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立宪派的宣传鼓吹和组织领导，一个全国性的要求速定召集国会年限的请愿运动迅速展开。参加的既有立宪团体，也有各省人民。
1.帝国宪政会
帝国宪政会由康有为在海外领导的保皇会改名而来，在要求召开国会方面是较早的一个，仅次于宪政公会。1907年10月，该会即发动菲律宾、新加坡和香港的华商数万人推举代表入京，呈禀农工商部，要求速开国会，“以重人民参政之权”[44]。同年11月15日，澳洲的帝国宪政会和《东华报》也电请召开国会。[45]康有为也拟《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要求“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46]1908年，帝国宪政会和南洋各支会都积极参加了请愿运动。
2.政闻社
政闻社由梁启超所组织，他认为：国会是“良政治之源泉”，人民求得良政治，也就是求得国会。“然立宪之动机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则其结果必无可观者。”[47]在1907年10月17日召开的政闻社成立大会上，他演说时又强调指出：立宪的真精神，赖有人民选举的国会。国会监督的对象是政府，希望立宪之动机发自政府，无异于希望政府特建机关，等待人民监督自己，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如何才能除专制之毒，举立宪之实？第一，要变消极的态度为积极的态度，人人奋起为政治上之运动；第二，要变单独的行动为一致的行动；第三，要变暂时的进行为继续的进行。发动国民的责任在中流社会，大家都要加强责任心。[48]
1907年12月，资政院总裁溥伦奉命赴日访问，梁启超觉得应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意见。他考虑到若提出国会要求，必与熊范舆等的上书重复，也不会如其透辟，而且还可能引起政府惊恐，倒不如借资政院做文章，“以国会之组织寓诸资政院”，“为暗度陈仓之计”。因为“资政院为明年即设之机关，若能采用，则明年即已见国会之成立”[49]，实际上更快。所以他写了一篇说帖，让总务员马相伯、常务员徐佛苏和社员侯延爽、长福在横滨呈交溥伦。内讲：既然设立资政院是为了树立议院基础，“则凡将来议院所应有之权限，今之资政院皆当有之”，包括完全的立法权、承认预算权、参与条约权和上奏弹劾权。其组织应含有上下两院性质，以半数议员备将来上议院之选，由钦选议员和各省咨议局派出的代表组成；以半数议员备将来下议院之选，全部民选。行政官本不能充任议员，只是中国属于草创，可以从权，人数宜少。[50]对这个说帖，梁启超“自觉得意已极，巧言如簧，易于动听，又多为烘云托月之法，使易堕我玄中。”[51]实则不然。此后政闻社即把请愿速开国会作为社中最大的事件来抓，将主要力量用于发动各省人民之上。与宪政公会、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研究会商定，发起各省士民签名，接着分头派员赴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南、江西、广东、河南等省活动。政闻社因遭清廷猜忌，特采取“于国会运动中寓扩张党势之实”[52]的方针，态度尤其积极。
1908年7月2日，政闻社致电宪政编查馆，要求三年内召开国会。电报说：开设国会，“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且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必斯，岂惟国会。近闻有主张七年、十年者，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需将贼事，时不我留。乞速宣布年限，期以三年，召集国会。”[53]
3.粤商自治会
粤商自治会是广东商人组织的立宪团体。1908年2月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装运军火，在澳门附近的洋面卸货，为中国海军巡逻船截获，因其没有运往中国军火的护照，遂将船械扣留。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要求将船放回，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无理条件。外务部居然全部予以接受。通过此次交涉失败，粤商自治会就认识到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国民责任的重大：“现在预备立宪，凡我国民皆有担负国家义务。”[54]3月26日，他们讨论了联络各省和海外华侨要求召开国会的问题。次日又开特别大会，进行了专门研究。会上，政闻社干部徐勤和帝国宪政会会员陈仪侃详述了日本蓄谋并吞中国的野心，呼吁同胞猛醒，尤当要求速开国会。会议一致决定：“欲雪国耻，须我国民担负责任，拟先由两粤联名，后联二十二行省，要求政府速开民选议院”；“政府许我以民选议院权利，我国民即担任海军捐之义务”[55]，把认购海军捐作为“实行立宪之代价”[56]。接着致函预备立宪公会，请其联合各团体，在上海从速设立国会期成会；函电各省，定期各举代表赴沪，妥议办法，赴都请愿。并说：“今欲实行自治，自不得不从请开国会求之”，即使不能马上得到，亦可“制造无形国会于国民脑根上，使为一致之进行，即以刺激普通社会，使自治能力之奋发锐进”。“得此以振自治之精神，其进步当不可以道里计”。[57]4月，自治会又致电预备立宪公会正副会长郑孝胥和汤寿潜，请其联合各省，要求速开国会，以为国权发动之机关。25日，在大会上提出，现在同胞函认海军捐的甚多，持此以要求国会，较为操纵自如。当即议决布告中外，由国民担任海军开办费，此款先行认定，待国会成立再交。[58]
5月下旬，自治会召开大会，大家以为政府既无速开国会之意，国民应当极力要求，至达目的为止，遂公举会长李戒欺领衔，致电都察院代奏，要求速开国会。电报大意谓：“统一行政，破除省界，提振自治，则民乐输将，惟不能不先从国会入手。方今滇乱藏危，东事又亟，若不速定时日，大局愈难收拾。国会一开，千万军费，崇朝可集。言之若妄，请杀生等，以谢天下。”[59]
4.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于1906年12月，会长为郑孝胥，副会长为汤寿潜和张謇。汤寿潜字蛰先，浙江山阴县人。1890年著《危言》四十篇，主张变法，成为早期维新派的知名人物。1892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散馆后任安徽青阳县知县。他不愿做官，到任三个月，即辞官回籍。1903年，清廷任其为两淮盐运使，他托词亲老不就。1904年极力策动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勇敢地站出来倡导立宪，派人出国调查宪法。张謇字季直，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幼有“神童”之称。1894年考中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后目睹国事日非，不愿为官，致力于实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陆续创办了一些工厂和学校，成为东南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在社会上博得很大声誉。1904年立宪思潮高涨，他曾多次与汤寿潜等策动中央和地方大员倡导立宪。
张謇、汤寿潜在1907年12月和1908年1月曾与蒯光典两度讨论国会问题。与此同时，该会参与了成立国会期成会的筹备工作。1908年3月，会董沈同芳致函董事会，提出讨论国会请愿问题。4月15日，董事会议决设立国会研究所，研究开设国会之顺序，撰拟草案，上之政府；联络各省商会、学会。后移书各省和立宪团体，派遣代表赴京请愿。
6月30日，郑孝胥、汤寿潜、张謇代表该会电宪政编查馆说：“近日各省人民请开国会，相继而起。外间传言，枢馆将以六年为限，众情疑惧，以为太缓。窃谓今日时局，外忧内患，乘机并发，必有旋乾转坤之举，使举国人之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潜弭，富强可以徐图。目前宗旨未定，四海观望，祸端隐伏，移步换形，所有国家预定之计划，执行之力量，断无一气贯注能及于三年之外者”。“切愿王爷中堂宫保上念朝事之艰，下顺兆民之望，乘此上下同心之际，奋其毅力，一鼓作气，决开国会，以二年为限。庶民气固结，并力兼营，势急则难阻，期短则易达，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其策莫善于此。”[60]
7月11日，郑孝胥、汤寿潜、张謇再电宪政编查馆说：中国国大俗殊，国会与万国不同，无论哪国的政治家都无法裁决适当之办法，虽然虚拟年限，不过随意揣测，不足为定论，但问朝廷是否欲开国会。“果欲为之，则宜决然为之，直以最捷之法，选举召集，固非甚难，胥等所谓二年即立与（于）施行之谓。如以二年为简率，则虽五六年至七八年，亦与二年略等，未见其遂为完密也。迟疑顾虑，终于无成，实中国积弱之痼习，必先除去此习，乃有图存之望。时不可失，敌不我待，当世雄杰，或韪斯言。不胜忧愤，伏祈荩察。”[61]
5.国会期成会
1907年12月，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宪政公会和宪政研究会就共同筹商此会，作为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团体，正式发起于1908年春间。速开国会为其唯一宗旨，其任务为向政府上请愿书，对国民进行教育。会中职员暂由在上海各团体职员轮流担任。由于最初几个月江苏和浙江两省人民忙于抵制政府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研究会参加筹备工作较少。后又因没有找到办公地点而拖延，一直未开成立大会。
5月初，《国会期成会意见书》在各报刊发表出来，流布极广。该书痛言请开国会为今日之急务，其要点为：
第一，“举一国人而不知己国与现世界之关系者，国必亡；举一国人而不知己身与其国家之关系者，国亦必亡”。“天择物竞，惟适乃存。当此弱肉强食之世界，其能应此潮流，以内固国本而外抗列强者存，否则亡而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尽一国人而以国家大政为身外事”，“则其政治决无进步，而国自濒于危殆”。“仆等外观世界大势，内察己国实情，知政治之所以不良，实由政府不负责任；政府所以不负责任，实由无国会。则开国会者，非今日根本之要图乎！此本会之所以发起者一也。”
第二，“现世界各国，其竞争所以剧烈若是者，虽曰有强有力之政府为之后援，实亦有活泼进取之国民为之前驱，此其力所以愈滂薄而莫能御也。在吾国今日，于国民对外能力，万不可不早为预备，而此事又非速开国会，使吾民惯于政治上之活动不为功。此本会之所以发起者二也。”
第三，“立宪之诏宣布已及二年，而今日犹上下疑贰，莫知所为者，则程度不足之说实为之也。”“彼西方各国之立宪，则多数国民表示其欲立宪之心，而国家遂不得不立宪。吾国今日人怀希望立宪之心，然未尝为一度之表示，此政府所以得以一纸空文搪塞之矣。夫英国立宪政治之确定，其人民与政府之竞争数千载如一日；日本之要求国会也，请愿之书达七十余通。若是乎，人民苟不要求、不表示，则必无能达其目的之一日。此本会之所以发起者三也。”
第四，“立宪政治者，诚哉其不过少数贤者之政治耳”。“当其始反对专制也，实亦不过少数人民主之，而其他大多数人则以此少数人之自觉而自觉也”。“此则吾观于日本当国民运动勃兴之期，而叹其国中先觉之能以此自任也。当其始也，副岛、后藤建议于朝，于是有爱国公党之出现，其后解散而复兴。迨其第三次开会于大阪，于是决议飞檄全国，遣员游说各地，其后卒得二府二十二县十三万人之赞同，而以开设国会请愿书捧呈于政府。至十四年，而开设国会之诏寻下。是知天下事断无不劳而获。今第见日本立宪政治之美，而不知板垣、河野诸贤冒危难，犯艰险，其牺牲一己，以为国民奔走之苦”。“故我辈所希望者，在开国会以达救国之目的，然此预备功夫则亦万不可少。同人力薄能鲜，不敢以板垣、河野诸贤自任，然义务所在，不敢不尽。此本会之所以发起者四也。”
“仆等既以以上种种理由发生是会，而具独一无二之宗旨，则在要求开设国会，不达目的则不已焉。其为要求之度数，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勿得勿休焉。其为本会之分子，不以地域限，不以职业限，不以团体限，合多数之同情，作正式之要求，勿得勿休焉”。“世界各国之要求国会也，难易则有之，而能与不能则非所宜问也”。“苟其心诚求之，断无不得者也”。“今吾民以国家存亡之公共利害问题，为上奏请愿之举，使朝廷而置之不理，则不特无以系天下之望，国事且从不可问矣”。“吾国民当此四面楚歌之中，使不从此急起直追，则朝鲜之续，当不在远。然外患终不足畏，在吾国民自审己身与吾国家之关系何如耳，吾国民其念之哉！”[62]
6月，黄可权又在《时报》上发表《论国民皆宜加入国会期成会》，呼吁国民投入国会请愿运动。写道：“国会果由何道而成乎？考之各国之历史，有由于君主之承认者，有由于国民之力争者。要之，今世各国，莫不有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之机关。而此机关之所以成立，无论出于君民之交让，或出于国民之自力，皆非以国民为之原动则末由告成”。国民如果不愿放弃其天职，“抱改良政治之热望，而有与世界列强争衡之心，舍成立监督机关，以改造政府奚由哉”！“非组织国会，万无可以救国之理。而组织国会，万无可以倚赖政府之理”。因为国会是与政府分权的，专制政府不会自动地把权力分给国民。“国民当先求国会之成立，而国会之组织及其组织之能完善与否，犹属于第二问题。苟国会而为国民所成立者，其组织未有不完备者”。国会期成会就是要求国会的先声，国民皆宜加入。因为加入之后，可以“泯省界之纷争”，“联农工商各界之感情”，“破党派之界限”，“定学派之指归”。末后写道：“我国之运命，少或五年，至多亦不过十年，此十年间稍纵即逝，吾愿吾国民之急起直追，而以成立国会为救国之第一招也。”[63]
7月12日，国会期成会召开成立大会，并公祝江苏、安徽两省国会请愿代表首途。雷奋首先介绍了该会发起的经过，讲了今后进行的办法，就是致电各省，促其举代表入京，要求国会。使人人知道国会为今日所必需要，共起而担其责。政府以为人民程度不足，岂知以中国人为中国之代议士，何程度不足之有？若再迟缓，恐怕无容我开国会之日了。
接着王敬芳演说，大意谓：“国会期成云者，非宣布年限，目的即可云达，必有民选之真精神，而后可无遗憾。”
贺绍章讲了地方自治和教育普及两个问题，必待国会成立之后，方可解决。
叶惠钧痛驳了人民程度不足及预备立宪两种说法。
范秉均说：国会必期其成，重要理由有四：一、宪法编制问题，非国会无由参以国民之公意；二、地方自治问题，非国会无以促其成立；三、政党问题，非国会无以为活动之根据；四、外交问题，非国会无以救其失败。
演说之后，政闻社总务员马相伯起而向江苏、安徽两省国会请愿代表进京致祝词。他说：“请开国会，乃我全国人民之生命所关，财产所关，人格所关，岂仅个人之功名富贵而已，此所以必须欢送也”。今天我们请开国会，既无外国人干涉，又无坚船利炮的可怕，其前途必定大获胜利。“国会者，乃我中国立宪国民之大头衔也，乃我人民生命财产保险之护照也”。“今日江、皖两省代表为我民请开国会，即无异于为我民领取立宪国民之大头衔及生命财产保险之护照。我民之开会欢送之者，非为江、皖两省代表计，实自为计。”
末由江苏请愿代表孟昭常致答词。[64]
雷奋为附生，孟昭常有举人功名，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加入预备立宪公会，成为该会的中坚。
会后该会宣布了简章：本会以速开国会为唯一之宗旨。责任有二：对于政府，递请愿书，表示国民正式之行动；对于国民，论著演说，俾国民皆知有要求国会之义务。凡国人而达于成年，表同情于本会宗旨者，皆得为会员。暂不收会费，但得自由捐助。本会职务暂由旅沪各团体职员中轮流担任，俟开大会时再行选举。
7月19日，该会致电宪政编查馆说：“顷全国人民组织国会期成会于上海，主张即开国会，全体一致，恳求俯顺舆情，立即宣布最短年限，以安民心”[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