诚，联袂奋起，始终赞成，共襄盛举。”[84]
8月8日，请愿代表、自治会副会长庆山和文耆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共四千六百六十八人。由于各省请愿书已将国会必须开设的理由讲得深透，此请愿书没有再讲，而是着重从日俄战争期间和以后吉林人民所受日本、俄国的痛苦，以及未来各方面的危险，论述了速开国会的必要性，要求“颁布开设国会日期”。[85]
6.直隶的请愿活动
直隶省请愿运动之能发动起来，与杨度的鼓动极有关系。杨度在立宪派人士中颇有名气，军机大臣袁世凯和张之洞闻其回国，电令湖南巡抚送其入都。杨度到京后，于1908年3月设立了宪政公会本部，后经选举，任常务员长，并兼评议员。该会在报上刊登启事说：“恢复国民正当之权利，破除古来专制之积弊，避流血暴动之惨祸，谋平和改革之要全，此吾党同志毕生之责任也。合国内种种历史不同之民族，同舟共济，内则使国民忠爱之忱悃上达于朝廷，外则使数千年文明之古邦争雄于世界，此吾党同志莫大之事功也。”[86]4月20日，在袁世凯、张之洞推荐下，清廷著杨度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此时的杨度仍然保持着民党领袖时期的本色，“竭力以国会利益陈说于诸公之间”[87]，“运动甚力”[88]，耸动袁世凯尤急。谒见张之洞、袁世凯时，他说：“公等以开国会相召，仆以开国会应召而来，此次能否留京，以开国会与否为断。若仍枝枝节节办起，公等幕下人才济济，似无须用仆参与其间。”[89]为了召开国会，他曾单独上政府一个说帖。
5月，杨度前往天津进行发动，在法政学堂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了立宪国政府与专制国政府的区别，批驳了人民程度不足之说。指出：“预备立宪由何处入手，何者为先务之欤？曰：预备立宪首要在预备人民预闻政事。不预备人民预闻政事，则绝不为预备立宪”。政府为何不乐于先预备此事？“曰：立宪制度利于君，利于国，利于人民，唯不利于官吏之各个人”。“人民抵抗之唯一手段，舍上书要求开设国会而外，别无他法。而人民为如是之要求，原来亦预备立宪中之一端，出于平和，非属暴动，并无毫末危险之可虞。吾是以上书要求开设国会，希望我全国之热心志士连度举行，一次无效，继以二次，二次无效，继以三次、四次，乃至数千百次，不达开设国会之目的不止。国会开矣，则政府为国家发布命令之机关，有议会为代表人民舆论之机关，而立宪制度成矣。”[90]
政界学界等人士听了，大为感动，天津自治局参议阎凤阁、齐树楷，普育女学堂监督温世霖立即邀集人开会，决定推举代表进京请愿。看到别省请愿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而近在畿辅的直隶则寂然无闻，直隶一些人士深感惭愧。他们也在报刊上呼吁：“愿我直隶之通都大邑热心志士其一图之，勿使爱国义举独让南省同胞专擅可也。”[91]
7月，通过了请愿书，签名者一千余人。请愿书以刘春霖领衔，他是1904年考中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故又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而别人则称他为“古代状元的谢幕人”。他状元及第后授为翰林院修撰，但他没有在国内做官，毅然选择了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1907年回国，担任保定高等学堂监督。本来选了八位代表进京，后因别事，势难兼顾，刘春霖、王劭廉、胡家祺、王法勤返津。8月2日，由温世霖、孙洪伊、乌泽声、康士铎递交了请愿书。
7.山东的请愿活动
山东省的运动始于6月，政闻社社员侯延爽和王葵若等在省城济南召开了国会请愿大会，王著夫等则在烟台发起。他们将签名公启寄往各属，签名者约一千余人。[92]代表于洪起、宋绍唐、陈命官、钱金榜于8月8日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以两年开设民选议院”[93]。稍后，登州、莱州、青州各处又有数千人签名，拟作第二次上书。烟台教育会亦准备联合商界热心公益之人签名，寄往在京的山东省京官代递。
8.北京的请愿活动
北京士民原打算与直隶一起行动，后见直隶动作迟缓，怕落人后，始作单独上书之举。7月，工商各界联合一千余人，公推电灯公司总理冯公度领衔，要求“定期三年，召集国会”[94]。8月2日，代表孙毓文等将请愿书呈上。
北京的八旗人士恒钧、常文、恒通、乌泽声、黄容惠、志恺、经勒武等，以旗人“世受国恩，身经国难，对于国事有应尽之天职”，7月发出传单，集合同志，准备以八旗名义上书。[95]八旗人士热烈响应，很快有一千六百余人签名。请愿书由恒钧领衔，提出三年召开国会。8月8日，由常文、黄容惠递交都察院。
9.山西的请愿活动
当请愿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山西还冷冷清清，旅居河南的山西籍人士麻席珍等感到很不光彩，特致函山西教育总会，催促迅速发动。教育总会立即邀请各界人士研究，运动于7月间开展起来。为使运动有统一的组织领导，教育总会会长解荣辂与崔廷献特组织了一个宪政期成会，入会者三百余人。接着分遣会员赴各府州县动员，签名者达二万之多，为各省之冠。代表常松寿（同知衔知县）、李凤翔（附生）、刘怀英（附生）启程时，农商学界诸人送至车站，三呼“大清帝国万岁”而别。8月12日，代表到京时，同乡京官均到车站欢迎。18日，代表至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三年召集国会。
10.浙江的请愿活动
浙江的运动是在汤寿潜的促进下开展起来的。1908年1月，汤寿潜即与张謇、蒯光典讨论国会问题，后与郑孝胥、张謇代表预备立宪公会致电宪政编查馆，请求两年内召开国会。不仅如此，他在上海还电促本省各团体迅速行动，并代拟了请愿书。请愿书写道：“海通以来，十数强国鹰瞵虎视，其所以驯致富强者，所有政体无一不归墟于立宪，收效于国会；且有视立宪更进者，大率立两院制度之国会，予人民以参政之权，有参政权而后有责任。时势所趋，日本迎其机而利用之，蕞尔三岛，已见明效。中国为之，事半功倍，何独不为”？“日本人民敢与欧美并驾，国中工厂林立，商贩四出，我国何以不如？是有国会与无国会之别也。无国会，则予夺之权操诸政府，人民率观望不前；有国会，则由人民参订保护工商法律，资本家地位巩固，自能并全力而为对外之竞争。”强国亦在国会。“凡我中国臣民，咸盼国会迅速成立，以保皇室之万世一系，而人民亦得一日为立宪之国民。”[96]浙江旅沪学会亦派叶景莱回省发动。
吴雷川、胡焕诸人屡次邀集各界人士研究，以为现值暑假，各团体大半散归乡里，召集不便，决定将传单和签名册分发各府，签名后即派代表来省，8月10日召开大会，公举代表入京。旋接北京同乡电催，便将大会提前于7月28日召开。会上通过了由汤寿潜主稿的请愿书，选出了代表。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签名者八千余人，其中八百多名为老年人，包括驻防旗人吉尔哈新、贵林、闻训、瑞恒等，还有五百多名天主教徒，浙江留学日本的学生。8月20日，代表叶景莱、邵羲、蔡汝霖前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国会迅速成立”[97]。
11.留日学生的请愿活动
与此同时，留学日本的学生致电军机大臣说：“国会非三年内开设，不足以拯国危而系民望。顷闻政府拟定八年，期远势危，众情惶惑。祸机所伏，国命攸关，伏恳短期，以维大局。需者事贼，幸速裁之。”[98]留日湖北公友会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宣布开设国会年限”[99]。侨寓神户、大阪的华商致电军机处，“请速开国会，以安人心而固国本。”[100]东京的华商亦公电军机处，“请早定国会期限，宣示中外，以慰四万万人云霓之望。”[101]南洋的华侨也积极参加了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