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咨议局得知大多数督抚联衔要求召开国会与建立责任内阁同时并举，曾致电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云贵总督李经羲，请他们与各督抚联衔电奏要求速开国会。就在请愿代表谒见载泽的25日，锡良、瑞澂、李经羲、两广总督袁树勋、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

此前的督抚只是就国会问题陈述个人意见，这次不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仅代奏了群众的要求，而且经过多次郑重电商，十分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政见，要求政府实行，实际上站在了请愿群众一边。当然，他们的动机与侧重点同人民有所区别。以前督抚握有一省实权，处理地方大政基本可以自专，实力足可与中央抗衡。现在亲贵把持朝政，实行中央集权，督抚权势削弱，心有不甘。中央干涉地方财政，束缚了督抚办理各项新政的手脚，而限年筹备立宪的规划又事事责成于督抚，尤使督抚对中央产生反感。军机大臣不负责任，政策不统一，朝令夕改，矛盾百出，又使督抚无所适从，极为愤懑。督抚缺乏宪政知识，为了在推行宪政中不致出乖露丑，不得不在下属和幕僚中委用一些留学生和新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的潜移默化下，其政治见解渐生变化，知道专制不可长久，实行立宪乃世界潮流所趋，不可遏抑。开明一些的大都有民本主义思想，懂得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的道理，看到人民为了挽救国家而呼号请愿，很受感动，认为不应失掉民心，自促灭亡。因此他们赞成支持人民的请愿运动。

督抚们最初关心的是责任内阁，这是因为责任内阁与其工作有着更为直接密切的关系。从关注责任内阁到主张与召开国会同时并举，其间有一个演化过程。

关于建立责任内阁，政府筹划预备立宪措施时曾经争论一番，卒无结果。1908年8月达寿考察宪政归国后又奏请设立，会议政务处大臣也多次讨论，终因新官制未定，军机大臣的安置和总理大臣人选及其权限不好处理而搁置。至1910年，吉林巡抚陈昭常首先奏请裁撤军机处，迅速组织责任内阁，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以便使行政系统分明，施政方针确定，政务进行敏捷。[90]继之，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上折反对“中央集权而四方负责任”，指出要实行中央集权，必须设立责任内阁，并且要有国会监督。[91]

这时督抚尚无联合行动的意向。适朝廷饬令督抚议复赵炳麟确定行政经费折和王乃征酌分筹备宪政缓急折，于是督抚开始考虑全局性的问题。1910年9月9日，锡良和瑞澂合奏：“欲以政治、兵力争胜于各国，一时万难幸胜”。“为今之计，惟有实行借债造路，可为我国第一救亡政策。盖借债乃十年以内救亡之要著，造路乃十年以外救亡之要著”。理由是：十年以内我国正在推广币制改革，如无大量现金作为储备，财政必致恐慌，各国将从而干涉。如能借债吸收外资，“财政可一，币制可定，将来立宪之筹备可以进行而无阻”。由于交通不便，立宪制度多不能行，十年后铁路尽通，“御中控外，势增百倍，斯时采用各国行政之法，决无扞格难行之虑”。宜募借外债十亿，限十年将应筑之粤汉、川藏、张恰、伊黑四条干路修完。[92]旋又将此意通电督抚，征求意见。

对于锡良和瑞澂的借债造路救亡政策，不少督抚表示同情。孙宝琦则持异议，认为挽救时局最简单而重要的方法，就是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李经羲积极支持，9月22日通电各督抚说：借债造路固然重要，但不是督抚所能办成。“必先政本更新，始有主持机关，财政整理始免债主干涉；朝野合谋监察，始能于借时免舆论反对，用时免当事虚糜”。而要如此，“非设内阁、开国会不能办到”。国会与内阁，“如车两轮，不可缺一。有内阁无国会，恐当国者非揽权营私，即延滞痺痿”。“总之，借款办路为救亡要策，然行之于未有内阁、国会之前，转虑足以速祸”。如以为然，即请锡良等主稿，联衔入告。[93]在此，李经羲不仅把救亡问题的讨论引导到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的关键问题上来，而且提出了督抚联衔上奏的倡议。

李经羲的见解如拨云雾，督抚的眼睛为之一爽，纷纷复电表示赞成，并推其主稿，联衔入奏。

可是，也有反对者，江督张人骏是个主要角色，另外还有直隶总督陈夔龙、陕甘总督长庚和陕西巡抚恩寿。

张人骏打着中国风俗民情与外国不同的幌子说：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硬要人民与闻国政，势必激成“举国骚然”的大动乱，“外人乘之，借口平乱，君民同阨，何以善后？”国会不能召开，责任内阁也不能成立，当前的急务是“饬吏治，兴实业”。[94]

张人骏的陈词滥调遭到其他督抚的坚决反对。孙宝琦驳斥说，“国会不立，恐中央无严肃之精神，各省徒相承以粉饰。历来疆吏何人不讲整饬吏治，各省亦何尝不务实业，其效安在”？袁树勋指斥张人骏的主张为“人治”，“非法治”。周树模坚定地指出：立宪已经宣布，决无反汗之理，现在“所争者为迟速之问题，非讨论内阁与国会之是非也”。若“因仍故步”，“终成官样之文章”。增韫也尖锐地批评：“立宪政体业已宣布，过渡时代只能作济河焚舟之谋，不宜作日暮途穷、倒持逆施之计。”[95]冯汝骙等亦驳斥了张人骏的谬论。社会舆论的谴责尤其激烈。

但张人骏思想僵化，头脑顽固，程德全与之当面辩论，他理屈词穷，最后仍说：“我虽无言可对，然心中终不服也。”[96]正是这样的一些老朽顽固分子在阻碍着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和近代化的实现！

军机大臣见李经羲出头，特致电向其提出警告：“现在人民要求国会甚热，宜稍镇静，请勿主持其事。”[97]李经羲有所顾虑，不愿领衔，但仍担任主稿事宜。锡良、瑞澂不畏威迫，自告奋勇领衔。于是前述十九位督抚、将军于25日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

该电详细分析了建立责任内阁、召开国会与否的利弊，批驳了张人骏等人的谬论后指出：舍责任内阁和国会，“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措手之方。缺一则辅车无依，（内）阁、（国）会均有逾辙之害。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此非锡良等之私言，实天下臣民所公认者也。今日大患，在于政务太繁，财用日绌，有内阁统一政策，国币始可酌盈剂虚；有国会协赞岁用，要政始不因噎废食。比者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皆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光绪）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锡良等更有渎者，以明怀宗之忧勤惕厉，卒无救于明室，其谓诸臣皆亡国之臣，岂有他哉，不负责任而已。夫以政体不善，致天下臣民无一担负责任之人，而使至尊独忧社稷，此为何等景象？殷鉴不远，能无懔栗。锡良等知而不言，无以对我皇上，更无以对我先帝。伏恳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以明年开设国会。饬宪政编查馆克期拟呈议院选举各法，钦定施行。宗社幸甚，民生幸甚。”[98]

这篇奏稿深得媒体颂扬，以为“融会世界立宪法理，体究中国今日专恃即开国会，以救危亡事实，释疑辨难，字字有斤两，语语有价值。近年请求速开国会之文章连篇累牍，未有如是包举无遗，天衣无缝者”，堪称“中国立宪史第一宏文”。[99]此乃这次请愿中的又一突出特点。

与此同时，出使各国大臣也上奏速开国会。